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周恩来(图)
毛泽东和周恩来最后一次“握手”。（网络图片）
接上文：周恩来的伪善之谜
在刘少奇问题上，最清楚不过地暴露了他这个有着“光辉形象”的“伟人”，实际上是权欲私心极重、保护自身第一、而又性格懦弱的人。
如前所述，刘少奇在中共党内并无自己的帮派势力，他是靠毛提拔又大肆吹捧毛起家的，文革中打倒他及其叛徒集团也仅仅六十一人，其中地位最高的只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北京市长彭真和原任公安部长文革前调任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其余大多属文教宣传系统，刘少奇凭这几个毫无实力的人马就反毛泽东，莫非利令智昏？
或者他反毛只是毛的猜疑从而蒙受沉冤？
刘少奇虽然没有明目张胆地反毛，但是架空毛的举动确实已有数年，毛在文革前，想把姚文元的文章放在《人民日报》或《北京日报》发表，都被置之不理，表明刘、彭已不把毛放在眼里。大跃进失败之后，毛被迫在党内七千人大会上作检讨，刘少奇虽然未点名，却极为直截了当地在大会上说领袖不是神，也有犯错误的时候，我们不应该盲目跟随，喊万岁是封建主义等等。毛被迫退居二线，不再过问经济问题。
与光杆司令相差无几的刘少奇哪来的这份力量，竟能迫使毛泽东收敛气势，处于半退隐状态？结论很简单，刘脱离了毛的阵营，和周恩来结成了联盟。
六零年后，邓小平把中央书记处工作全部交给副手彭真处理，自己一心玩桥牌，出席政治局会议时一言不发，坐得离毛远远的，这表明周派早就预谋让刘派充当与毛直接冲突的马前卒。
他们俩结成联盟，中央高层权力就基本上被控制住，七名政治局常委之中，毛就只剩下林彪唯一的死党了，而林彪自建政以后，几乎从不过问政治，政治局会议极少参加。一个原因是他脊髓神经受过枪伤，身体十分虚弱，怕风怕光怕冷怕热，另一方面他深知伴君如伴虎，自己又有功高震主之嫌，不如退避三舍。
如此，在政治局常委之中，毛成了孤家寡人。
至于军队中的势力，刘少奇虽没有半点，但周恩来却至少和毛泽东旗鼓相当，而在八大元帅之中，周恩来的势力远大于毛泽东。毛在庐山会议为显示自己头上不可动土，砍去了他的忠臣彭德怀，罗荣恒在文革前病逝，因此十大元帅只剩八人，按照周、刘盘算，他们采取逐步架空毛的战术定可稳操胜券，在党内高级干部中，毛的威信大挫之后，刘少奇的威信逐年上升，至文革前已达到和毛并驾齐驱地步。
可惜他们设计的棋步中，走了一步最大的错着：他们为了麻痹毛，为了遮盖自己的用心，在架空毛的同时，却在舆论方面开始大捧特捧、大吹特吹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毛为了方便自己部署反击，以提拔罗瑞卿去当总参谋长的方式，赶走了老跟在自己身边的公安部长。罗瑞卿以为毛可被甜言蜜语蒙住，还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一文，他们以为毛逐步被架空，而自己又被塑造成毛思想的最佳继承者，如此毛将无反击之力了。他们低估了毛泽东。
毛泽东精心部署的反击方式是他们完全没有料想到的。
毛利用对手为了麻痹自己和民众所搞的个人崇拜，借力打力，干脆走出北京，躲在上海和杭州，直接通过广播电台发动文化大革命，煽动千百万无知的民众和狂热的青年造反，让全国迅速处于瘫痪状态。
毛此时在民间已如同“神”，民众只要知道有谁竟敢不敬、亵渎这位“神”，非蜂拥而上，咬死他撕烂他不可。
为了以防万一，毛在号召全国造反的前夕，密令林彪把三十八军调入北京。对于林彪来说，不参与这场权力斗争，不调军救驾，刘周得势照样会清除他。因此林彪从六三年起也参加了神化毛的大合唱，不能让接班人的形象专利只属刘周一派。
毛调兵入京与其说真的决心同周恩来作军事决战，还不如说是摆开一个决战的架势。
毛深谙周恩来的性格。果然，周恩来在出乎意料的反击和对手打算蛮干的架势面前，惊慌失措一阵之后，可耻地退缩了，他选择了抛弃刘少奇，以求自保，使毛乱中求胜的险棋得逞。
中共为周辩护的观点称，周当时这么做是为了顾全大局，不得不忍辱负重，如果他不顾全大局，全国将更乱得不可收拾。但中国那时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到处枪炮轰鸣打内战，死了不知多少人，哪还有什么大局可顾？
民间尚有不少平头百姓，为了捍卫刘少奇不惜浴血奋战，相比身居要津、手握大权的周恩来，何者更有社会正义、更关心民族的命运？
周恩来背叛了刘少奇，也背叛了众多敢于以生命作抗争的民众。
所谓的顾全大局，戳穿了只是为了保全他那官僚小集团利益。
周恩来的懦弱，毫无政治理想，在危急关头首先明哲保身的性格，使毛泽东轻易获了搞垮刘少奇的胜利，但他并不善罢干休，毛认为只有搞垮周恩来，绝对权威的地位才能真正巩固。
就在刘少奇迅速垮台的同时，毛部署了对周的攻击。
第一次是利用红卫兵联动组织，在北京街头贴大字报，抛出周恩来二七年“四･一二”大屠杀期间被捕，随后在报上刊登〈伍豪（周当时代号）脱党启事〉得以获释的材料，依共党纪律，凡被捕后发表脱党声明求得获释，便是叛徒。
对这一经历，周恩来自己是这样解释的，他被捕时，国民党士兵并没有认出他，以为他是一般党员，他的黄埔学生、白崇禧的弟弟白洋闻讯到狱中释放了他。至于脱党启事，他根本不知道，是他出狱后，白洋为了对上有所交待以他名义登的。
这一有鼻有眼的叛徒材料，换作他人早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了，但结果却是“联动”成员，被安上反革命罪名全数逮捕。
第二次是通过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关锋、戚本禹提出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结果遭到周恩来的军中势力激烈抵抗，大有决战之势（即著名的武汉兵变和大闹怀仁堂事件），毛泽东见势不妙，抛出王、关、戚作牺牲品，由于军中分裂的迹象日趋严重，毛最后只好拿林彪作替罪羊，以换取冲突平息。
第三次是批孔批《水浒》同样是以毛的退让失败而告终。
周是如何粉碎毛的进攻的，这方面材料中共丝毫未透露。
因而海外舆论就把毛的被迫退让看作是江青瞒着毛在搞周恩来，把罪名全泻到江青头上，其实江在受审时己一语道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他叫我咬谁，我就咬谁。”
第三次反周，毛已动用江青亲自出马，毛此时手中的大牌也已出尽了，而周恩来只是炮制了《红都女皇》事件作为反击，江青落得里通外国，出卖党和国家机密的罪行，立刻威信扫地、气焰难再。
毛的取胜仅仅靠天相助，比周多活了八个月，但他仍无力也无足够的时间全扫周的势力，只是打倒了邓小平，而这场胜利又是那么短暂，周的势力没垮，最终取胜的仍是他。
然而，周恩来无论作为做人还是作为政治家来说，他真的胜利了吗？不少人为周辩解道，当时周若同毛公开对抗，不但保不了别人，连他自己也要垮台。
可是至少从目前公开的事实来看，根本不应得出如此结论，暂且试举二例：
一是六六年冬，毛躲在杭州遥控，江青在京，背地里唆使红卫兵冲进中南海，包围国务院，将周恩来围困二十四小时之久。周劝说红卫兵撤退无效，军方大怒，某军头调军入京，向包围国务院的红卫兵开枪扫射，用周的原话来说“死了很多人”，此一事件是周本人亲口向文革后来访的斯诺透露的。毛闻讯后，不敢有所动作，反称红卫兵受反革命挑动，把围周事件的头头全部逮捕入狱。
其二即武汉兵变，更是著名，毛要军队支持地方上的左派，武汉军区偏偏支右。毛派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王力到武汉发动“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政委钟汉华干脆把王力抓起来。他们听说毛本人也到了武汉督阵，就发动几十万市民包围武汉机场，要把毛拦截下来，毛见势不妙，赶紧脱身。要周出面去平息事态。周把陈带到北京，当时虽解除了职务，可却是文革中最早平反解放的一人。
由此可见，连陈再道这样一个军区司令公然对抗，毛都奈何他不得，遑论周恩来！
从毛在文革中数次扳不动他，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他若多分勇气，多为全民族利益着想一下，而不是为虎作伥，中国百姓何至于遭受十一年之久的文革苦难！
假如周同刘少奇一样也迅速垮台，文革也可早早结束，可偏偏这个怯懦的人又拥有那么大的权势，两军相持不下，民众陪绑陪斩十一年。
周恩来一生如有后悔，定会后悔抛弃刘少奇，作可耻退让吧！
刘少奇惨死狱中之际，口里叫骂、心中最恨的恐怕不是毛泽东，而是周恩来吧！
周恩来的“演技”
一九七零年夏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次会议上，毛泽东突然借故批判陈伯达，并株连林彪，向与会者传递了毛对林彪不满的信息。
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并没有马上返京处理事务，而是留了九十九名党政军高级干部下来，名曰周恩来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报告。会上周不谈当前形势，却回顾历史，披露了当年派陈毅去夺取毛泽东军权的事实。
这段历史与会者毫无所知，他们一直以为周是毛的亲密战友，现在听到周抖出这段往事来，极为震惊。
当然周在抖出之前有段引子，说毛泽东思想用词虽然通俗易懂，但学一遍二遍是不能真正理解的。然后就“交待”了以往自己曾犯过的严重错误，最后总结自己犯错误的根源，是由于年纪轻轻就当了大官，官瘾重，怕违背莫斯科指示丢官，就盲目执行，周恩来称这是他一生中最严重的教训。
周恩来在这次讲话中明的方面至少披露了二条信息：
他在党内地位曾高于毛泽东；他和毛泽东之间有过严重过节。
当时更令听众吃惊的是，周使用了“做官”“官瘾”之类的词，此类词在中共建政后通常只被使用在旧社会的官僚头上，也就是只被使用在敌人头上，共产党称自己的官为干部。这种禁忌直到七九年底才打破，那时《光明日报》发表一篇文章标题是〈不可按长官意志支配经济〉，引起举国轰动，轰动的不是文章的内容，而是标题中的“官”字，百姓说这下不得了，共产党干部也被称为官了。
因此此篇谈尊重经济规律的文章，居然在全国起到了精神解放的作用。此后，老百姓用官来形容共产党，表达心中不满，已成流行词汇。如今大陆人使用“官”这一词时已不觉有什么特别了。
可以想像，周恩来七零年在讲用会上使用这一词作自我批判，听众会吃惊到何等程度。表面上看来是周恩来严于自责，但在座的听者都是中央委员，都是官场上混出来的，头脑岂有如此简单？且周恩来挑选留下的听众都是实权人物，充充门面的工农兵委员，他是不会邀请的。
好几年之后，一位在场的听众、某军区头头回忆此事时说，“我当时非常震惊。一是第一次知道这段历史的震惊，二是感到有点不对劲，好像毛泽东和周恩来也不那么友好。但当时不敢多想，这种事想多了，万一不慎说出口来，会给自己惹大麻烦。后来到了批林批孔运动，江青明显想把火引到周总理身上去，我对庐山会上的报告就恍然大悟，看来周是早知道毛主席要搞他。”
这才是周恩来所谓严厉自我批判的真正用意。
他在会上再三反复强调毛的话不是一下子就能理解的，实际上是暗示听众对这次庐山会议要往深处多想想。周明白毛为了巩固江青和张春桥的地位以及平息在军中不满，不得不牺牲林彪，这样他和毛之间就没有缓冲地带，接下来就将是他和毛之间的直接斗争了。
周恩来作完报告之后，送了一份抄件交庐山档案馆保存，并且只是作为一般保密文件保存，也就是允许这份报告流传。
类似的高姿态，表现在周恩来身上已有好多次，在遵义会议上他同样也是以自我批评的方式达到了目的。
当博古、苏联顾问李德和毛泽东、彭德怀一直争执不休，博古坚决不肯认错让步时，周恩来站起来发言了，说“军事失利，作为军事部长的我，得负主要责任，我请求党中央解除我军事部长的职务。”周恩来这一高姿态表演，既使博古失了靠山，又使自己博得赞扬，博古被迫让步交权，博古交权就完蛋，周恩来依然稳坐中央核心。
另一种说法是林彪派兵包围遵义会议，说不开出个结果，不许散会。所谓开出个结果就是恢复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周恩来见势不妙，才转舵。
以谦谦君子形象遮盖自己真正目的是周恩来的拿手好戏。可是我们也不能说周毫无道德，当不会损害他的根本利益时，他能表现出真诚的道德，可是一但利益攸关时，道德就成了他的手段，他玩得如此娴熟，表演得如此成功，活着时，几乎无人能辨别出来。
周恩来“人情味”表现同样如此。试举一例，西安事变中，周表达了中共的几点主张，周讲完之后并非如同外界所想像，拿出协议书伙同张学良威逼蒋介石签字，而是话锋一转，聊起了家常，话题自然转到孩子身上，蒋介石说已和经国断了音讯很久，很想他，周恩来装作不知情的样子，说这件事我们可以通过苏联关系，一定替蒋校长找到并送回令公子。
谈判关键时刻聊起了家常，无意中谈到了孩子，难道是偶然的巧合？
这分明是周事先精心谋划的结果，即使蒋介石也未必能当下识破他的用心，否则就不会接他的话题了。协议就是在这种表面上充满人情味，实际上暗含威胁的气氛下签定的。
这就是周恩来！他即使处在优势地位，给你下药时也一定裹着糖。
周恩来还有一个形象是铁面无私。中共最爱宣传周恩来清正廉洁，从不徇私情，与以权谋财、贪污腐败的官僚比，周恩来确实是廉洁的，我们不会否认这一点，可是周的私心不表现在钱财和帮助亲友上，不等于他就没私心。他的私心表现在权欲上，表现在只重自己的官位、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
亵渎了总理的职责，祸害甚至比贪官污吏更大，如果不贪财就是好官就值宣扬，那么“四人帮”中的张春桥其清正廉洁程度丝毫不亚于周恩来，中共为何把他投入狱中？
显然中共在这方面是双重标准，首先取决于你是谁的人，其次才是品质问题。
周恩来有时还以铁面无私来掩盖他的冷酷无情、没有人性。
如本文开头提到的孙维世一案，周恩来的理由肯定是：“既然党组织掌握了材料，认为她和苏联勾结，我作为一个党员必须服从组织的决定，不能因为她是我的继女就袒护她。”实际上呢，他心里很清楚，毛泽东、江青想通过孙维世打开缺口，搞到他与苏联仍有勾结的材料。周为了显示自己心中无鬼，就批示同意逮捕孙维世。
同类的表演，周做过无数次。
长征刚开始时，红军把印刷机都拆下来带走，可是偏偏要抛下早已无权无势、又重病缠身的瞿秋白，分明要置他于死地。通知瞿秋白留下的就是周恩来。他是以党中央决定的名义通知他的。牺牲瞿秋白，对周恩来而言，就是少了一个能证明他领导革命多次失误的重要证人。
瞿秋白在国民党牢狱中写的《多余的话》，未伤乃周恩来及任何共产党人半句，这才是真正的厚道呢。
被抛下长征队伍的还有周恩来的密友陈毅。陈毅得罪了秦邦宪和苏联顾问，周恩来同样没替老友说一句话。
还有，为了不暴露长征行踪，出发前，他们杀了上万名被怀疑不可靠的士兵和下级军官。这就是闻名中外的万人坑事件。周是当时主要领导人之一。
在利害攸关时刻，毫无道义，抛弃牺牲朋友，是周的一贯表现。正因他骨子里是个极自私而又懦弱贪权的人，才导致文革中抛弃刘少奇、贺龙等行为。
当然，他也有过许许多多所谓“顶着压力，保护受害者”的故事，但其中没有一个会因此动摇他的权位，反而使他更得人心，在与毛的较量中，又多了一个筹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