濒死体验让他们的心灵重获自由(图)


濒死体验让他们的心灵重获自由。(图片来源:Adobe Stock)

一位濒死体验研究领域最著名的专家,在造访纳粹集中营之后,获得了研究濒死体验这一领域的动力。

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Elisabeth Kübler-Ross,1926—2004)是濒死体验研究领域的先驱。1945年二战结束后,她访问了波兰卢布林郊区的马伊达内克(Majdanek)集中营,那里的一位年轻女子对她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要摆脱内心的“希特勒”。

在库伯勒—罗斯自己与死亡擦肩而过时,她想起了这一番富有深意的话。那是在她回到瑞士家中之后,她病得很重,昏倒在树林里,三天后被人发现时已染上伤寒。那么久没吃东西,她是如此饥饿,她意识到,那种情况下自己完全可能去偷吃小孩子的食物——她看到了自己身上恶的一面。

她意识到,在濒死状态下人会获得深刻的体验,而她的研究过程真的让她听到了许多亲历者的惊人自述。

许多人在复苏之时,情绪和心理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并且获得了更强的人生目标感;对许多人而言,濒死体验证实了来世的存在,以及宇宙另外时空中慈悲的特质。

精神病学家重获信仰

在关于濒死体验的研究中,有一位集中营幸存者的体验经常被引述,他就是奥地利著名精神病学家维克特·弗兰克(Viktor Frankl,1905—1997)。弗兰克着重研究人类内心对人生意义的探寻,他发现,人们最终会认识到,爱是人生意义的重要一部分。

当年在特雷津集中营,弗兰克由于溜到另一队列,得以幸免被送进毒气室。他在1973年出版的《博士与灵魂》(The Doctor and the Soul)一书中写到他的那段经历。

他说,在那之后,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是如何幸存下来的,世上没有任何东西再让他感到恐惧。许多人都在集中营里体认到了这一点,也由于这番经历而再次获得对神的信念。

弗兰克认为:“奥斯维辛的毒气室,是‘人类只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理论的最终结果。”

经历了车祸和复生,克莱恩说,虽然在生活中她会淡忘濒死体验带来的启发,但她会时时提醒自己,她是如何获得了心灵的自由,学会了无条件包容他人——无论他们能给自己多少爱。

在头脑清晰的时候,她不会任自己陷入观念的迷雾,而是会昂起头沐浴光明。

离开集中营又遭车祸

离开纳粹集中营之后,提安科·克莱恩(Tienke Klein)的身体一直不好,经过很长时间才平复身心创伤,不用再定期看医生了。54岁的她有天在骑自行车时遭遇严重车祸,而正是这场突如其来的意外,让她终于迎来了生命阳光。

在濒死体验分享网站NDEvideos.com上传的一段影片中,这位荷兰犹太妇女分享说,车祸刚发生那一刻,她对上帝感到愤怒:终于不用去看医生,她却成了一场飙车的受害者。

“而忽然间,我离开了身体,一点都不生气了。”她面前出现一束光,能量覆盖了一切,将她也完全包容在内。“我被这种能量同化了,那是爱,是智慧,是活力。”她说。

瞬间,她所有的问题都有了答案,“我很开心,不可思议地开心”。

“人生当中我总是有气无力,因为在集中营我的身体受了太大伤害。”而在那个空间,她再次感到生命的美好与完整,“我并没有死,但我不在我身体里”。

克莱恩获得两方面的领悟,首先是,“人们尽一切可能去爱。”再有就是,“你哪里也不需要去。”

当她从昏迷中苏醒,那一刻的经验仍然很真实。随后她意识到,与自己体悟到的真理相比,人们谈论的事情并没有什么实质意义,这又让她感到孤独。这时,她想到了自己得到的第一个讯息:“人们尽一切可能去爱。”之所以会孤独失望,正因为太期待人们爱自己。

第二个讯息则让她意识到,无论是在街上、在家还是在集中营,她都可以享有自由。在濒死体验中她得以回顾人生,这是有濒死体验的人的一种普遍经验。

“我意识到,我从监狱出来后,心中仍然在努力离开那里”,她说,自己已经习惯于克服限制。“要重获自由,我哪里都不需要去。在所有的创伤下面,生命自有其根基,没有人可以夺走灵魂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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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Tara McIsaac/张小清编译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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