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党怎么输的?跟美国哪里不一样(图)

2018-12-06 07:02 作者:《上报》郑吉珉 桌面版 正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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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24日,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台北民进党总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Getty Images)

【看中国2018年12月6日讯】九合一大选后,各界不约而同指出民进党因太受社运牵制,与太过“进步”而致败选。但其实选前早就可以看到这个结论,只不过,它发生在太平洋的彼岸。

11月的2场选举,一在美国,一在台湾,前者是在野的民主党只得到众议院多数,而参议院(能弹劾总统与任命大法官)仍为共和党掌握(部份因选制使然);选前一片看好民主党的蓝色巨浪(blue wave),最终只泛起了蓝色涟漪(blue ripple)。而台湾则是执政的民进党大败,22席县市长中只取得6席。

这两场选举有什么相似?首先两者都涉及经济问题:美国正处于金融海啸以来最好的经济状况,失业率降到近49年来最低。因此川普虽有各种被攻击的理由,但选民仍然支持共和党。而台湾虽然整体经济数字微幅上升,但在分配上无法落实到庶民层级。行政院长说平均薪资近5万,但这与现实背道而驰的统计数字,只不过是走夜路吹口哨,为自己壮胆而已。

逆“势”而行 社运加快从峰顶坠落的速度

基本面以外的,则是因为价值取舍所造成的战术问题。2016希拉里落选后,民主党内由激进深蓝势力胜出,力主罢免川普,把川普支持者贴上种族主义者标签,还强调要完全不打折扣的“全民健保”(single payer healthcare)。甚至在大法官任命案进行政治操作:加州民主党参议员范士丹(Dianne Feinstein)早获知,川普提名的卡瓦诺(Brett Kavanaugh)被指控性侵,她却到任命听证会结束前都始终隐瞒。但投票前夕,此一消息竟由范士丹办公室外流。所以很难说民主党没打算搭“#Me Too”运动的便车,以社运阻挡或拖延大法官的任命,并使选民在中期选举时投下反对共和党的一票。毕竟,人们未必清楚自己所喜欢或支持的对象,但对讨厌或反对的对象,却是既清楚又坚定。


但结果呢?只要在两党势力相当的摇摆州,那些曾反对卡瓦那大法官任命案的民主党参议员几乎全部落选。毕竟选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也许性侵的指控是事实,但没有证据的指控,无法被法律所认可;而把这个没有证据的指控当作政治操作,更是等而下之,当然会被唾弃。此外民主党的深蓝路线也提出极端的激进政策:如“开放边界”、完全废除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这固然和支持民主党的选民绝大部份是新移民有关,但却造成传统上支持民主党的黑人倒向共和党,甚至引起了“脱离民主党”(Walk Away)的运动,最终导致民主党深蓝代表人物纷纷中箭落马(例如选前普遍认为是奥巴马接班人的Beto O’Rourke)。可见政治人物虽可以结合社运力量,但所有力量都有反作用力,当“势”来临之时,社运力量固然可顺势推上巅峰;但如果逆“势”的话,社运力量只会加快从峰顶坠落的速度。

而台湾十件公投案中,只要是民进党倾向或支持的均无一过关。段宜康委员选后疾呼,为何党对支持的公投案竟放任以对,不做说明与辩护?表面上这似乎是政府对人民公投案的中立,但政策只有支持或反对,何来中立可言?民进党之所以身陷泥淖,是因为东奥正名、非核家园都涉及党的基本价值,而不容质疑(以核养绿拖到最后,在不得已下成案)。至于同婚案,则是因2016年同婚团体支持总统大选。但民进党执政后发现,同婚案使长期支持反对运动的教会与基层产生质疑,甚至可能造成“公投绑大选”的败选结局。而以核养绿虽质疑2025非核家园的目标,但空污、缺电都让人无法忽视核能问题。至于东奥正名则涉及既微妙又危险的美中台三角关系,而是天大的烫手山芋。但这些都苦于无法明说,所以只好消极“冷处理”。

“民主”与“进步”的内在矛盾

所以,所有尾大不掉的,通常都不是别人造成的。而在政治上自我标榜“进步”的,如果不是被逼出来的,就是被拿来当成政治操作的手段。一旦真的要落实这些“进步”理念,结果通常是不伦不类,要不然就是自己打自己的脸。而且在过去的威权年代里,“民主”必定等于“进步”。但威权倒下之后,“民主”与“进步”的内在矛盾就开始浮现。因为“民主”是一人一票、票票等值,必然主张“平等”;但“进步”却相对于“落伍”,而必定得承认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差距”。这次大选的结果,是不是,正源于民主与进步的内在矛盾?(这其实有解,但不在本文范围之内)

而且相对“进步”,人们通常讨厌“保守”,因为“保守”通常等于“守旧”,而“守旧”就是“不改变”。但人们会倾向“新”和“进步”,绝大部份是因为喜新厌旧的心态,那其实是“非理性”(non-rational)的。纯以理性而言,现况如果没问题,为什么一定要改变?改变带来的虽必定是“新”的,但“新”的却未必就等于是“好”的。

现状就像是“习惯”,它虽可能造成进步的阻碍,但绝大多数状况下,却是日常生活得以运行自如的凭据。而且如果习惯一变动,通常就会令人不知所措。就像习惯把钥匙放在固定的地方,一旦不小心更动,接着就是四处找不到钥匙。或者像是每天早上起来穿长裤,从来不会想(也不必想)先穿左腿或先穿右腿,因为那就是习惯;反而一旦想了,就会困惑许久还穿不上去。

保守主义”不是封建迂腐

所以“保守主义”(conservatism)并不像字面那么封建迂腐。柏克(Edmund Burke)批评法国大革命,因为那是完全由抽象的“理性”所引导的革命。他认为“理性”在实际上并不平等,某些人的理性必定少于其它人。而且,人不只是只有“理性”,还有“情感”。如果只依靠抽象的理性来治国,带来的必然是一场灾难。所以他主张必须依循“传统”,因为传统中既有理性(经过事实验证可行,所以被保留),也有情感。否则,不必等进步推翻,传统早就自行消亡了。

而且保守主义并不反对变革,只是它强调变革不能是混沌式的、突然爆发的,而必须是有条理而循序渐进的。就像柏克支持美国革命,是因为美国制宪时参照了几千年西方文明的制度与思想;他反对法国大革命,则是因后者架空地抽离了历史与传统,孤立地思考并大胆实验新制度。虽然前者看来似乎背负了沉重的包袱,后者看来则充满放手一搏的豪情壮志。但,结果呢?

美国1789年制宪至今,宪法本文不曾更动,只增加了27条修正案(只废除1条,就是禁酒令)。而法国呢?却有近乎数不清的宪法版本。而且两国的实际状况是:美国独立至今,只经历过南北战争的危机。而法国从大革命开始,经历了两次共和、两次波旁王室复辟、七月王朝、法兰西第一帝国(拿破仑)、法兰西第二帝国(拿破仑三世),一直到普法战争后,才确立了共和制(法兰西第三共和)。但第三、四共和却又小党林立,导致政局极度不稳定,以致出现戴高乐的“第五共和宪法”,但它却又造成了三次的“左右共治”。

尊重并接受传统的美国宪政,与抽象且架空的法国宪政,导致了国家政治全然不同的状况。这验证了上述保守主义的观点,简言之,“进步”未必一定是好事,而“保守”也未必全然不可取。从这个角度看美国的中期选举与台湾的九合一大选,就会得出相同的结论,那就是只会以“进步”自傲且自我标榜的,最终必定会忽视与脱离人民生活的实情。

这种脱离民众的感觉,充份反映在民进党六都候选人身上,几乎每个人看来都差不多:穿西装、戴眼镜,虽然辩才无碍,听起来却像逞口舌之快。真正涉及民生的政策,听半天也找不到重点。简言之,民进党忘了自己来自草根,而变得官僚化、知识份子化,对民生困苦只会诡辩而不肯诚恳道歉,当然会失去民心。

站在云端上的“改革者”

反观国民党的几位候选人,虽被讥讽口才驽钝,最终却能胜出。但他们胜选与国民党关系不大,而是个人特质贴近庶民(花妈就说韩国瑜有“兄弟气”,而能投高雄人所好)。打个或许不太恰当的比喻:这就像口才犀利却“讨人厌”的,对上貌似“白痴”的(好听点,叫“愚诚”或“拙诚”)。但在“两害相权取其轻”下,谁会想选“讨人厌”的呢?

而且一旦脱离民情,改革只会变成空中楼阁。但站在云端上的“改革者”还坚持“改革”没错,错,在改革不够彻底;错,在民众不接受。这样下去,从云端中的空中楼阁坠落的,不意外的话,应该是这个自我标榜与号称进步的改革者吧?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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