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们在学习组装智能玩具(Getty Images)
【看中国2018年5月28日讯】一
香港的7月，海风卷着热浪，周身都浸润在潮气里，毫不爽利，即使在空调房中，也惹得人相看两厌。这种庸人自扰的烦乱，对于正在苦熬七年永居权的我来说，尤甚。
公司内，正是人心惶惶之时，一天喷三次空气清新剂，都压不住焦虑的气息——所有香港职员张口闭口，几乎都是“庄丰源”，那是首个“双非儿童”的名字。而“双非儿童”也成了所有父母两个人都不是港籍，但却在香港出生，成功获得了港籍的孩子的代称。
港岛上下议论纷纭，忧虑此先河一开，内地产妇会蜂拥而至，这幺小的香港，如何能够承担这么多“入侵人口”的医疗、教育、工作问题？
连在电梯里遇到邻居大妈，甚至都会挂着意味难明的微笑问我：“阿玲啊，你现在要是生个宝宝，比你还先拿到香港户籍哦，不想生一个吗？”
我心中冷笑一下，生了养在哪？出租屋连个窗户都没有，靠抽气扇勉强维持空气流动，转个身都费劲儿，还得3500港币一个月。
我不想生，可有人不得不生，比如我阿姐。
姐夫思想守旧，虽已有女儿，却总逼着阿姐再生个儿子。那时二胎政策尚未开放，作为公职人员，姐夫一来不想交罚款，二来怕丢了工作。思虑再三，便想到让阿姐来香港生产，不上大陆户籍，一切自然迎刃而解。
两千年前后，香港刚刚回归不久，两地关系正是蜜月期，作为亚洲四小龙，彼时香港的经济发展及国际化程度远远甩开内陆。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姐夫都觉得这是一个无比美妙且明智的方案，尤其港岛上还有一个我，阿姐无需去昂贵又非法的月子中心待产。咔，十几万港币又省了。父亲以前成分不好，所以父母无法管我，是阿姐一直把我带大，我自然不会拒绝。
为此，姐夫费劲心机掉换了阿姐的避孕药，通过医院老同学确认阿姐怀的是男孩后，硬逼着薪水比他高三倍的阿姐辞职，来香港待产。
知道这个消息后，我匆忙换了上下床。香港潮湿，怕阿姐受寒，我又咬牙买了个抽湿器，原本转个身都嫌挤的房间，彻底变得水泄不通。从床头到衣柜边上，都得跨过塞满各式婴儿用品的行李箱和那台规模宏伟的抽湿器。
为了怕阿姐跌跤，我索性将床头脚尾当了衣架，层层叠叠挂落满了各式换洗衣物，乍一看，颇有水帘洞的架势。
是夜，闷热的空气仿佛能拧出水滴来，照顾孕妇又不能开空调，我和阿姐热得翻来覆去难以入眠，便闲聊起来。
“阿姐，值得吗？为了生个儿子，受这么大罪。”
“香港户籍多好啊，买不起房可以租公房，申请世界名校比内地容易的多，老了没人养还能领救济金。”阿姐顿了顿，沉默半晌，“所以，值得吧。”
二
离阿姐预产期不到半月时，我将攒了两年的年假休了，在家陪护。
假期临末，我正发愁如何多请几天假时，阿姐忽然急切唤我，“小妹！快送我去医院！”
阿姐是逾期留港，担心遭遣返一直未去正规医院做过产检，本以为二胎生产风险应该减少不小，却未料到竟是胎位不正。
助产医师匆匆从产房中冲出，乳白色的手套浸满血迹，一口粤语又急又快，“病人家属，臀产位，有大出血的可能，需要尽快做剖腹产，准备一下签字吧。”
不知手脚冰冷地等了多久，意识都几乎快要模糊时，医生终于来告，“恭喜，母子平安。”
我扑通一声跌在地上，喜极而泣。
剖腹产产后寸步难行，阿姐躺在床上疼得脸色苍白，我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将阿姐一人扔在医院里，可一想到续假，眼前便立即跳出老板那张公事公办的脸庞。
硬着头皮打通电话，老板知道原委后，回复道：“既然家里这么忙，那就好好休息吧，不用回来上班了。”
我脑袋嗡的一声，“老板，那我还怎么续签？”
“嘟嘟嘟。”听筒里，只剩一片忙音。
我绝望地蹲在医院空无一人的紧急通道拐角，身上一阵发冷。阿姐在港期间的费用几乎全由我承担，加上这次剖腹产的费用，存款几乎告罄。
失业、没钱、签证快到期这些事情一股脑涌来，我感到深深的绝望，拖着沉重的脚步往回走，每一步都重若万钧，短短数十级台阶仿佛变成吃人巨兽，一口口吞噬掉我对香港，曾经的期盼与喜爱。
我随阿姐抱着刚出生的康康回了深圳，可一个快30岁的未婚女性，又完全没有在大陆的工作经验，短时间内找到合适工作，难度不小。
阿姐认为这是她的错，安慰我不着急找工作，在家帮忙带孩子就当是辛苦多年，放个长假了。但她自己，一出月子便匆忙回到地产公司上班，原来的岗位被顶替了，就从售楼员一步步重新做起。
我知道，她这是为了堵住姐夫的不满。姐夫那点薪水，养不了两个孩子，外加两个闲人。
三
生儿容易养儿难，转眼间康康便能爬会走，离开香港之后，一直是我在照顾他。到了要读书的年纪，康康非大陆户籍，深圳没有公立幼儿园愿意接收，国际幼儿园收费昂贵，去香港读书几乎是唯一选择。
虽在香港生活了几年，可未曾婚嫁，我对幼儿园行情，其实一无所知。想起以前听同事提起过她家孩子的幼儿园——“哦呦，可了不起了，全英文授课，英法德美加的老师遍地都是，在我们香港这种寸土寸金的地方，人家都有足球场那么大的户外场地哦，孩子进去了，以后肯定就是哈佛牛津的人啦！”
我便向她打听学校入学条件，本以为和内地一样，有户籍、交钱就能上，可一问就彻底傻眼，人是家国际幼儿园，学费一年十二万港币，还得买得起三百万的学校免息债券，才能有入学资格。
“好家伙，这么高的要求，有人上吗？”
同事嗤笑一声：“抢破头呢，竞争可不比你们高考小。”
在那里，各色学校已不仅是教书育人的代名词，更像一只看守伊甸园的三头犬，高傲地上下打量着家长阶级。“你一个小小中产阶级还想上国际学校？去上教会开的幼儿园吧！”
教会、慈善机构开办的非牟利幼儿园，政府要求学费不能高于限定标准，家长还能申请学券、抵扣学费，是香港政府在资本的重压下，为中底层人民硬撑起的一片栖身之所。
但不论哪种幼儿园，都必须要通过入学面试才有可能入学，填申请表、递交申请表格、等待面试通知，不仅考孩子，甚至家长也需要单独面试，流程之繁琐，大有和大陆研究生考试一较高下之意。
在同事的帮助下，我一口气投了五家离口岸较近的幼儿园，但最终只收到了两家的面试通知。
第一场入学面试时，康康运气不佳，排到了上午场。我们要从深圳去香港，不得不在清晨四点半就将他叫醒。匆匆洗漱完毕，平日从未这么早起过的康康胃口不佳，只喝了口牛奶就什么也吃不下了。
坐上去口岸的车时，天色像未化之墨一般，连星星都被染得黯淡。康康小猫一样蜷在我怀里，哈欠连天，“小姨，我们是去幼儿园吗？”
“对啊。”
康康有些不开心：“为什么我要起的比大公鸡还早，但姐姐就不用。”
这样复杂的问题，显然没法跟两岁孩子解释清楚，只好岔开话题，“睡会儿吧，还有两个多小时的车程呢。”
到达罗湖口岸时，正好赶上双非学童上学的高峰期，一进大厅我和康康都被吓了一大跳。
平日宏伟宽广的大厅里一片人头攒动，黑压压全是穿着各色校服、满脸倦容的孩子，不少是被中介公司统一带领的，萝卜头大点的十几个孩子跟着带队老师，背着比自己肩膀还宽的书包，摇摇晃晃地跟着。
由家长护送的孩子就幸福多了，不少被抱在怀里昏昏欲睡。家长中妈妈居多，大都挂着浓重的黑眼圈，要么匆忙地补着妆，要么慌张地向怀中的孩子投喂早餐，大厅中充斥着豆浆、牛奶、包子混合的奇妙味道。
因为孩子众多，年纪又都十分幼小，大厅里的哭声此起彼伏，不少由中介带着的孩子满地打滚地找妈妈，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惹人怜惜。
康康倒十分乖巧，不哭不闹，即使困得差点一头栽倒在地上，也还安安静静地靠在我腿上，活像一只可怜的小羊羔。
我心中一阵心疼，赶忙将他抱起，可毕竟是个二三十斤的肉团子，不一会儿我的手臂就开始发酸，如同千万只蚂蚁环绕着手臂噬咬。
康康悄悄扯扯我的袖子，“小姨，你放我下去吧，你手都发抖了。”
我心里一暖，“小姨没抖，这是一种新的减肥方法。”
“那康康也减肥，小姨抱着就不会觉得重了。”
旁边的一位大姐听得有趣，便跟我搭话，“看你家娃这幺小，是去参加幼儿园考试的吧。”
“是啊。”
大姐摇摇头，“没辞职就抓紧辞了吧，一送就得七八年呢。”
我突然明白，为什么大都是母亲来送孩子了。
如果夫妇里一定得有个人为了孩子牺牲事业，那么多半会是女人吧。
四
面试第一题是普、粤、英三语自我介绍，我心里稍安，这种类型的题目，之前便教康康背过。
与康康同组的其他五个孩子，三个是本地人，自然不在话下，另一个爸妈都是广东人，虽说粤语说的香港略有差别，但也大同小异，十分流利。
轮到康康时，或许是因为太困了，精神不佳，张口就把早上好说成了早唞（晚安）。
我心里咯噔一声，暗叫不好，连忙去看面试官的脸色，后者微微拧了拧眉头，显然也对这样的第一印象十分不满意。
第二轮考察动手能力时康康表现也不如平时，慢吞吞用散落在地的积木块儿组合出了一个圆顶城堡，地基稳固但毫无美感。
但在重头戏——数学测试中，一看题目我便眼前一亮，这题至少做过3次了。题目是香港幼儿园一道经典入试智力题：1111=0 5555=0 2222=0 8193=3 8096=5 4398=3 3148=2 2889=？
我的唇角抑制不住开始隐隐往上翘，总算有机会扳回一局了！
凭借着卓越的视力，即使在教室斜后方，我也能看见康康小眼睛微眯，一脸志在必得，然后飞快地写了个4。
我倒吸一口冷气，恨不得冲过去冲他大喊，“5啊，9还有一个圈呢！”
大概是我的脑电波辐射信号太过强烈，康康回头看我一眼，若有所思的点点头，比个耶——然后把4又描了一遍。
我一掌拍在脑门上，暗道这次面试百分百是栽了。因此在家长纯英文面试过程中，我答得非常放松，毫无任何心理压力，从雅诗兰黛的最新口红色号聊到香港未来女性就业形势……
出乎意料的是，康康通过了面试。
面试官认为康康思维敏捷、家庭环境友好宽松，能掌握时代动向，未来很有潜力。
我咋舌。原来不管公立还是私立学校，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控制着生源的家庭背景。私立学校是明码标价，而公立学校也并非真的清心寡欲。根据面试内容，我能从一线大牌彩妆聊到政治，就足以证明家庭经济基础了。
五
康康的粤语说的不大好，毕竟我们都不是土生土长的广东人，家中缺乏粤语环境，为了让康康尽早的适应，老师建议上全托班。
全托班九点上课，可过境去学校，即使不堵车，也至少要三个半小时，这就意味着，康康每天都要四点半起床。
坚持了一个多月，康康实在是困得紧，踩着小板凳坐在马桶上刷牙便睡了过去。等我煎完鸡蛋去寻他时，只见他半个身子都掉进了马桶里，牙膏泡沫、污垢水渍满身都是，可就这样还睡得无比香甜，浑然未觉。
好不容易将他捞了出来，康康终于醒了，看自己一身狼狈，一向懂事的他突然嚎啕大哭，“小姨，小姨我不想去上学，小朋友讲话我听不懂，他们也不跟我玩，还叫我小蝗虫。”
我心头一紧，赶忙搂住他，“好好好，今天不去了，不去了啊。”
康康病了，不知是舟车劳顿，还是跌进马桶里受了凉，抑或是在幼儿园感染了污秽。康康病得一塌糊涂，一连三天高烧不退。康康病得开始整日昏迷，一张小脸红得能滴血，偶尔有些意识也是哑着嗓子哭喊：“我不要去幼儿园。”
最严重时，医生甚至随时准备下签病危通知单。姐夫急得直跺脚，“医生，这孩子到底怎么了？”
“这孩子免疫力太差了，这幺小的孩子，最重要的是休息，每天这么折腾，幼儿园小孩又多，病一个就得倒一片，不生病才奇怪呢。”
阿姐听了也顾不得旁人，对着姐夫就是一阵拳打脚踢，“我当初就说不想生，这下好了吧，你看把孩子折腾成什么样了。”
医生厉声道，“都什么时候了还闹！孩子现在很危险，再这么烧下去随时要成脑膜炎的，到时候一辈子就毁了，太小又不能滥用抗生素，试试物理降温吧。”
我和阿姐整日守着康康，用酒精擦拭他的前胸、后背，一日三次，配合着冰敷、输液，快一个星期，病情才稳定了下来。
出院前，医生特意找我们谈了一次：“做父母的，不要让孩子为你们的失误决策买单，你们要是住得离关口近一点也就算了，这么每天七八个小时的折腾，大人都受不了何况这幺小的孩子？深圳的国际学校不少，虽说学费贵点，但是孩子重要还是钱重要，你们好好想想吧。”
我与阿姐商量：“姐，要不我回香港吧，康康跟着我，至少路上不用再这么折腾。”
“那怎么行？你因为这个孩子工作都丢了，这两年又一直耗在家里，我和你姐夫已经觉得够对不起你了，你都三十大几了，带着他还怎么结婚？”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本来也不想结婚……”
“我和你姐夫商量过了，国际学校一个月的学费差不多一万五，这两年深圳的房价涨得厉害，我们把现在这套房子卖了，换个小户型的，怎么着也够了。”
孩子毕竟是阿姐的，我叹口气，“深圳的房价回头肯定不止现在这个价，你现在卖肯定亏，真想好了？”
“想好了，这金山银山，不如一家人整整齐齐。”
那之后，阿姐把房子卖了让康康去上了深圳的国际学校，他终于不用再两地跑。我想，再重来一次的话，阿姐绝不会选择跨境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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