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丽 从苏联到芬兰的“右派”女子(图)
（图片来源: Pixabay/CC0)
【看中国2018年10月12日讯】那段时间我在赫尔辛基一个清洁公司做事，间歇性的去学校接替人手空缺的工作。于是有机会写了下面的经历。
现在做事依赖电脑，越来越方便。
前天早与上公司通话，来言送进手机，我即将谷歌地球仪点开，看它活灵活现的膨胀到满意时一“刹车”，就搜索出路巷街道名称，历历在目。
这次奉命去的学校，是在我骑车往市区方向的中段，略二十分钟大约。这片由桥梁连接的岛屿，熟悉的凹凸山丘，眼前的林木楼房随势高低，初冬萧瑟的雨打风吹，加上蒙蒙的雾气，弥漫在这弯弯的路上，会让我想到这个弹丸之国的芬兰民族，经历的丛丛灾难，单是历史上的两次大饥荒，依照人口比例而言，就超过了我们那喜欢发傻的毛老乌龟做出来的人祸吧。更莫说芬兰还历经两次脱灭顶之灾的鏖战，覆巢之下的危机，至今仍然骇人听闻。
走在有自行车行道的路上，偶尔我觉得站起来蹬，才能地球压扁似的，前轮有时也昂首像飞鸡。
到校门前停车，见到位人高马大的肥壮先生在传达室，他听我自己介绍，笑说知道了。随即招手向那位（她一直站在门前等着）女士，她看着我也有欢迎的目光。其年龄在五十上下，浅红色上衣，身型瘦削，矮小，薄薄的嘴唇，细密的眼睛，五官朝向尖尖的鼻梁，肤色倒是净白，神色略显谦卑，腼腆如中国乡村妇女。
我们边走边礼貌交流，彼此问答而后，我知道了她叫艾丽（Aili）。随她的指向周围有些堆积的用具用品，再看室外一片建筑工地似的临时拖车房，我才明白了在学校还在维修新建，所有的师生都在这样的车厢房里读书教书，办公室，课室，运动室，手工课室，木工机械教室等等一应俱全，里面装潢和正规的学校设施没有区别，真是芬兰人，做任何事都不马虎。但那日常所需的工具车就不能使用，艾丽带我去另外的存放室，指着两部旅行者爱用的行李架，简单必须的用具插在里面。看来，一切都为临时而计，好在学校空间相对缩减，工作量少了很多。
跟着她走了一遍“工地”，学校师生没有离开学校之前，我们很闲。这工作轻松简单，自由自在，我也乐在其中。听她说芬兰语有点拗口，也许还不如我流畅，估计是中东国家来的，而后聊及身世，她说来自塔吉克斯坦，但强调自己也是芬兰人。
奇怪！怎么芬兰人会在中亚一个又小又穷的国家“插队”。她的话引起我更多注意。
一会，我们坐在休息室里，喝茶闲聊，艾丽的小小鼻孔，小小眼珠，小小口唇，以乡村般的神情，缓缓的语气，倒出了一段让我惊心动魄的历史。
“我们受斯大林迫害”，此语如雷贯耳，她倒说得轻轻：“我的家族很早就居住在彼得堡，那里有我们的庄园有农场有产业，周围不少的芬兰人邻居，有自己的社区文化，我们都说芬兰语。”
我“嗯”了一声，想到彼得堡曾经是瑞典领地，也是属下芬兰民族祖祖辈辈的乡镇。据说那时候广袤的大地上是大片的沼泽，后来因为瑞典战败退缩，成了俄国大帝彼得的地盘，为了靠近欧洲先进文明，他力排众议，硬要把首都迁来这里，立即修建了一个北方威尼斯般的大都市，由此取名为圣彼得堡。鉴于他当时的胸襟，仍然允许当地芬兰民族居住生存。
“我们的祖籍是彼得堡，母亲出生在那里，那时候叫列宁格勒，二战前斯大林把其它国家的人，有的杀害，有的送西伯利亚，我们被遣到乌兹别克斯坦边境当农民，还算运气。后来那里划归塔吉克斯坦，高原山区，气候炎热，很多芬兰人不适应。最初几年，几乎每天都有芬兰人病倒，有时候一天就死掉四五人，到最后我们走的时候只剩下15家芬兰人了，那是要我们自生自灭的环境。”
“你们怎么生活呢？”我不由想到她们的境遇比中国这六十年来----特别那些被差遣去穷乡僻壤的右派-----大概是异曲同工，一脉相承。
“活得很勉强啊，山区里什么都没有，缺水，常常停电，除了面包而外，只有一两种小菜，生活极其简单，我们靠种棉花为生，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我的父亲死在那里，我丈夫是德国人，他的家族住在东欧，和我们一样也是被遣送而来，还有希腊人。”
“怎么这么晚才回芬兰，当初被驱逐出圣彼得堡时，不去塔吉克斯坦行吗？”
“不行啊，那时候边境两国彼此为仇，密封着。苏联垮了之后的1993年，我们的希腊邻居办理回国时告诉我们，这下我们才想到如此从天而降的喜讯。于是，我跑去莫斯科，去芬兰领事馆询问，出示了我们的塔吉克斯坦护照上标注的我们原籍国为芬兰。就这样，半年内得迁移许可，我们变卖了所有东西，和母亲一道回芬兰。最先，我们住在赫尔辛基一家大医院里，好多从东欧回来的芬兰人都聚集在大楼的临时住宅。一两个月后政府给了我们分房，我母亲也有了她自己的居室，就没有和我们一块了。那时她70岁了，身体还行，最近病了三年，长住医院里。我一家三人，丈夫现在一家公司里做电工，儿子22岁，在职业学校，今年毕业，就在寻找工作。”
“当初，你为什么不选择去德国呢？”
“是的，当苏联垮了之后，在我们得知有了转机的情况下，依我丈夫的身份，我们可以回德国。不过，相比之下，福利环境芬兰更好，比如在德国我母亲就不能分到一套自己的住房，只有回芬兰才行，再说，我们有不少的芬兰亲友，就这么选择了。”
唉！终于回来了！听她那如释重负的口吻，令我更多的想到斯大林时期的暴政，多少人被打入另册，遣送牢狱，西伯利亚，到那些加盟国里的穷乡僻壤，默默无声遭受折磨的活，悄悄的死，种族谋杀，这与希特勒对付犹太人有何区别？艾丽活到了回归祖国的日子，但她那可怜的父亲就长眠在塔吉克斯坦山区里，甚至他生前做梦都没想到子孙后代还有回到祖国的一天。
工作回来，我从电脑上查阅资料，找不到半点关于芬兰人在彼得堡被遣送的蛛丝马迹，于是，我再次阅读《古拉格群岛》，看老索在书中的第二章里有这段文字，令我倒抽一口冷气。
“芬兰留给了我们一条没有居民的峡地，然而，一九四0年在整个卡累利阿和列宁格勒却对有芬兰血统的人实行搜捕和迁移。我们没有察觉这股小溪流：我们不是芬兰血统。
……在立陶宛，仓卒间丢下了整个部队、团队、高射炮营和炮兵营但却运出了几千家不可靠的立陶宛人（其中四千家后来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劳改营里交给了盗窃犯去洗劫）。从六月二十八日起，在拉脱维亚、在爱沙尼亚开始紧急逮捕。但火烧眉毛，撤退的任务更紧。忘了把布列斯特要塞之类的整个要塞撤出来，但没有忘掉在利沃夫、罗夫诺、塔林及其他许多西部监狱的监房和院子里把政治犯枪毙掉。在塔尔图监狱里枪杀了一百九十二人，尸体扔进了井里。
……，整列车整列车地从波罗的海沿岸三个共和国把城市居民和农民运到西伯利亚流放地去。”
读到这段，我想艾丽的一家人，竟然活了出来。她真该谢天谢地！
或然间我又想起那批由苏俄毛子居心叵测，手把手的教得青出于蓝的娇娇者，成批成打的“28个半布尔什维克”像瘟鸡场下蛋一样，、用异常的流感来玩弄八荣八耻，看这一甲子的所作所为，不也如出一辙，王实味的脑袋不也是万变不离其井？古今中外，那些豪称大康盛世的伎俩，莫非禁锢言论，诛灭异己，罪及无辜，制造假象，出尔反尔，实施流放，跟踪，骚扰，驱逐，遣送，关押，……等等迫害而已，皆不落窠臼。以冯正虎的争抗，竟然使一个政权不承认自己发放的护照，拒人于国门之外，寡廉鲜耻如此，居然还挤进联合国捞到安理席位，羞乎哉？不羞也！呸！让天下有识之士，皆恨不得给他们一人一口痰喷去，倒挂在鼻梁，慢悠悠的吊着荡来荡去。
昨天我与艾丽同在在地铁里，看她与另一女士交谈，俄语那么流利自然，又是另一番精神焕发，那矮小身型，瘦削模样，承受过塔吉克斯坦的山脉重压，经历过历史风云的冲刷，从世界最贫瘠荒漠的地方，熬到繁荣兴旺的祖国，这是何等感受，我想说，却不出来。因为这里不是我那被强奸得千疮百孔的祖国，为自由论，这里确是所有被迫害者的母亲。人间的事，就这么怪。
于是，我以沉默来换取列车的呼啸，它还在前进，到下一站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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