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龄创业的褚时健(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9年3月14日讯】一个月之内,中国两位知名人士去世引发国内外关注与评价争议,一个是副部级高官、亲身经历中国数十年政治斗争被民间称为“两头真”的李锐,另一个是在国企干过一把手并锒铛入狱后高龄创业的褚时健。
中国人常说“盖棺定论”,所谓在一个人生前多少无法评价,因而死后评价成为庙堂与民间的共识。与此同时,中国人也喜欢说“死者为大”,就是说,即便一个人去世后,只要他有善良人性的一面,则往往避免去讨论他的时代性与局限性,正因如此,在名人去世评价问题上,近些年往往在中国引发民间论战,比如前几年过世的文学家杨绛。
为何名人去世会在民间引发争议?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由于官方与主流社会过于给名人拔高与赞誉。但,回归本质问题,即一个人该不该有如此高声誉?他做对了一些,他同时又做错了什么,比如李锐对政治问题上的“两头真”,是否符合逻辑正确?一手打造国企“烟王”的褚时健,是不是真的具备企业家精神?这需要严格区分与评判。
李南央:被捧杀的李锐
其实,对李锐的评价问题,李锐女儿李南央在最近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得异常客观:“他被中国一些人评价为改革派、良心派,甚至于曼德拉、神灯,这是纯粹错误的,李锐有他的时代局限性,他不过是被一些人放上面烤”(接受明镜视频采访)。
曾担任过毛泽东、陈云和高岗秘书,李锐亲身经历中国1949年后多次政治斗争,他写的《庐山事件实录》,就很好地记录了党内是如何整治另一位高官彭德怀的。近距离在中国高级领导人身边工作,到之后被整治,被关押在中国最顶级的监狱秦城多年,应该说,李锐是见识到党内最复杂最反人性的一面,同时,他也是目前中国为数不多了解当年事件的重要当事人。
李锐生前照片(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混沌年代之后,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李锐先后在中组部担任常务部部长以及中顾委(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近些年来看,李锐关注中国改革,甚至于在中国十九大会议召开时还写过建言信。在中国民间,李锐等这一批党内老人,有一个很出名的称呼-“两头真”,既爱国爱党,又爱人民。
所以,民间往往对李锐这种“两头真”老人存在疑惑,到底真在哪?一个最直接的逻辑就是,对党国体制的真,能不能换算到对人民的真。这显然是试图把中国政治体制的利益关系,直接等同于中国亿万没有选票没有民主自由的人民头上。
这显然是非常不适合的。甚至可以说,这种想法,无论在民主国家,还是极权化国家,都是不对的。民主国家,选民拥有民主的力量,所以,朝令夕改是主旋律,政党的人、政党与人民,并不是划等号,不管是竞选理念,还有实际操作中,都不可能。
而在极权化国家,党政一体,党就是国,国就是通过强制力手段控制每一个人,剩下的原子化个体就是被奴役的物件,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没有福利,没有选票,一切都是任人宰割。所以,名义上,党员甚至于党派可以高调宣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任何一个稍有智商的人都清楚,这是指鹿为马,这是强盗行为。所以,根源上,党、国家与人民,也是南辕北辙,利益截然相反与存在冲突的。
可以认定,“两头真”在现实社会就是个伪命题,逻辑上讲不通。还是李南央女士讲得清楚:“这些人把李锐捧高作为旗帜,作为神灯,而在美国和其他国家都不可能存在,这些人还残存的是中国传统的‘封建遗毒’,鼓吹个人,他们对民主制度的理解是非常片面狭隘的。”
当然,李锐自始至终没有明确提出过反体制,他的局限性在于,仍然试图通过建议的方式让体制运转更加灵活,可能这在他看来才能有益于国家与人民。在李锐去世后多日,中国官方媒体刊发了这一消息,生是党人,死是党魂,这是李锐的宿命,他并没有勇于打破宿命,死后被党旗环绕,这是他的局限性。
而且,相比于关注社会现状而言,李锐等两头真老人是严重不足的,他们会关心自己署名的杂志《炎黄春秋》,但几乎看不到他们对民间疾苦发声。这也难免遭人议论。说好的良心派,为何就只关注党内呢?难道良心与人性也分三六九等?
李锐这个改革派的旗帜倒了,在李南央看来,这些人还会重新树立另一个李锐。余毒过重啊。
褚时健的“企业家精神”
当李锐被捧为中国良心后,另一位中国企业家褚时健也被捧为“时代楷模”、“最具企业家精神”、“中国企业家之魂”。
褚时健成名是源于他打造了中国国企香烟品牌红塔山,他对云南经济发展做过贡献。在此之后,他由于贪污问题被入狱,出狱后,八十高龄还创立了自己品牌“褚橙”。
从企业家角度而言,并不否认褚时健通过个人努力为国企奋斗出力。但了解中国国情的人都很清楚,烟这样的消费品一直是被政府垄断的产业。也就是说,在被垄断的市场环境下竞争,褚时健并没有真正意义上遇到中国与国外的市场化企业竞争。
到今天为止,烟仍然是被政府所垄断。所以,我们无法得知,在国企当一把手的褚时健是如何运用垄断?如何把垄断发挥极致,才能打造一代“烟王”。客观来说,垄断产业非褚时健所制定,但他现实中确实在运用这样的优势资源。
细分的话,这是两个问题,首先国企性质,自然就倾斜了中国巨量的政治资源、融资环境以及方方面面采购等。第二个问题是,垄断下的市场竞争,到底算不算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竞争?答案显然是不算。
假如褚时健最被人称赞的红塔山经历那段属于企业家精神的话,同样的中石油、中石化、中移动、中联通、中电信以及世上最大的商业银行-工行一把手,是不是都具备企业家精神?
或许,人们赞扬的是褚时健高龄创业的勇气与毅力。这当然没问题,但18岁创业与80岁创业,只要你有条件,其实性质是一样的。再延伸些,中国亿万农民,哪个不是七八十岁还在辛苦作业?无论是种地还是外出打工?这背后也凸显了中国缺乏最基础的福利制度。
也许可以这样定义一个中国式企业家精神,任何靠自身努力,而非国企或政府资源垄断,靠真正意义上市场化竞争,一步步发展而起的民营企业,或做大,或成功,或失败,或再创业者,都具备企业家精神,都值得敬重。
不管是李锐,还是对褚时健,之所以在中国社会产生分化评价,这才是应有的多元化审视名人得失,才更有利于社会价值观清晰,而不至于形成一言堂与糊涂虫。反过来,也可以不断鞭策所有名人,你们配得上社会给予的赞誉吗?至少,李锐与褚时健所享受的赞誉是有较大缺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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