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东兴真实身份：林彪在毛泽东身边的卧底(图)

汪东兴曾经是铁杆的林派，积极参与了庐山会议上的倒张活动。（网络图片）

汪东兴曾经是铁杆的林派，不仅与林彪和军委办事组有密切的来往，思想上有共鸣，且积极参与了庐山会议上的倒张活动。可以说，汪东兴几乎就是林彪在毛泽东身边的“卧底”，毛泽东及其周围人员的一举一动都会由汪东兴传达给林彪。有意思的是，汪东兴这个“卧底”并非是林彪有意发展出来的，恰恰是出于汪自己的主动。因此，汪东兴实为林彪为首的军队派系的一个关键人物，这一点毋庸置疑。

麦克法夸尔与沈迈克所著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一书，是西方学者近年来就中国文革史研究的具有独特意义的专著。该书使用了大量的中文史料，同时也吸取了不少这些年来史学界有关文革史的研究成果，详细地解析了中国这一史无前例的革命。作为西方史学界研究文革的代表作，该书对中国学者的深入研究无疑会起到进一步的推动作用。书中论述的“林彪事件”是笔者关注的重点，研读之余，感到有以下几点值得称道：

〔1〕关于毛泽东选择自己的继承人一事，作者认为毛泽东真实的意图是传位于江青和她的亲信，而非林彪。作者指出：“林完全可以怀疑，主席之所以决定将其立为接班人，只是为了建立一套制度，以便让另一位毛派的狂热信徒顺理成章地接班。否则，主席为什么要建议林，林自己也应该指定一个接班人，并且点出了张春桥的名字，而让林大为尴尬呢？尽管毛没有公开力图推动他的建议，但至少表明了：在毛看来，他的妻子及其亲信才是自己在意识形态上的真正接班人。”（《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中文版，星克尔出版社2009年4月版327－328页，以下简称该书并只标明页数）

1970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是文革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林彪在庐山上主动发起的针对文革极左派张春桥的斗争，使毛泽东赫然发现，林彪在党内竟然有如此众多的支持者，而文革极左派张春桥一伙又是如此不得人心，林彪的一篇讲话就几乎置张春桥于死地，如非毛泽东采取断然措施，毛泽东赖以发动文革的极左派们很可能就此土崩瓦解，而毛泽东倾其后半生发动的文革运动就有可能在其身后被否定被清算，这是毛泽东绝对不能容忍的。由此而观之，林彪绝非毛泽东理想中的接班人，而江青、张春桥们才是毛真正意义上的衣钵传人。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大力扶植江青等文革极左派，尤其是让这伙人逐步地掌控军权，张春桥成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王洪文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军委常委，而这在林彪时期是不可能发生的。毛泽东从党天下向家天下过渡，江青、张春桥才是毛泽东心目中真正意义上的接班人，也只有他们才能在毛身后继续推行毛泽东那套乌托邦的理论和实践。该书的作者在这一点上，看得是很准确的。

〔2〕关于林彪是否有“篡党夺权”的意图，作者对此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作者指出：“尽管中共的党史学家是如何受到鼓励去批评文革的观念和必要性，但是还没有什么人愿意说：主席为了搞文革，无情地密谋打倒其过去的亲密战友。一个晚年误入歧途的战略大师的形象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一个暗地里策划卑鄙手段的黑帮头子的形象是不可接受的。”“但是，如果毛成功地策划了第一任接班人的倒台，就没有什么明显的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就不能打倒其第二任接班人，从而部分地降低解放军在重建中共中的主导份量。文革后，国家主席问题被当作是林彪图谋‘夺取最高权力’的证据。这样一个罪名会不会是毛给林构陷的呢？人们也许永远也不会知道事实真相；动机仍然晦暗不明。但是，为什么毛就在自己还在准备林彪的罪状、林彪还没有逃跑和死亡的时候就声称：‘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呢？”（该书329页）

〔3〕关于林彪是否指使自己的儿子林立果发动一场旨在推翻毛泽东的“政变阴谋”，该书作者明显持怀疑态度。作者指出：“正是由于9月12日至13日事件的戏剧性，长期以来，中共官方材料和中国史学家叙述的真实性一直受到西方出版物的质疑。”“令人不清楚的是，林彪是参与了林立果针对毛泽东的所谓阴谋，还是被动地听天由命。9月12日晚上，林彪在服用安眠药后已经上床睡觉了。在其妻子和儿子把他推进汽车，风驰电掣地赶往机场时，他是否清楚地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对此也完全有理由产生怀疑。”（339页）

该书的作者在此并不盲目地轻信大陆官方长期以来的一贯说辞，而是采取客观的态度质疑官方的观点。作者进一步指出：“总之，有难以计数的、疑窦丛生的问题。”（该书339页）大陆官方在“913事件”后指责林彪和叶群密谋策划了针对毛泽东的“武装政变”阴谋，指使自己的儿子林立果在前台发动这场政变，并将林立果周围的亲信的“供词”作为林彪涉案的证据。然而迄今为止，世人所知的由官方披露出来的林立果在北京策划的所谓“杀毛”大计，皆为中共官方公布的“批林”材料，应属刻意地加工，突出渲染了所谓林彪要谋害毛泽东的种种罪行，而内容皆属于林立果周围个别亲信人士在“913事件”后的口供，其真实性和可信度殊为可疑，在那个年代里官方可以任意制造出他们需要的“口供”，这早已被太多的史实所证明。尽管如此，林彪涉案的直接证据却几近于无。退一万步说，即使官方指控林立果策划“政变”的设想完全属实，亦无证据将林立果的言行与林彪直接划上等号。由此而观之，那个所谓的“杀毛”的设想仅仅是林立果的一厢情愿，只停留在口头上，从未付诸实施。根据原空军作战部部长鲁珉向专案组的交代，林立果把“杀毛”这件事看得很轻松很简单，似乎可以一蹴而就，马到成功，根本没有任何周密系统的计划，诸如如何指挥、调动相关的部队，如何负责侦查与情报，如何具体准备枪枝、弹药等武器设备，如何策划组织和宣传工作，特别是作好相关人士的思想工作，以及如何进行善后事宜等等。所有这些均付之阙如。如此之“杀毛”设想焉有成功之理？这只能是林立果这位从未上过战场、从未指挥过军队打仗的年轻后生的异想天开，其设想的流产也是必然的。笔者认为，以中央专案组多年来在林彪一案上制造伪证、假供等种种劣迹来看，对林立果的相关指控也不排除是专案组人为制造逼供信之后的产物，所谓林立果策划“杀毛”一事应可存疑，指控林彪涉案就更是一个天方夜潭。笔者期待相关档案的解密和有关当事人披露出更多的真相。我们基本上可以认定的是，林立果确实想通过非常手段打击张春桥等文革极左派。林立果曾对江腾蛟等人提及林彪痛恨江青、张春桥这伙人，此一点应无疑义，否则林彪也不会在庐山会议上“太岁头上动土”公然打击毛泽东的心腹张春桥。

笔者还想对该书中就林彪事件的某些看法提出不同意见。

（一）有关毛泽东为何同意林彪在庐山会议开幕式上发表那番讲话，该书作者说：“毛为什么要同意呢？为什么要采用这种煽动性的方式呢？他相信自己对中央文革小组领导人们的批评导致了1967年的‘二月逆流’。他是不是希望现在激起类似的反应，然后以此为借口来收拾林彪及其同事呢？毛在庐山上的行为也同样让人想起了1966年他对彭真的处理。当时他赞同后者的《二月提纲》，但是不久后又对它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一次距离他的愤怒反击只有48小时了。”（该书332－333页）该书作者怀疑毛泽东在庐山上为林彪设下了一个圈套，静等林彪上套，从而一举收拾林彪及其同党。然而，怀疑归怀疑，但却于史无据。

林彪在庐山会议开幕式上发表讲话的直接原因是，吴法宪与张春桥在宪法修改草案会议上的争论。在8月份张春桥主笔宪法修改草案时，张对已实行多日的官方“标准政治用语”进行了删除，即“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原本是中央的正式提法，也用在了以林彪名义发表的一些文章当中。在1970年的8月13日的政治局会上，吴法宪同张春桥就草案稿再次发生激烈争吵。草案稿序言部分有一段话：“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张春桥提出：“已经有了理论基础一句，后一句可以不写了。”又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讽刺。”吴法宪不知道后一句话是毛泽东在会见罗马尼亚外宾波德纳拉希时针对赫鲁晓夫说的，而以为这下可抓住了张春桥的把柄，找到了对他们发动猛烈攻击的突破口，立刻情绪激烈地反驳：“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肯定了的。这样说不是要否定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吗？”又说：“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会议休息时，吴法宪打电话向黄永胜通报情况。会后，陈伯达又邀吴到他家里进一步磋商，最后由黄永胜向正在北戴河的叶群作了汇报。叶群在电话里告诉黄永胜：林副主席听了很高兴，夸吴胖子“放炮”放得好！（《毛泽东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1569－1570页）

张春桥为何敢于向林彪作挑衅，笔者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张春桥自忖其背后有江青的支持，而江青的背后当然就是毛泽东。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对中央工作格局的不满，江青等极左派们认为文革初期打倒刘少奇的斗争中他们出力最多，本应取得更多的权力，但实际上九大之后他们权力仅仅局限在文化宣传领域，政治方面的权力却十分有限，国家的主要权力集中在周恩来手中，而周恩来又得到林彪和军委办事组的大力支持，张春桥等人即使执掌了文宣方面的权力，但依然受到林彪和军委办事组的制约，想发个中央文件都不能如愿以偿。面对九大后的政治局势，江青等人当然心不甘、情不愿，一有机会就要发难，只有不断挑起新的斗争，才能将已经大大趋缓的文革运动再次推向新的高潮。林彪之所以在庐山会议开幕式上发表针对张春桥的批评的讲话，就是要对江青等人的为所欲为有所节制和批评。

毛泽东不可能预见到吴法宪和张春桥会在宪法修改草案问题上发生激烈的争执，也不可能预见到林彪会站出来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批评张春桥，因而毛泽东不可能预设圈套让林彪来钻。事实上，林彪自己是否在会议上发表讲话批评张春桥也还有些犹豫，而在陈伯达和叶群的鼓动下，林彪终于站上了批张的第一线。笔者曾就这个问题作过论述。（丁凯文《庐山会议的斗争与毛泽东处理林案之我见——兼谈所谓“林彪集团”》，载《记忆》第11期，2009年1月11日）林彪在讲话前向毛作了请示，得到毛的许可。据陈伯达回忆：“在九届二中全会正式开会前，林彪单独和毛主席在一个房间谈话，周总理和我，还有其它人，在另一个房间等待，等的时间不短。他们谈完出来后，大会开了。……散会后，我去问林彪，他的讲话是否事先同毛主席商量过。林彪说，他的讲话是毛主席知道的。”（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版374页）吴法宪从叶群处得知，开会前林彪请示毛说：“有一个问题，想请示一下主席，就是在宪法修改小组会议上，张春桥反对提天才，不同意写国家机关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公开反对，……”而毛表示“这个要讲一讲，要批评，但是不要点名。”毛还说“这个张春桥的后台一定是江青，一定是她搞的。”吴法宪说：“这个讲话的大体内容，毛泽东事先是知道的，而且也是表态同意了的。”（《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卷793页）以往召开的中央全会上，在开幕式上从无中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都不发表讲话的先例。林彪要求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乃合情合理之事，并非什么“突然袭击”，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所以林彪一提他要讲话的内容，毛泽东马上就意识到林彪的用意，随即表态“这个要讲一讲，要批评，但是不要点名。”可见，毛泽东并非不同意林彪讲话，毛关心的是不要“出格”——即“不要点名”，要将“批评”限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如果是毛泽东预设圈套的话，应该是毛泽东鼓动林彪讲话，要求林彪去批评张春桥（事实上，这既不合逻辑，也不合当时的政治情势），而非反过来林彪向毛表示要发表讲话。因而，“阴谋论”一说在此是站不住脚的。

（二）该书作者另一处“阴谋论”是，“汪在其回忆录中声称，在毛盘问他关于国家主席的事时，他的解释是听到陈伯达的讲话后昏了头。人们会怀疑：为什么毛会在与自己如此密切的关键岗位上保留这样一个不可靠的官员。主席将痛斥陈伯达。为什么不痛斥汪呢？大有可能，汪做了主席希望他做的事情，而他自己还蒙在鼓里，即煽动起人们对于中央文革小组残余者们的情绪，让毛有借口打掉忠于林彪的军队派系”（该书334－335页）该书作者似乎认为，汪东兴在庐山上被毛泽东当了枪使，被毛所利用，毛泽东不仅给林彪预设了圈套，还利用了汪东兴诱骗众多的中央委员们上当，参与拥护林彪打击张春桥。然而，这一“阴谋论”依然于史无据。

汪东兴在庐山会议前后所扮演的角色，笔者曾有专文予以论述（丁凯文《论汪东兴与林彪事件之关系》，载《百年林彪》），文革史家余汝信也撰文予以论述。（余汝信《汪东兴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发言解读》，载《记忆》第23期，2009年5月20日，又见《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增刊第704期，2009年6月8日）汪东兴曾经是铁杆的林派，不仅与林彪和军委办事组有密切的来往，思想上有共鸣，且积极参与了庐山会议上的倒张活动。可以说，汪东兴几乎就是林彪在毛泽东身边的“卧底”，毛泽东及其周围人员的一举一动都会由汪东兴传达给林彪。有意思的是，汪东兴这个“卧底”并非是林彪有意发展出来的，恰恰是出于汪自己的主动。因此，汪东兴实为林彪为首的军队派系的一个关键人物，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问题的关键是，毛泽东是否事前就知悉汪东兴与林彪及军委办事组之间的密切关系，毛泽东在庐山上为何放过汪东兴而将陈伯达一举打倒？

笔者认为，毛泽东从事政治斗争的经验极其丰富，炉火纯青，在抓大的问题和主要矛盾方面尤其老道。庐山会议上针对张春桥的斗争，毛泽东马上意识到这是由于林彪讲话而引起，下面搞得沸沸扬扬，根子却在中央。对于张春桥，毛泽东必须加以保护，否则一旦毛泽东松口，张春桥立即就会倒台，连带着张春桥从事的活动以及其它文革极左派也可能落马，文革成果由此不保。对于林彪也不能贸然予以批评，林彪是毛泽东自己在文革中扶植起来的接班人，批林会导致思想上更大的混乱，对于政局的稳定尤其不利。而陈伯达是唯一可以被牺牲的人，陈伯达是从文革极左派分裂出去的文人，本身没有什么政治实力，转向林彪的军队一方更多的是因为政见上的共鸣。为了抑制这股反文革极左派的浪潮，拿掉陈伯达是代价最小、见效最快的办法，毛泽东不缺“秀才、文人”，张春桥、姚文元都可以随时取代陈伯达，打掉陈伯达对林彪也是一个警告，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因此，陈伯达成为庐山会议上首位蒙难者，这完全出于毛泽东的政治考虑。

毛泽东为什么会放过汪东兴？笔者认为，毛泽东并不清楚汪东兴与林彪方面的密切关系，一来，汪东兴并未卷进政治局内部关于宪法修改草案的争论，未曾与张春桥等人形成直接的对立和斗争；二来，汪东兴也从未涉入政治局内具体的工作，自然也不会与张春桥等人发生冲突。汪东兴是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枢纽，是个负责上传下达的“御前行走”。毛泽东本人又有先入为主的习惯（这一点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志绥有很传神的叙述），汪东兴主动检讨，推卸责任，洗刷自己，得到毛泽东的认可。另外，无论是公事还是私事，毛泽东还非要汪东兴去办理不可，故毛泽东放了汪一马。这点，江青曾予以证实。据参加庐山会议的徐景贤回忆，王洪文曾问江青：“东兴同志为什么要这样发言？他是毛主席身边的人。”江青则说：“哦，老汪吗？他也收到了一份语录材料，不过他事先可不知道那些人的活动。那天在华北组的会上，听了陈伯达的发言，不知怎么搞的，他的头脑发热起来，就说了那番话。老汪他已经向主席作了检讨，那份语录材料也上交了。”（徐景贤《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219页）江青在自己圈子里讲话不必藏藏掖掖，是江青带着张春桥、姚文元在庐山上向毛泽东告的状，由此引发了毛泽东的激烈反应。如果江青和毛泽东知悉汪东兴与林彪和军委办事组的真实关系，他们一定不会放过汪东兴。日后汪东兴积极与军委办事组划清界限，嫁祸于人，李雪峰、郑维山的倒台以及王良恩的自杀都与汪东兴有密切的关系。“913事件”后汪东兴更是落井下石，积极主动地要求抓捕黄吴李邱，并充当林彪专案组的负责人。粉碎“四人帮”后。汪改变了毛泽东对黄吴李邱采取软禁的作法，而将他们关进秦城监狱，将党内矛盾变为敌我矛盾，这些都是汪东兴为了掩盖自己行为所采取的卑劣手段。由此而观之，汪东兴在庐山上的言行是主动的，自觉的，是庐山上斗争张春桥的主角之一。（原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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