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毛澤東周恩來「老和尚」 他下場淒慘去向成謎(圖)

2019-06-06 00:31 桌面版 简体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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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章怡和作品《往事並不如煙》。(右)批鬥章怡和父親章伯鈞
(左)著名作家章怡和作品《往事並不如煙》。(右)批鬥章怡和父親章伯鈞。(網絡圖片)

1957年,毛澤東「引蛇出洞」,召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請他們積極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中共宣稱「言者無罪」。結果把至少55萬人劃為「右派份子」,其中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等六人至今也未予摘帽平反。

毛澤東中共「引蛇出洞」

1957年4月30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召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請他們積極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為消除黨外人士的思想顧慮,中共特地宣布,向共產黨提意見以「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為原則。知識份子和民主黨派人士於是提出了許多寳貴意見。

結果到了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份子進攻的指示》,《人民日報》發表了《這是為什麼》社論,整風風向為之一變,全國開展了反右派鬥爭。中共把大批知識份子、「愛國民主人士」和少數黨員幹部等劃為「右派份子」,人數達55萬餘人。

章伯鈞、羅隆基等人就是當年全國聞名的「大右派」代表人物,而且至今也未予以平反。

「中國第一右派」章伯鈞

章伯鈞(1895~1969),安徽人,著名作家章怡和之父。早年留學德國,在德國柏林大學取得哲學博士學位。在德留學期間,與朱德同住一室,並經朱介紹參加過中國共產黨。是中國民主同盟、中國農工民主黨的創始人之一,並曾擔任副主席和主席。

中共建政後,章伯鈞曾擔任交通部部長、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1957年5月21日下午,章伯鈞在中央統戰部座談會上有如下發言:

鳴放並不影響共產黨的領導,而是愈益提高了共產黨的威信。現在工業方面有許多設計院,可是,政治上的許多設施,就沒有一個設計院。我看政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應該是政治上的四個設計院。應該多發揮這些設計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設,要事先交給他們討論,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

現在大學裡對黨委制很不滿,應該展開廣泛的討論,制度是可以補充的,因為大家都是走社會主義的路。這樣搞,民主生活的內容就會豐富起來。

政協、人大不要待到期滿,今年就可以進行明年要做的大事的討論。不能全靠視察制度,對國家準備做的事情要經常討論。

近一兩年來,政府對老年知識份子問題有所安排,收到了極大效果。但是還有些名望較小的知識份子,思想已經起了很大變化,生活也有困難,政府應當有適當的政策,逐步地解決他們的問題,國務院開會,常拿出成品,這種形式主義的會議可以少開。

鎮反、三反、肅反中的遺留問題,黨和政府應該下決心,檢查一下,檢查要有準備,要好好做。

今後有關國家的政策、方針性問題,多聽聽多方面意見。如果黨內一決定,就那樣幹下去,是不能達到預期的目標的。如文字改革,我認為既不是國防機密,又不是階級鬥爭問題,是一個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卻只由少數熱心分子作了討論。如果文字改革問題等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我沒意見;我不反對;如果是文化問題,就應該在黨內展開討論,應該多從學術、政治、道理上進行討論。

以上這篇刊於1957年5月22日《人民日報》的發言,最終成了章伯鈞被劃為右派的罪狀和定性材料。罪狀的第一條是主張政治設計院;罪狀的最後一條是反對文字改革。另加了一條是主張「輪流坐莊」。

1980年中共決定給百分之九十九的右派平反,但章伯鈞仍是大右派,不予改正。平反右派時,中央統戰部對章的家屬說,當年給章的劃右材料都不確實。

章伯鈞則告訴女兒章怡和,自己的劃成右派的依據共五條。第一條,是主張輪流執政。而這麼至關重要的話,並非自己所講,乃出自程潛之口。第五條是反對文字改革,純學術問題,也充做反黨言論。罪狀由共產黨定下,概不與本人核實。

「中國第二右派」羅隆基

羅隆基(1898~1965),江西省安福縣人,1921年先後赴美英留學,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1928年回國。曾因發表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的言論被逮捕。1949年後,當森林工業部部長。以下是羅隆基在1957年整風運動中的言論:

思想不能統一也不必統一。而且以人類的經驗論,自有政黨歷史以來,從來沒有過「黨外無黨」這回事,更沒有「黨內無派」這回事。政黨本來是與民主政治交相為用,相輔進行的。以民主主義治黨,就不怕「黨外有黨」,民主的功用就在於調劑黨內的派系、黨外的黨,使一切意見主張的紛爭,走上光明正大軌道,而不趨於革命流血一條狹路。

馬克思社會主義是歷史學家永遠的疑團,這種無邏輯、愚呆的主義,何以能在民眾的心理上發生如此有力且深遠的影響,並且藉由民眾所受的影響而反過來影響歷史自身?

政治失敗,黨員失德,是一黨政治的必然結果。在一黨專制下,人民沒有組織和言論的自由,亦沒有監督、指責黨局和黨員的機會,獨裁政治的結果,自然是專政者腐化,政治日趨腐化,人民日益叛離……

周總理是南開出身的,毛主席是北大出身的,我是清華出身的,為什麼他們就能代表無產階級而要我代表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呢?

章怡和在《往事並不如煙》中有這麼一段羅隆基跟章伯鈞的對話:他們的第一話題,是反右。對此,羅隆基感慨萬端,說:「伯鈞呀,這個反右,毛澤東搞的是誘之言,陷之罪哇。而我們是轉瞬之間,百暖百寒,一身嘗盡矣。自己是想做官的,但做官做到飽受屈辱,人格喪盡,是誰也沒有料到的。對三五反,我就有些看法。被認為有問題的人,都鬥得很苦,像潘光旦,劉王立明。一個老百姓不管有無問題,怎麼可以這樣對待?何況是潘光旦這樣的學者教授。在民主黨派裡,三五反使民建(即中國民主建國會)受到很大的影響。肅反時的搞法,我更是不同意的。被冤枉的人不少,又無法申訴。這麼,我才提出建議成立一個平反委員會,它必須自成系統,而且一定要和共產黨的領導機構分開來。我的這個提議,目的無非是為受委屈的人解決問題。後來毛又搞胡風,我當時就跟范樸齋、張松濤講,共產黨這次肯定也是錯了。我的主要講話,大部屬於人大、政協、統戰部座談會上的發言,按說是應該受法律保護的。結果,都成了共產黨劃我做右派的罪狀。」

你一言,我一語。羅隆基越說越起勁了:「對共產黨,有些道理是講不通的。憲法制定的時候,我早說它不大像法,仍舊是屬於『共同綱領』性質。現在怎麼樣?事實說明問題。我們還沒有犯法,就由毛主席宣布『有罪』。國家主席或執政黨領袖的講話,即可成為判罪的標準?一點法律上的正當手續也沒有,何況它本來就是一部沒有訴訟的法。國家憲法的要義,就是政府守法。老實講,毛澤東的搞法是違憲。——伯鈞哪,可以說我們是為真理而淪為賤民。」

1958年1月,民盟中央宣布撤銷羅隆基民盟中央副主席職務,撤銷全國人大代表資格,同時撤銷森林工業部部長職務。1965年12月7日子夜,賦閒在家的羅隆基因心臟病突發心絞痛,孑然一身猝然離開人世。他沒有妻子,沒有子女。他死去的時候,頭上還戴著「右派份子」帽子,沒有舉辦追悼會。

儲安平

儲安平(1909~1966?),江蘇宜興人。1932年從上海光華大學畢業後,擔任國民黨《中央日報》副刊編輯;1936年赴英國倫敦大學深造;1938年回國後,擔任《中央日報》編輯、復旦大學等校教授、《觀察》雜誌社社長兼主編。1949年後,他先後擔任新聞出版總署專員、新華書店總店副總經理、新聞出版總署發行管理局副局長、《光明日報》總編輯、九三學社中央委員、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和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作為名記者、大作家型的官員,儲安平當時在上層知識份子中很有些名氣和影響。

1957年6月1日,中共中央統戰部邀請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舉行座談會。儲安平同時參加了民主同盟和九三學社,又是新聞界和知識界的著名人士,所以也在被邀人員之列,他還在座談會上發表了題為《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的發言。以下是發言選摘:

解放以後,知識份子都熱烈地擁護黨,接受黨的領導。但是這幾年來黨群關係不好,而且成為目前我國政治生活中急需調整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的關鍵究竟何在?

據我看來,關鍵在『黨天下』的這個思想問題上。我認為黨領導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大家擁護黨,但並沒有忘記了自己也還是國家的主人。政黨取得政權的重要目的是實現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為了保證政策的貫徹,鞏固已得的政權,黨需要使自己經常保持強大,需要掌握國家機關中的某些樞紐,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兒,事無鉅細,都要看黨員的顏色行事,都要黨員點了頭才算數。這樣的做法,是不是太過分了一點?

在國家大政上黨外人士都心心願願跟黨走,但跟黨走……並不表示黨外人士就沒有自己的見解,沒有自尊心和對國家的責任感。這幾年來,很多黨員的才能和他們所擔任的職務很不相稱。沒有做好工作,而使國家受到損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劇了黨群關係的緊張,但其過不在那些黨員。而在黨為什麼要把不相稱的黨員安置在各種崗位上,黨這樣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樣的思想?從而形成了現在這樣一個一家天下的清一色的局面。我認為,這個『黨天下』的思想問題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是黨和非黨之間矛盾的基本所在。」

「今天宗派主義的突出,黨群關係的不好,是一個全國性的現象。共產黨是一個有高度組織紀律的黨,對於這樣一個全國性的缺點,和黨中央的領導有沒有關係?最近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見。但對老和尚沒有人提意見。我現在想舉一個例子,向毛主席和周總理請教。」

「解放以前,我們聽到毛主席提倡能夠和黨外人士組織聯合政府。1949年開國以後,那時中央人民政府六個副主席中有三個黨外人士,四個副總理中有二個黨外人士,也還像個聯合政府的樣子。可是後來政府改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副主席只有一個位,原來中央人民政府的幾個非黨副主席,他們的椅子搬到人大常委會去了。這且不說,現在國務院的副總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沒有一個非黨人士,是不是非黨人士沒有一個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沒有一個可以被培養來擔任這樣的職務?從團結黨外人士,團結全黨的願望出發,考慮到國內和國際上的觀感,這樣的安排是不是還可以研究?」

「只要有黨和非黨的存在,就有黨和非黨的矛盾。這種矛盾不可能完全消滅,但是處理得當,可以緩和到最大限度。黨外人士熱烈歡迎這次黨的整風。我們都願意在黨的領導下盡其一得之愚對國事有所貢獻。但在實際政治生活中,黨的力量是這樣強大,民主黨派所能發揮的作用,畢竟有限度,因而這種矛盾怎樣緩和,黨群關係怎樣協調,以及黨今後怎樣更尊重黨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樣更寬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國無論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孓小民都能各得其所,這些問題,主要還是要由黨來考慮解決。」

儲安平後面的這番話,直接把矛頭指向了毛澤東和周恩來,並且把毛澤東和周恩來稱為「老和尚」。在當時確實驚世駭俗!此言一出,當場就引起了激烈的爭論。

第二天(6月2日)的《人民日報》發表了儲安平在座談會上的發言,像是在全國範圍爆炸了一顆原子彈,全國上下義憤填膺,開始了對儲安平「黨天下」言論的批判、駁斥。6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了《組織力量反擊右派份子的猖狂進攻》的黨內指示,並在《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親自撰寫的社論《這是為什麼?》,從而在全國吹響了反右派鬥爭的號角。在這形勢下,儲安平理所當然首當其衝,成為口誅筆伐的眾矢之的。

儲安平見勢不妙,便於6月8日下午向《光明日報》社社長章伯鈞送去了辭呈。儲安平辭職以後,社會上對他的批判進一步升級,使得他被迫寫檢查。7月13日,他在第一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上,發表了《向人民投降》的談話,並全文刊登在7月15日的《人民日報》上。儲安平因此名列中國十大右派之榜。1958年1月13日,第一屆全國人大召開第五次會議,決定取消儲安平的人大代表的資格。不久,九三學社決定撤銷儲安平的相關職務。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儲安平就被揪了出來,又成了批鬥的對象,被勒令每天打掃街道,並且飽受了紅衛兵對他的打罵侮辱。1966年秋,儲安平失蹤。至今下落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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