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纠结”(图)
习近平在如何面对“改革”上，内心中或颇有纠结。（Getty Images）
【看中国2019年1月2日讯】12月18日，中国政府举行了改革开放40周年的庆祝大会，习近平作了讲话。对习的讲话，外界反应几乎是一边倒的批评和失望，尤其是那些带有习式个人特点的强硬表述，让人们对中国改革的未来倍感悲观。
如何来评价改革开放，习式改革将会把中国带向何处，确实值得我们每个人关注和严肃对待。不过首先，我们还是来探讨习近平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看法和态度。对这个问题，在众声喧哗之余，需要适当地拉开一点距离，可能会看得准些。
与多数人认为习近平对改革持否定看法稍有不同的是，我认为习对改革其实是一种相当纠结的态度：一方面他不能不要改革，不会也不敢不举“改革开放”这个“神主牌”；另一方面，他需要将改革注入自己的内容和解释。这样就导致他内心及与主流民意的紧张、冲突和矛盾，讲话显示了这点。
改革开放历经40载，已成中共绝对政治正确的“护身符”，不管某位中共领导内心如何厌恶改革，公开的表述和表态只能是对改革唱赞歌。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本身，亦可如此看待，而且要把它变成对共产党的美化。习近平和前任的区别在于，把这种美化推上一个极端，并进而变成对自己的美化。
比如，在讲话中，习近平将中共被迫的改革开放说成一种自觉，是基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深刻总结，对时代潮流的深刻洞察，对人民群众期盼和需要的深刻体悟”；将改革开放和中共成立及新中国建立并立，是中共自五四以来带给中国的三大历史性事件之一，是中国近代以来民族复兴的三个里程之一。而习近平的新时代，则在这一基础上又推进了一步。
改革总是与进步价值挂钩的
在改革成为中共“神主牌”的情况下，中共的任何行为、政策和主张都可以轻松打着改革的名义，你不能反对，否则就是反改革。但这是否意味着中共或者习近平就可随心所欲，把一些非常离谱的做法冠之为改革或者包装成改革，也不是。改革话语的“绝对正确”虽然为习近平解释改革，把自己的“私货”塞进来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与空间，然而，改革从它的词义、人们的一般理解以及在历史的实践中所起的作用言，也总是与进步的价值指向挂向钩的，即改革具有历史进步性。
这样，就构成了对习近平和中共的潜在制约。习和中共可以为了自己的需要，将一项做法说成是改革，利用政治强制力推行，但假如它明显背离历史进步性，被人们一眼看穿，在实践中就很难推进，或者会遭到强烈抵制和反对。例如，前一阶段的“私营经济离场论”，按照一些人的看法，这反映了习近平的真实想法，但由于它明显具有反历史的进步性，因此遭到社会的强烈反对，他不能说不要民营经济，不能打着改革的旗号硬性驱赶民企，能做的也就是在混改名义下蚕食民企。
中国政府对改革开放40周年的庆典是一场事先张扬的纪念，但也因此提高了整个社会包括国际对中国改革的预期。五年小庆十年大庆是中共的庆典文化，既然改革已被习近平捧到前述如此高的地步，今年又逢十，社会自然会想，中共拿出什么样的改革举措，才能对得起这个改革，故而人们早早期待着这场庆典，看习近平会有什么样的改革大戏出场。
这种吊胃口早在一月就已开始，刘鹤在达沃斯论坛谈到改革问题时向全球郑重宣布，中国将出台的改革措施会令世界大吃一惊。习近平本人在海南博鼇论坛的主旨发言中也对改革打强心针。虽然后来随着中美贸易战的爆发，人们对习近平是否会出台改革计划拿不准，但还有许多人相信习近平不会不改革，官方也一直在鼓吹改革，这就限制了他往后退的尺度。
改革必须有利于共产党的执政和统治
如果说，尽管有改开40年的纪念，然而基于习近平过去几年政治上的左转和经济改革上的某种后退，人们其实并不指望习近平接下来会在改革上能够走多远，那么，在贸易战的规模和程度超出多数人的预估后，美国通过贸易关税对中国施加的极限压力，反而难得地促成了全社会包括中共高层在内，对改革形成了一种近年少有的共识，即通过进一步的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来化解贸易战对中国的压力。
面对党内和社会的这种改革共识压力，习近平的心态是相当矛盾和纠结的，表现在，他非常清楚民意呼吁改革的目的何在，且主观上也认识到，中国的问题需要改革来解决，就此而言，他不是不想改革，所以在讲话和官方宣传中，改革不仅是必由之路，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动力，用他的话说，“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不能简单地把它理解为一种宣传语言；然而，改什么、怎么改，“必须以是否符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为根本尺度”，这句话的意思说白了就是，改革必须有利于共产党的执政和统治，它是衡量中国是否需要改革的根本标准。
由此来看，可以设想几种情况：第一，一项改革总体有利中共，这种改革会不折不扣地实施；第二，一项改革长期看对中共有利，但短期对中共统治会产生麻烦，这种改革也会在合适时机强行推进；第三，一项改革长期看似不利中共统治，但短期会缓解中共面对的某种困境，这种改革也会实施，然而一旦达到效果，会立即或择机退出；第四，一项改革无论长期和短期都不利中共但有利于人民，则这种改革断然不会出台。
政治改革特别是核心层面的政治改革，属于第四种情况，故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中国的政治改革一直是原地踏步或者根本没起步，邓小平还把它概括为“四项基本原则”，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的。某些周边层面的政治改革和经济社会改革的某些方面，属于第三种。大部分经济改革属于第一、二种。这也就是习近平在讲话中宣称的“该改的、能改的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的真实含义。
因此，中国接下来的改革仍将注定是跛足的，继续前40年的政经分离状态，但两者的分离程度将大大加强，这种分离程度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以及人们权利意识的显形化，一定会在某个时候导致两者关系的断裂，要么经济改革完全停止，要么必须启动政治改革。习近平和中共已经预感到此种现象的发生，他们的纠结也在于此，所以在讲话中警告出现“惊涛骇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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