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京都模仿长安的格局修建而成，图为京都。（marchello74/Adobe Stock）
作为神州历史上三大盛世天朝之一的唐朝，其方方面面的辉煌成就一直被后人视为华夏文明的顶峰并引以为傲。唐朝之所以能成为中华文化的黄金时代，是因为唐人全面体现了佛道儒的精神，从上到下普信神佛、敬天知命、重德行善，所以在善恶有报的因果天理中能不断往上升华，为后世所不及。
作为盛世天朝的舞台，长安的格局与气质也同样具备了唐朝文化雍容大度、方正堂皇、昂扬开放的精神。佛道儒的思想例如道家的易理、佛家的宇宙观与儒家的中道守礼等等，处处蕴藏在长安的都市设计中，使之成为中土千百年来城市建设的典范。虽然长安在唐朝末年时就已经不存在了，但它丰富的内涵、几近完美的设计与辉煌磅礴的气势却永远存在历史的记忆当中。唐朝的长安在后人的心中，不仅仅只是一座古代的大都市而已，更是象征着神州大地在黄金时期所绽开的灿烂文化。
长安的兴建
唐朝长安城的历史其实是从隋朝开始的，只是隋朝的国祚过于短暂，对长安的建设并未在这短短的数十年中完成。当隋文帝统一天下、建立隋朝后，仍定都于汉长安。汉朝的长安旧城略靠西北方，自建城到隋朝开国时已经过去八百余年了。由于垃圾处理采取就近掩没的方式，造成城市供水的被污染，难以饮用；城市设施与规模也因年代久远且历经战乱而已显破败狭小、不敷当代之使用；加上临近渭水，常受洪水氾滥之忧。隋文帝在开皇二年（西元582年）命建新都，选址于旧长安城的东南方，一片叫龙首原的地方“卜食（筮）相土，宜建都邑”[1]。
唐长安城平面图（SY /wiki/CC BY 4.0）
根据史书记载来推断，至少从商朝开始，“卜食”与“相土”一直是炎黄子孙择址的两大决定因素。“相土”泛指考察当地的山水地形及物产人情等环境是否适合居住；“卜食”则是以占卜的方式求问上天神灵，迁居至经过相土选定之地的吉凶顺逆。先民认为人乃神所造，依天地之滋养生息而活，所以在思想意识里自然以天为大、以神为尊，惟天命神意是从。
因此在选址迁居等大事上，即使从人的角度上判断一块土地适宜居住，但占卜的结果并非吉相时，人们还是会毫不犹豫的放弃该地，另谋它地以居。这种敬天的观念延续至今，在中国传统文化相对保留较多的地区仍能见其遗风，现代流行的风水其实就是相土，也就是历来研究空间环境的智慧与经验之结晶；而当人们遇有疑难时，还是会想到庙里神前去掷茭解惑，请求神灵的点化。
龙首原顾名思义，是一片地形类似龙头形状的平原。根据堪舆的说法，这里有条龙脉，从秦岭向北延至渭河，龙首原即是龙头所在，是聚天地精华之地，四周的山川地势围绕着龙首原，其方向位置恰好形成一个八卦。这片平原肥沃开阔，旧有汉朝的未央宫坐落于龙首原的北侧，隋的新都则选在地势略高、腹地更广的南侧，除了可以免除水患外，由于新址有八条渭河支流环绕，可以顺着地势开渠引水入城，不仅提供充沛的民生用水，江南的货物也可以经由运河直接快速的送达京城。
从隋文帝下诏建都到长安基本建设的完成，只用了10个月的时间。据称当时除了外郭城墙尚未完成外，其它的官方建筑群如宫殿、官署等，多已完工。隋朝规划兴建的长安城面积近84平方公里，比今日西安城墙内的面积大十倍，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城市，在当代也是世界第一大都（为同时期的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的7倍大、是西元800年建立的阿拉伯帝国首都巴格达城的6.2倍）。
但从选址、设计、兴建到迁都却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完成，这种工作效率恐怕是世所罕及的。虽然部分建筑物并非使用全新建材兴盖，而是从汉朝的旧长安城搬迁过来重建[2]，可能可以缩短部分施工时间，但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完成如此庞大的工程，有如神助般的速度与其成就的辉煌气魄，还是令人赞叹佩服的。
隋文帝将新都命名为大兴城，因为他在即帝位前曾任大兴公。大兴，亦有欲鸿图大展，立一番丰功伟业之意。这个愿望在不久后就由唐朝的李氏所实现。西元618年，唐取代隋统治天下，把大兴城改名为长安，一个历史上最灿烂伟大的朝代就在这里呈现其文化的精华。
长安是按照整体规划，系统的兴建完成，其指导思想源自传统的宇宙观，配合着当地特殊的自然地形，创造出一座效法天地运行的理想之都。具体的设计主要是参考《周礼考工记》与其它古籍中记载的布局及营造原则，并借鉴前朝各代京城的经验。故长安可谓集传统城市建设之大成，除了反映炎黄子孙对都市空间所要求的具体因素外，更体现出城建背后深刻的精神内涵。长安不仅成为中国后代都城建设的典范，更影响了邻国的都城建设，如渤海国的上京龙泉府、日本国的平城京（今奈良市）及平安京（今京都市）等等，皆模仿长安的格局修建而成。
参考资料：
1、《隋书･高祖纪》
2、《隋大兴城的选址与初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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