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跟北朝鲜金日成拥抱。（网络图片）
西方国家领导人曾经对邓小平抱有好感，给予很高评价。这一方面来自西方对中共本质的误读，另一方面也由于邓小平是作秀的一流演员，他对外打造的开明形象十分成功：他是第一个访问西方的中共领导人，在爱丽舍宫用法文高呼“中法人民的伟大友谊万岁”，在日本题词：“向伟大的、智慧的、勇敢的、勤劳的日本人民学习致敬！”在美国，戴德克萨斯牛仔帽、参观休斯敦宇航中心、去福特和通用公司与老板碰杯谈投资、接受《时代》周刊的采访……在西方人眼里，他简直就不太像共产党人。
上世纪80年代，可以说是中国民众与中共之间，争取自由与打压自由拉锯、胶着的十年。其间，邓上台大权独揽，并当上了太上皇。三次大的政治迫害——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1986～1987年的“反对自由化”、1989年对民运的血腥镇压，都是邓亲自主持的。
大批知识精英被批判、开除公职、监禁、流亡海外；仇恨自由、人道、民主和普世价值的说教，被反反复复地灌输，人心被扭曲和凌辱；直至学生和市民倒在屠城的血泊中。
其实，从邓1979年3月在理论务虚会上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那一刻起，他的基本思路就定了。“改革开放”不是为了给普罗大众谋福祉，而是要以畸形、虚胖的经济发展，换取中共政权的稳定。
邓没打算对中共的根本制度做任何改革，他骨子里是毛泽东奠定的中共极权的继承者和维护者。
今天的80、90、00后是否知道，在没有网络的上世纪80年代，中国民众和知识分子，都经历了怎样屡战屡挫、屡挫屡奋的抗争呢？
“伤痕文学”倾吐精神内伤
1980年7月，波兰发生了史上最大规模的罢工和示威，几周后席卷整个东欧。中共上层非常紧张，担心会波及到中国，局势有可能失控。
然而，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众对共产极权的抗争，起起伏伏从未停息，当遇到西方吹来的自由之风时，又顽强地生长起来。1981年，“伤痕文学”开始流行，人们借助小说、散文、电影等文艺形式，倾吐“文革”中的悲惨命运和精神内伤，以电影《苦恋》为代表。
影片根据白桦的同名剧本拍摄。讲述一名艺术家在日本占领时期被迫逃离中国，在海外过了一段好日子，1949年回国报效祖国。由于有海外经历，总是受到怀疑和迫害，但他始终效忠共产中国。艺术家的女儿出国前失望地对父亲说：“你爱这个国家，苦苦地恋着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你吗？”后来，这位艺术家死在逃避红卫兵迫害的路上。临死前，父亲思考着女儿的问题，在雪中蹒跚而行，最后倒地而亡。他的身躯在雪地上留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另一位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刘宾雁，以生动的第一手资料，记录下中共高级干部在家庭中乱伦的腐败劣行。
1981年4月20日，《解放军报》突然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对作家白桦上纲上线点名批判。
7月17日，邓小平在与中共宣传部门干部谈话时，严厉指责《苦恋》是“丑化社会主义制度”的作品，和1957年右派“反社会主义言论”类似，要求《文艺报》写文章批判。
校园竞选引起中共恐慌
1980年下半年，还发生了另一件影响深远的事件：县级直选在全国铺开，北京大学等高校的学生把这次直选当作推进政改的第一步，通过大字报、演讲会等方式，在校园里发表各自的竞选纲领。结果全国共有50～60位在校学生当选区县级人民代表。
面对竞选，高等教育部负责人感到恐慌，给中共中央写报告，认为必须开除一批，并逮捕几个活跃分子。在1981年7月的邓小平讲话之后，高校掀起反自由化之风，北大组织了对竞选自由言论的批判。
第一次大清洗：“清除精神污染”
1983年初，体制内自由派理论家试图从哲学角度再一次扩大思想自由。《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主张淡化残酷的“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理论，用“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来代替；提出“公民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真理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概念。中宣部顾问周扬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异化问题，如缺少民主和法制、干部滥用权力等，引发了一场“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大争论。
中共最忌讳人们探讨人性、人道、自由、普世价值这类话题，建政以来对其的批判，从未停止过。因为中共向全民灌输的是斗争哲学，它煽动人与人的仇恨，中共指向谁，就得去斗争谁。而人性、人道、自由、公平等价值，会使人的善良本性、传统道德复苏，一旦辨清了被中共颠倒的善恶，中共这个假神就会在国人心目中倒塌。因此，哪怕是变相地讨论这类观点，邓小平和中共也不容，视为对中共极权和根本价值的挑战。
9月份，邓在一次讲话中说，有些在文革中受过罪的青年知识分子在暗中搞秋后算账，有些人充满狂妄野心，对这些人必须撤职和开除出党。他称“党的纪律松弛，甚至保护了一些坏人”。
1983年10月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正式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随后，一场全国范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开始了。这是邓小平1978年上台以来的第一场政治运动。
捷克经济学家奥塔･锡克的《第三条道路》、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等学术名著都被列为禁书。一些纯属个人兴趣爱好的歌曲被禁唱，电影、电视片被禁演。有的工厂门口设岗，留长发、穿“奇装异服”的男女工人不准入内。还闹出许多笑话：《了望》周刊封面上，中国女子体操世界冠军在高低杠上的动作照，被作为“黄色照片”收缴；战士们把姐妹、未婚妻的照片当作“淫秽照片”上缴……
作为反精神污染的“成果”，在此后的整党中，理论界、文化界敢于讲真话的精英人物遭到整肃：周扬受批判、作检讨，后来变成植物人；李洪林被撤销中宣部理论局长职务，挤出中宣部；胡绩伟被迫辞去《人民日报》社长职务，王若水被免去《人民日报》副总编职务，二人被调离《人民日报》社；胡耀邦的文胆、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的阮铭被打成文革余孽“三种人”等等。
这场运动因不得人心，受到众人的抵制（其中包括赵紫阳、万里、杜润生等一些领域的负责人），最后以不了了之收场。邓小平不想破坏自己的“开明”形象，就搞起了左右平衡。1985年9月，他批准了邓力群不再担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其实邓才是“清除精神污染”的始作俑者，他运用老道的政治手腕，让邓力群替他承担了骂名。
挑战了中共极限的86学潮
1986年春天，亚洲政坛风云迭起。菲律宾民众将腐败的马科斯总统赶下台；蒋经国该年9月宣布开放党禁，允许反对党合法存在。中国的学生和自由派知识分子受到鼓舞，开始新一轮要求自由民主的呼吁。中共党内一些人也提出政治体制改革。
在内外压力之下，邓小平感到紧张，他让赵紫阳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但是，邓所设定的政体改革目标很狭小，只限于党政职能分离。他对赵紫阳明确表示，“我们的改革的主要目标，是保证行政机构的工作效率，不受外界太多的干涉。……对民主不要感情用事……民主只是手段”，还要继续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邓是想给思想、政治严控下的中国人松松绑，释放他们的致富热情，创造经济效率和繁荣，这样就可以为中共执政找到合法性依据，躲过垮台一劫。
从1986年7月以后，全国各地召开了各种政治体制改革学术讨论会，提出的问题远远超出行政效率范围，例如，改变全国人大，使人大从一个橡皮图章转变为能够代表不同利益群体进行博弈的权力机关。不少发言明显触犯了邓小平“四项基本原则”的底线。在众多研讨中，中国科技大副校长、国际知名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的批评最为尖锐。他在演讲中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没有哪个社会主义国家是成功的。”
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人的讲话，引起了青年学子的共鸣。学生们看到的是，邓小平所说的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是腐败的官倒，而在校生却八个人挤在一间狭小的宿舍里；凭努力考上了好大学，毕业后，却比不上高干子女靠关系得到的好机会和优越的生活……
1986年底，全国性学潮爆发，从安徽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发源，蔓延至29个城市的156所大学。学生们上街示威，高呼“改革选举制度”、“打倒封建独裁”、“要民主、民权、民生”等口号，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挑战了共产极权的根本制度。
“老子打天下，就得坐天下”
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等人认为，对学运不要大惊小怪，不要压，要学会与社会对话。
然而，在中共高层，另一种声音更为强大。据记者杨继绳回忆：中顾委副主任王震在天津与老干部见面，“王震在讲话前先愤怒地猛拍了一下桌子，然后声嘶力竭地喊道：‘反革命分子造反了！一些民族败类造谣、滋事、破坏，想把共产党赶下台。’接着说：‘现在还有右派，现在还有反革命！什么方励之，是反革命！’他每喊一句，气接不上，李瑞环就插话，让他休息一会儿后再接着喊。王震喊道：……‘我们的监狱能关江青，为什么不能关这些教授、研究生？’”
五天以后，12月31日，王震在中央党校又发表了同样的讲话。他说：“你有三百万大学生，我有三百万解放军。我要砍他妈的一批脑袋！”他盛怒之下，把话筒的电线都打断了。
王震说过一句流传很广的“名言”：“老子打天下，就得坐天下”，岂能容他人分享！这代表了中共政治老人们对待学潮、民运的心声。
1986年12月27日，发生了“七老联袂告状”事件：邓力群、王震、胡乔木、彭真、薄一波、余秋里、杨尚昆七人齐聚邓小平家，告胡耀邦的状。邓小平与老人集团经密谋一致认为，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力”，学潮是他姑息的结果。决定罢黜胡耀邦，刹住学潮风。
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在家中召见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等人，发表了措辞严厉的讲话，他说：“没有专政手段不行。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对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处理要坚决，他们狂妄到极点，想改变共产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二十年。”“如果有人要制造流血事件，你有什么办法？不下这个决心是制止不了这场事件的。”
这番讲话，表明邓和中共对民众的请愿示威，不惜流血也不会让步。预示了两年半后89“六四”屠城的发生。
看完这篇文章觉得
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