击碎“中国梦”的五反惨案(图)

1952年中共的“五反”运动清晰标示中共的真正反动——逆历史理性而动。（网络图片）

1952年中共的“五反”运动（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经济情报），以工商业主为靶标，狠狠击碎“中国梦”，清晰标示中共的真正反动——逆历史理性而动。

由于中共至今不认同普世价值（视为万万不能走的“邪路”），拒绝意识形态与世界接轨，“五反”仍列重要政绩——

这是建国后（中共建政）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一场重大的阶级斗争，它的胜利，巩固了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开始建立工人监督生产、参与管理的制度，为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百度百科） 

被记录的罪恶

台湾一份资料（1961）

当初被共匪重视的民族资产阶级、被共匪拉拢的大陆工商界，在这次“五反”运动中，一举而被围剿，才开始尝到共匪的滋味了！自二月中旬起，各地即噩耗频传，仅上海一处，自杀、中风、与发神经者即不下万人。自杀方式，以跳楼、跃江、触电、吊颈者为最多，毒烈药品，尤其是安眠药片，早已禁上发售，故欲求安卧而死，亦不可得。法国公园与兆丰公园树丛中，经常悬尸三五人不等，马蹄之上，常见有人自高楼跳下，跳黄浦者更多。棺材店一扫而空。

广州街头亦常见横尸。某客清晨坐上三轮车，向车夫惊述刚刚看见两具血尸，车夫笑答：“两个算什么，我经过惠爱路时，怕不躺著有十几个？！”

刘鸿生 荣毅仁 卢作孚……

毛泽东誉为“觉悟的资本家”的刘鸿生（1888～1956），不到两年，除了两家工厂落入“人民”之手，感觉日差，1950年底化装逃亡，中途被捕；因有“觉悟资本家”招牌，先行软禁；1951年2月“五反”下狱。

申新纱厂暨“面粉大王”荣毅仁（1916～2005），被控“非法得利”、“与美帝藕断丝连”、“逃税”、“反动”……日子难过得很，根本不知后命。

对航运业贡献巨大的卢作孚（1893～1952），1950年率19艘船从香港投共，全国政协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2年2月5日，“民铎号”触礁沉没，被指“阶级敌人破坏”；8日民生公司“五反”动员大会，会场标语“欢迎卢总经理老实交待”！卢秘书揭发卢总向公股代表发射“糖衣炮弹”——宴请、看戏、洗澡。当晚，卢作孚在重庆安眠药自杀，留嘱归还“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1]1953年，毛泽东假惺惺将卢作孚列为民族工业不能忘记的四人之一。

一套短衫闯上海滩的邓仲和（1904～1983），已实现“中国梦”——拥产数百万美元，遭《解放日报》点名批判，家财抄没，工厂接管、公司改组、本人入狱。1948年，邓仲和以万两黄金从英商手中购得外滩汇中饭店，此时家属向行人拍卖刀叉、桌椅。

前招商局经理胡时渊被捕，其长江轮船公司遭清算。前虎标永安堂上海分行经理胡桂庾被捕……

空降兵

中兴煤矿常务董事长唐在章，风烛残年的老人，交出中兴贸易公司财产。检讨会前，老人冷静安排后事；会后，乘电梯上联合银行办公室，遗嘱留桌，开窗跳下。

五反进入高潮，南京路老介福绸缎庄、北京路新昌五金号等经理均“畏罪自杀”；西药店经理罗某，罚跪静安新村弄堂口（罪名“非法得利”）；金城银行两位经理殷纪常、郑翼如，跪着办公。殷纪常跳楼，仍不放过，殷家被抄，家人被捕。至四月底，上海市府宣布全市“五反”待决犯七万余。

1952年，资本家之所以选择跳楼而不跳江，乃投江不易找到尸体，否则家属会遭种种麻烦，甚至入狱。

那阵子，上海市长陈毅每天一进办公室，第一句话：“昨天又有多少空降兵？”

严防措施

四月中旬一天下午，上海静安寺路附近四人跳楼。中共只好采取措施：1、公园及僻静之处，派兵巡逻，不准停留；2、黄浦江边站岗，偏僻处扎上竹篱；3、高楼顶站岗，三楼以上窗户必须安装木栅或铁丝网；4、没收自杀者所有财产。

动员家属监视，发动群众防范。凡重要目标，寸步不离，“虽寝食便溲，亦不放松。”

两桩血案

1952年3月底，上海棋盘街著名桂圆店鼎丰号，张老板坦白三次，店员（有的沾亲带故）仍逼他“彻底坦白”。恰张老板生日临近，备席两桌，除全家与十余名员工，还邀来主持“五反”的干部。干部一见酒席，避嫌欲走，全体员工挽留，张老板声明“明天一定彻底坦白”，或者宴毕立即坦白，干部这才坐下。美酒佳肴，觥筹交错，张老板闩上店门。不久，声息渐微，竟至寂然。翌日，鼎丰号十时尚未开门，邻店报警而入，全体归西，张老板下了剧毒。惨案轰动上海滩。

广州“五反”比上海慢半拍。永汉南路汽车修理厂生意日衰，入不敷出，老板邵达祥准备关歇，政府不准。积欠员工三月薪水，员工（均为叔侄亲戚）大噪，借“五反”投诉邵老板逃税漏税，定于5月23日晚斗争大会。邵老板想想一直聘用照拂亲戚，得如此回报，22日深夜提五磅重锤连砸五名熟睡员工（邵松、邵均、吴增、苏华、苏沃），个个一锤完活，最后自砸，一案六命，上了香港《星岛日报》“广州专讯”（1952-5-26）。[2]

1952年10月25日，中共宣布五反“胜利结束”，但毛指示“一定要在运动中杀几个做样板，用来教育群众”。1953年2月28日，上海枪毙了大康药房老板王康年（1924～1953），“罪行”均为职工揭发、自己招供（刑讯之下求速死）、报纸渲染。抄没大康药房所有资产，其兄被逐、其妻自杀。[3]

结语

文革后，中共被迫悄悄复辟私有制，但坚持“中体西用”——经济半西化，政治仍赤化。中共“坚持马列不动摇”，但外企私商都怕历史重演，共产党一日不易帜更名，外企私商便一日难宁，达摩克利斯剑毕竟高悬。近年，习近平高调“初心”，私有财产又未宣布“神圣不可侵犯”，外企私商只能包不离身，时刻准备着……

【注释】

[1]陈冰：《卢作孚生死之谜》，载《新民周刊》（上海）2005年第26期，页52～54。
[2]亚洲联合通讯社资料室：《共匪四十年来之罪行》，亚洲联合通讯社（台北）1961年，下册，页549～557。
[3]《抗美援朝中的“奸商王康年”冤案真相》2018-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