濒死体验让他们的心灵重获自由(图)
濒死体验让他们的心灵重获自由。（图片来源：Adobe Stock）
一位濒死体验研究领域最著名的专家，在造访纳粹集中营之后，获得了研究濒死体验这一领域的动力。
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Elisabeth Kübler-Ross，1926—2004）是濒死体验研究领域的先驱。1945年二战结束后，她访问了波兰卢布林郊区的马伊达内克（Majdanek）集中营，那里的一位年轻女子对她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要摆脱内心的“希特勒”。
在库伯勒—罗斯自己与死亡擦肩而过时，她想起了这一番富有深意的话。那是在她回到瑞士家中之后，她病得很重，昏倒在树林里，三天后被人发现时已染上伤寒。那么久没吃东西，她是如此饥饿，她意识到，那种情况下自己完全可能去偷吃小孩子的食物——她看到了自己身上恶的一面。
她意识到，在濒死状态下人会获得深刻的体验，而她的研究过程真的让她听到了许多亲历者的惊人自述。
许多人在复苏之时，情绪和心理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并且获得了更强的人生目标感；对许多人而言，濒死体验证实了来世的存在，以及宇宙另外时空中慈悲的特质。
精神病学家重获信仰
在关于濒死体验的研究中，有一位集中营幸存者的体验经常被引述，他就是奥地利著名精神病学家维克特·弗兰克（Viktor Frankl，1905—1997）。弗兰克着重研究人类内心对人生意义的探寻，他发现，人们最终会认识到，爱是人生意义的重要一部分。
当年在特雷津集中营，弗兰克由于溜到另一队列，得以幸免被送进毒气室。他在1973年出版的《博士与灵魂》（The Doctor and the Soul）一书中写到他的那段经历。
他说，在那之后，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是如何幸存下来的，世上没有任何东西再让他感到恐惧。许多人都在集中营里体认到了这一点，也由于这番经历而再次获得对神的信念。
弗兰克认为：“奥斯维辛的毒气室，是‘人类只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理论的最终结果。”
经历了车祸和复生，克莱恩说，虽然在生活中她会淡忘濒死体验带来的启发，但她会时时提醒自己，她是如何获得了心灵的自由，学会了无条件包容他人——无论他们能给自己多少爱。
在头脑清晰的时候，她不会任自己陷入观念的迷雾，而是会昂起头沐浴光明。
离开集中营又遭车祸
离开纳粹集中营之后，提安科·克莱恩（Tienke Klein）的身体一直不好，经过很长时间才平复身心创伤，不用再定期看医生了。54岁的她有天在骑自行车时遭遇严重车祸，而正是这场突如其来的意外，让她终于迎来了生命阳光。
在濒死体验分享网站NDEvideos.com上传的一段影片中，这位荷兰犹太妇女分享说，车祸刚发生那一刻，她对上帝感到愤怒：终于不用去看医生，她却成了一场飙车的受害者。
“而忽然间，我离开了身体，一点都不生气了。”她面前出现一束光，能量覆盖了一切，将她也完全包容在内。“我被这种能量同化了，那是爱，是智慧，是活力。”她说。
瞬间，她所有的问题都有了答案，“我很开心，不可思议地开心”。
“人生当中我总是有气无力，因为在集中营我的身体受了太大伤害。”而在那个空间，她再次感到生命的美好与完整，“我并没有死，但我不在我身体里”。
克莱恩获得两方面的领悟，首先是，“人们尽一切可能去爱。”再有就是，“你哪里也不需要去。”
当她从昏迷中苏醒，那一刻的经验仍然很真实。随后她意识到，与自己体悟到的真理相比，人们谈论的事情并没有什么实质意义，这又让她感到孤独。这时，她想到了自己得到的第一个讯息：“人们尽一切可能去爱。”之所以会孤独失望，正因为太期待人们爱自己。
第二个讯息则让她意识到，无论是在街上、在家还是在集中营，她都可以享有自由。在濒死体验中她得以回顾人生，这是有濒死体验的人的一种普遍经验。
“我意识到，我从监狱出来后，心中仍然在努力离开那里”，她说，自己已经习惯于克服限制。“要重获自由，我哪里都不需要去。在所有的创伤下面，生命自有其根基，没有人可以夺走灵魂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