说毛泽东周恩来“老和尚” 他下场凄惨去向成谜(图)

2019-06-06 00:31 桌面版 正體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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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章怡和作品《往事并不如烟》。(右)批斗章怡和父亲章伯钧
(左)著名作家章怡和作品《往事并不如烟》。(右)批斗章怡和父亲章伯钧。(网络图片)

1957年,毛泽东“引蛇出洞”,召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他们积极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中共宣称“言者无罪”。结果把至少55万人划为“右派份子”,其中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六人至今也未予摘帽平反。

毛泽东中共“引蛇出洞”

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召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他们积极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为消除党外人士的思想顾虑,中共特地宣布,向共产党提意见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为原则。知识份子和民主党派人士于是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

结果到了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份子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社论,整风风向为之一变,全国开展了反右派斗争。中共把大批知识份子、“爱国民主人士”和少数党员干部等划为“右派份子”,人数达55万余人。

章伯钧、罗隆基等人就是当年全国闻名的“大右派”代表人物,而且至今也未予以平反。

“中国第一右派”章伯钧

章伯钧(1895~1969),安徽人,著名作家章怡和之父。早年留学德国,在德国柏林大学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在德留学期间,与朱德同住一室,并经朱介绍参加过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民主同盟、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并曾担任副主席和主席。

中共建政后,章伯钧曾担任交通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1957年5月21日下午,章伯钧在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有如下发言:

鸣放并不影响共产党的领导,而是愈益提高了共产党的威信。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给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

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满,应该展开广泛的讨论,制度是可以补充的,因为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样搞,民主生活的内容就会丰富起来。

政协、人大不要待到期满,今年就可以进行明年要做的大事的讨论。不能全靠视察制度,对国家准备做的事情要经常讨论。

近一两年来,政府对老年知识份子问题有所安排,收到了极大效果。但是还有些名望较小的知识份子,思想已经起了很大变化,生活也有困难,政府应当有适当的政策,逐步地解决他们的问题,国务院开会,常拿出成品,这种形式主义的会议可以少开。

镇反、三反、肃反中的遗留问题,党和政府应该下决心,检查一下,检查要有准备,要好好做。

今后有关国家的政策、方针性问题,多听听多方面意见。如果党内一决定,就那样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的。如文字改革,我认为既不是国防机密,又不是阶级斗争问题,是一个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却只由少数热心分子作了讨论。如果文字改革问题等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没意见;我不反对;如果是文化问题,就应该在党内展开讨论,应该多从学术、政治、道理上进行讨论。

以上这篇刊于1957年5月22日《人民日报》的发言,最终成了章伯钧被划为右派的罪状和定性材料。罪状的第一条是主张政治设计院;罪状的最后一条是反对文字改革。另加了一条是主张“轮流坐庄”。

1980年中共决定给百分之九十九的右派平反,但章伯钧仍是大右派,不予改正。平反右派时,中央统战部对章的家属说,当年给章的划右材料都不确实。

章伯钧则告诉女儿章怡和,自己的划成右派的依据共五条。第一条,是主张轮流执政。而这么至关重要的话,并非自己所讲,乃出自程潜之口。第五条是反对文字改革,纯学术问题,也充做反党言论。罪状由共产党定下,概不与本人核实。

“中国第二右派”罗隆基

罗隆基(1898~1965),江西省安福县人,1921年先后赴美英留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1928年回国。曾因发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言论被逮捕。1949年后,当森林工业部部长。以下是罗隆基在1957年整风运动中的言论:

思想不能统一也不必统一。而且以人类的经验论,自有政党历史以来,从来没有过“党外无党”这回事,更没有“党内无派”这回事。政党本来是与民主政治交相为用,相辅进行的。以民主主义治党,就不怕“党外有党”,民主的功用就在于调剂党内的派系、党外的党,使一切意见主张的纷争,走上光明正大轨道,而不趋于革命流血一条狭路。

马克思社会主义是历史学家永远的疑团,这种无逻辑、愚呆的主义,何以能在民众的心理上发生如此有力且深远的影响,并且借由民众所受的影响而反过来影响历史自身?

政治失败,党员失德,是一党政治的必然结果。在一党专制下,人民没有组织和言论的自由,亦没有监督、指责党局和党员的机会,独裁政治的结果,自然是专政者腐化,政治日趋腐化,人民日益叛离……

周总理是南开出身的,毛主席是北大出身的,我是清华出身的,为什么他们就能代表无产阶级而要我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呢?

章怡和在《往事并不如烟》中有这么一段罗隆基跟章伯钧的对话:他们的第一话题,是反右。对此,罗隆基感慨万端,说:“伯钧呀,这个反右,毛泽东搞的是诱之言,陷之罪哇。而我们是转瞬之间,百暖百寒,一身尝尽矣。自己是想做官的,但做官做到饱受屈辱,人格丧尽,是谁也没有料到的。对三五反,我就有些看法。被认为有问题的人,都斗得很苦,像潘光旦,刘王立明。一个老百姓不管有无问题,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何况是潘光旦这样的学者教授。在民主党派里,三五反使民建(即中国民主建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肃反时的搞法,我更是不同意的。被冤枉的人不少,又无法申诉。这么,我才提出建议成立一个平反委员会,它必须自成系统,而且一定要和共产党的领导机构分开来。我的这个提议,目的无非是为受委屈的人解决问题。后来毛又搞胡风,我当时就跟范朴斋、张松涛讲,共产党这次肯定也是错了。我的主要讲话,大部属于人大、政协、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按说是应该受法律保护的。结果,都成了共产党划我做右派的罪状。”

你一言,我一语。罗隆基越说越起劲了:“对共产党,有些道理是讲不通的。宪法制定的时候,我早说它不大像法,仍旧是属于‘共同纲领’性质。现在怎么样?事实说明问题。我们还没有犯法,就由毛主席宣布‘有罪’。国家主席或执政党领袖的讲话,即可成为判罪的标准?一点法律上的正当手续也没有,何况它本来就是一部没有诉讼的法。国家宪法的要义,就是政府守法。老实讲,毛泽东的搞法是违宪。——伯钧哪,可以说我们是为真理而沦为贱民。”

1958年1月,民盟中央宣布撤销罗隆基民盟中央副主席职务,撤销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同时撤销森林工业部部长职务。1965年12月7日子夜,赋闲在家的罗隆基因心脏病突发心绞痛,孑然一身猝然离开人世。他没有妻子,没有子女。他死去的时候,头上还戴着“右派份子”帽子,没有举办追悼会。

储安平

储安平(1909~1966?),江苏宜兴人。1932年从上海光华大学毕业后,担任国民党《中央日报》副刊编辑;1936年赴英国伦敦大学深造;1938年回国后,担任《中央日报》编辑、复旦大学等校教授、《观察》杂志社社长兼主编。1949年后,他先后担任新闻出版总署专员、新华书店总店副总经理、新闻出版总署发行管理局副局长、《光明日报》总编辑、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和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作为名记者、大作家型的官员,储安平当时在上层知识份子中很有些名气和影响。

1957年6月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举行座谈会。储安平同时参加了民主同盟和九三学社,又是新闻界和知识界的著名人士,所以也在被邀人员之列,他还在座谈会上发表了题为《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的发言。以下是发言选摘:

解放以后,知识份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

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记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重要目的是实现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钜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

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党走,但跟党走……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们所担任的职务很不相称。没有做好工作,而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的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个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个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

“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提倡能够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二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个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没有一个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可以被培养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党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处理得当,可以缓和到最大限度。党外人士热烈欢迎这次党的整风。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对国事有所贡献。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党今后怎样更尊重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宽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孓小民都能各得其所,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由党来考虑解决。”

储安平后面的这番话,直接把矛头指向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并且把毛泽东和周恩来称为“老和尚”。在当时确实惊世骇俗!此言一出,当场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第二天(6月2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储安平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像是在全国范围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全国上下义愤填膺,开始了对储安平“党天下”言论的批判、驳斥。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份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并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从而在全国吹响了反右派斗争的号角。在这形势下,储安平理所当然首当其冲,成为口诛笔伐的众矢之的。

储安平见势不妙,便于6月8日下午向《光明日报》社社长章伯钧送去了辞呈。储安平辞职以后,社会上对他的批判进一步升级,使得他被迫写检查。7月13日,他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发表了《向人民投降》的谈话,并全文刊登在7月15日的《人民日报》上。储安平因此名列中国十大右派之榜。1958年1月13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第五次会议,决定取消储安平的人大代表的资格。不久,九三学社决定撤销储安平的相关职务。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储安平就被揪了出来,又成了批斗的对象,被勒令每天打扫街道,并且饱受了红卫兵对他的打骂侮辱。1966年秋,储安平失踪。至今下落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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