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的最后一刻 他怕了 然后江青笑了(图)

2018-10-15 09:36 作者:李志绥 桌面版 正體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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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最后一刻充满恐惧,他死后江青却笑了。
毛泽东的最后一刻充满恐惧,他死后江青却笑了。(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主席,你叫我?”李志绥医生说。

毛泽东尽力抬起眼睛,嘴唇嗫嗫地动着。呼吸机的面罩放在他的口鼻旁。毛在吃力地喘息着。我俯下头,但除了“啊,啊……”外,听不清他说些什么。毛的头脑仍然很清醒,但声调中已失去希望。

我是毛泽东的专职医生,也是他的医疗组组长。自从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大厅内的心电监护器显示心肌梗死之后,两个多月以来,我们二十四小时照顾他。护士人手原本不足,从医院又调来一批,每班三个人,另有两名医生做心电图监护。我昼夜二十四小时待命,一个晚上只断断续续睡上三、四个小时左右。我的床榻就在毛的病房一个桌子下面。

毛泽东已成不死之躯体。对成千上亿的中国人来说,毛不是凡人,甚至不是帝王,他是个“神祗”。将近二十年来,“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已与日常生活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对许多中国人来说,这已俨然成为事实。全国各地的街道、工厂、学校、医院、餐厅、戏院和家庭中,充斥着毛的肖像--还有这句口号。甚至那些怀疑毛不朽的人,也相信毛会活得较一般人长久。

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当时即将被选为毛的接班人的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林彪声称,毛一定可以活到一百或一百五十岁。谁敢暗示毛是凡人,就得冒着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险。

中国人民此时仍被蒙在鼓里,不知道毛病倒了。他们只能从毛与国外显贵会晤的几张应景照片中,略窥毛衰老的情况。毛的最后一张照片,是在一九七六年五月与老挝领袖凯山的合照。虽然那张照片显示他们的领袖已垂垂老矣,新闻媒体仍坚称毛红光满面、神采奕奕。直到一九七六年九月八日早晨,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民仍高喊着“毛主席万岁”。

但在那天晚上,我们这些随时在毛身边的人心里都很清楚,毛的死期近了。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两名副主席华国锋和王洪文,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两名委员张春桥和汪东兴,这四个人自从六月二十六日毛发生第二次心肌梗死以后,也一直分成二组;轮流昼夜值班。

华在一九七六年四月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在此之前,毛已指派华出任国务院代总理,接替才去世的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到了四月上旬,数以万计的民众在天安门广场哀悼周恩来,并抗议造反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帮。这个游行被打成“反革命暴动”。毛为了安抚造反派,以煽动不安罪名整肃邓小平。毛为了搞调和,不选造反派,而选华做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因此成为毛确认的接班人,得以主持中央政府和掌理日常党务,造反派转而指控华右倾。

华决定他无法再等下去。一九七六年四月三十日他告诉毛主席造反派的攻击危及他的地位时,我也在中南海。会后华与我透露他们的谈话内容,并把毛写的字条给我看。毛蜷曲的字体写着:“你办事,我放心”、“照过去方针办”、“慢慢来,不要着急”。那时毛已口齿不清,他发现用笔比较容易沟通。华国锋将纸条拿给政治局看,毛的纸条是他接班合法化的唯一文件。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午夜零点,毛泽东的呼吸越来越微弱。为了急救,刚刚给毛从静脉的输液管道内注入了升脉散,血压由86/66毫米汞柱升至104/72毫米汞注,心跳也稍微增强了一些。华国锋望着我,他低声急促地问我:“李院长,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了?”王洪文、张春桥和汪东兴都凑了过来。

我沉默地凝望着华国锋。室内除了呼吸机的嘶嘶声以外,空气好像凝结了。我小声说:“我们已经用尽了各种方法……”大家又沉默下来。

华低下头沉思了一下,然后对汪东兴说:“立刻通知江青同志和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也要通知外地的政治局委员,要他们即刻来北京。”汪起身出去时,内室中的一位值班护士跑过来,匆匆对我说:“李院长,张玉凤说毛主席在叫您。”我绕过屏风,走到毛的床边。

张玉凤是毛十四年最亲近的随员。张玉凤曾为毛出巡全国时私人专列上的服务员,现在则是他的机要秘书。张玉凤与毛初次相遇于毛在长沙举办的晚会上。那是一九六二年冬,她那时年方十八,天真无邪,有着大大圆圆的眼睛和白皙的皮肤,她主动请主席跳舞。就在那次晚会上,毛与张连续跳了几场舞,等到舞会结束,我亲眼看见了毛携了张玉凤的手回到他的住室。

毛与张的关系十分亲密,毛也有其他几位女友。有两位原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孟锦云和李玲诗在做毛的护士,替他擦身和喂食。但张玉凤待在毛身边最久。虽然在岁月催折下,她也开始饮酒,但她一直深受毛的信任。一九七四年,毛的机要秘书徐业夫因肺癌住院,张便接管毛每日批阅公文的收发。在毛视力衰退以后,她便负责将那些公文读给毛泽东听。张于同年年底由汪东兴正式任命为毛的机要秘书。

我是毛的私人医生,给毛检查身体时,还可以见到毛,谈几句。别的任何人,要见到毛,首先要经过张玉凤的同意。一九七六年六月中旬,华国锋到游泳池来,要向毛报告工作。叫张玉凤三次,张睡觉不起,另外两个值班的是孟锦云和李玲诗,不敢向毛说华要谈工作。她们说,不经过张,直接同毛讲了,就不得了。华等了两个多小时,张仍然不起床,华只好走了。

张玉凤能爬到这个位子,完全是因为只有她听得懂毛的话。连我都要透过她翻译。

张玉凤对我说:“李院长,主席问您还有救吗?”

毛用力点点头,同时慢慢伸出右手抓住我的手。我握住他枯槁的手,桡动脉的搏动很弱,几乎触摸不到。两侧面颊深陷,早已失去了他以往丰满的面容。两眼暗淡无神,面色灰青。心电图示波器显示的心电波,波幅低而不规律。

我们六周前将毛从中南海游泳池搬到代号为“二零二”这座大厦内的一个房间。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北京附近发生了强烈地震。北京东北一百里外的唐山市全被摧毁。二十五万余人当场死亡。北京市虽没什么伤亡,但房屋倒塌多处。数以百万的市民唯恐再发生一次强烈余震,在街上搭的防震棚住了好几个礼拜。自文化大革命初期,毛便住进了中南海的室内游泳池。他的病床就在室内游泳池内一个房间里。地震时游泳池也受到强烈震摇。我们决定将他迁往更安全的地方。

一九七四年游泳池以南的旧平房被拆掉,盖了一座抗地震的大厦,旁边又修了随从人员的住房。大厦有走廊连接游泳池。这座大厦就称为“二零二”。唐山大地震当天傍晚下了大雨,又有一次地震。在二零二这栋屋内,几乎没有任何感觉。

华国锋、张春桥、王洪文和汪东兴此时静静地走到毛床前。我听见另一批人从屏风后面悄悄进房的声音。房里都是人,大家正准备换班。

我站在那,握着毛的手,感觉他微弱的脉搏时,江青从她居住的春藕斋赶到。她一进门就大声嚷道:“你们谁来报告情况?”

如果将毛十四岁时,他父母替他安排,他却拒绝圆房的那椿婚姻也算在内,江青是毛的第四任妻子。毛于一九三八年不顾共产党政治局的激烈反对,与江青在延安结婚。毛和江青长年来各过各的生活,但毛并不想和她离婚。毛恢复自由之身后大可以和别人结婚,但他不愿意这样做。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江青搬去钓鱼台国宾馆。直到毛六月发生第二次心肌梗死,江青才搬回中南海的春藕斋旁新建的一所华丽的大房子。

华国锋摇摇手说:“江青同志,主席正在同李院长讲话。”

虽然我心里清楚毛毫无希望,我仍试图安慰他。这几年来他的健康情形每下愈况。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后不久,当时身为党副主席、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毛钦定接班人,全中国公认为毛最亲密的战友林彪背叛毛,并策划暗杀他。林彪事件后,毛更形沮丧,无精打采,且持续失眠,最后他终于病倒了。

在美国总统尼克森一九七二年二月第一次来中国访问的几个礼拜前,毛仍抗拒着医生所给他的任何医疗措施。直到尼克森预定抵达的三个礼拜前,毛醒悟到如果他的健康状况再不改善,他便无法亲临这场外交会晤。他叫我给他治疗。

当时他的病况过于严重,完全恢复是不可能的。经过不断的治疗,肺部感染得到控制,心脏功能明显好转,水肿在消退,但是直到会见尼克森的时候,露在衣服外面的颈部和双手水肿还没全消,两足更是明显,原来的布鞋穿不下去,特地做了一双大鞋,他此时行走仍很困难。我在中南海室内游泳池门口迎见尼克森总统的座车,领他到毛的书房后,就在接待室外的走廊上将急救设备准备好,以防万一。

八十三岁的毛百病缠身,他长年吸烟的习惯毁了他的肺,并有慢性气管炎、肺炎和气肿发作。他的左肺中有三个大的空泡,所以只能向左侧倾卧,这样右肺才能充分膨胀吸入足够的空气。他常常只能借助氧气机器呼吸。在几次急救中,我们使用季辛吉在一九七一年秘密访问中国时送的美国制呼吸器。

一九七四年的诊断确定,毛的病是一种罕见而又无药可救的运动神经元病,就是脑延髓和脊髓内,主宰喉、咽、舌、右手、右腿运动的神经细胞逐渐变质死亡。在国外文献报告上的统计,这种病如已侵犯到喉、咽、舌的运动神经细胞,最多只能活两年。现今仍未有有效的治疗方法。

毛的病情如专家所料的恶化。但真正使毛致命的,是他的心脏--那老迈而被慢性肺炎折磨的心脏。毛在一九七六年五月中旬和张玉凤一次剧烈争吵中,爆发第一次心肌梗死,六月二十六日则是第二次。第三次发生于九月二日。医生们全都知道死神就要降临,但没有人敢明言。

我弯了腰对他说:“主席放心,我们有办法。”这时有一痕红晕在毛的两颊出现,两眼顿时露出了刹那的喜悦光彩。接着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两眼合下来,右手无力地从我的手中脱落,心电图示波器上呈现的是一条毫无起伏的平平的横线。我看看腕上的手表,正是九月九日零时十分。

二十二年来我每天都随时在毛的左右,陪他出席每个会议。出巡任何地方。在那些年里我不只是毛的医生,我还是他闲聊的对手,我几乎熟知他人生中所有细枝末节。除了汪东兴之外,我可能是随时在他身边最久的人。

我刚开始崇拜毛,望他如“泰山北斗”。他是“中国的救星”,国家的“弥赛亚”。但在一九七六年此时,这崇拜早成往日云烟。好多年前,我那个“全民平等,剥削终止的新中国梦想”就已破灭。我那时仍是共产党员,但我对它毫无信心。“一个时代结束了。”当我盯着心电图那条平直的线时,闪过这个念头。“毛的朝代过去了。”

这念头瞬间即逝,紧接着我心中充满恐惧。我会有什么下场?做为毛的专任医生,这问题长年在我心中盘旋。

我抬起头,茫然环顾四周。从每一个人的神色举止和语言里,可以清楚看出他们对于这位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的死亡,有着多么不同而复杂的心情。江青转过身,恶狠狠地对我说:“你们这是怎么治的?你们要负责任。”

江青的指控早在我意料之中。江青在最天真的举动中都能嗅出阴谋。二十年前我们就处得不好。四年前,也就是一九七二年,她指控我是特务集团中的一员。

华国锋慢慢走到江的身旁:“我们一直都在这里值班,医疗组的同志们都尽到职责了。王洪文涨红了脸急忙说:“我们四个人一直在这里值班。”

王洪文才四十二岁,是政治局里最年轻的委员。他从原本是上海一家纺织工厂安全干部,窜升到最高政治权力阶层的速度之快,使得外界给他取了个“火箭式干部”的绰号。没有人知道毛为何喜欢这年轻人,并如此迅速的提拔他。

毛垂危病榻时,王原本该负起看守的责任。但他却常跑去国家高层领导专用的西苑军用机场猎兔子。大部分的时间他都在观看香港进口的电影,我想王原先就不是有品德的人,权力只是使他越加腐化。

王洪文又说:“医疗组的每项工作都报告了我们,我们都清楚,也……”没等王说完,江青抢着说:“为什么不早通知我?”

但我们早跟江青报告过好几次毛的病情。江青指控我们医生从来将病情说得严重,是谎报军情。她怒斥我们是资产阶级老爷,还说医生的话最多只能听三分之一。八月二十八日,在听过我们对毛病情恶化的正式报告后,她气冲冲赶往大寨“巡查”。九月五日,华国锋打电话将江青从大寨催回北京。当晚江来了一下,说太疲劳了,就回了她自己的住处,并没有询问毛的情况。

九月七日,毛已进入垂危状态,江青下午来到二零二,与每一个医生和护士握手,连声说:“你们应当高兴。”她似乎以为毛死后她会当然接管权力,我们也会期盼她的领导。

这时张春桥背着双手,踱着八字步,两眼看着地上。一旁的毛远新则脸色铁青,走来走去,似乎在找什么东西。

毛远新是毛泽东二弟毛泽民的儿子。毛远新小时和江青处得不好。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才二十多岁。他写信给毛为自己与江青不睦的事道歉。这时只有三十多岁的毛远新是沈阳军区政委。一九七五年尾,毛因病重而不能出席政治局常委会议,毛远新便代表他出席,成了毛的联络员。江青信任毛远新。

其他人们和医生护士都低眉垂目,像是等待判决,汪东兴在向张耀饲说些什么。张耀饲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团团长。汪东兴与江青素有嫌隙。汪当时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并身兼数个要职。他不但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还是警卫局局长兼党委书记,以及中央警卫团党委书记。想发动政治局政变一定得有他的鼎力相助。

突然江青的脸色变得缓和起来。也许她以为她马上就可以统治中国。她转身向我们说:“你们大家辛苦了,谢谢你们。”然后回头叫她的护士说:“给我准备好的那套黑色衣服和黑头纱呢?你们烫好,我要换上。”

华国锋向汪东兴说:“你立刻开政治局会。”

大家从室内走到外面的大走廊,这时张玉凤突然放声嚎哭,嘴里叨叨着:“主席你走了,我可怎么办哪?”江青走过来,用左手抱住张的肩膀,笑着对张说:“小张,不要哭,不要紧,有我哪,以后我用你。”张立即停止了嚎哭,满脸笑容对江说:“江青同志,谢谢您。”

我听到江青悄悄对张玉凤说:“从现在起,主席的睡房和休息室,除你之外,谁也不许进去。你把留下来的所有文件都整理好,清点好,交给我。”一边说一边向会议室走去,张跟在江的后面说:“好的,江青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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