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闹”后 老奸巨滑的周恩来和陈毅划清了界限(图)
“大闹怀仁堂”后，老奸巨滑的周恩来和陈毅划清了界限。（网络图片）
陈毅提到了延安整风，说：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接下来，陈毅讲得更厉害，已经超出对中央文革的批驳，直接针对林彪，而且影射毛泽东了。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搞修正主义。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他一上台不是搞修正主义吗?”陈毅关于延安整风的那段话，触到了毛泽东的痛处，揭了毛在党内一贯玩弄权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打一派拉一派的老底。
文革历史中的“二月逆流”事件，首先是从军队开始的。自从1966年十月间中共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根据林彪的提议，发出《紧急指示》后，军队院校的造反派也像地方院校一样蜂拥而起，成立了五花八门的群众组织，踢开中共党委闹革命，四处串连，中共军队由此日益卷入文革的狂澜之中。
本来，林彪此举是想配合毛泽东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战略部署，并趁机在军中排除异己，结果却引火烧身，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包括国防部等在内的各级中共军事机关不断遭到冲击，就连林彪的亲信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也被造反派揪斗，不是被迫东躲西藏，就是被关在地下室里，闷得半死。一时间，各军区纷纷来电告急求救，叫苦不迭。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扩大的常委碰头会，商讨军队开展“四大”的问题。会上，几位中共元帅与江青、陈伯达的意见针锋相对，互不相让。第二天的会议更是吵成一团，会场大乱。会后，叶剑英以军委日常工作主持人的身份，向顶头上司林彪告了江青、陈伯达的状，把中央文革一干人对军队的指责攻击全部端给了林彪。这就是所谓“大闹京西宾馆”的事件。
事情一直闹到毛泽东那里。毛深知军方将领和中共地方干部不同，得罪不得，弄不好会逼反。在这种情况下，出于笼络军队支持造反派夺权斗争的政治需要，毛不得不出面安抚群情激愤的军方高级将领。
在这种情况下，林彪也对中央文革责难军队的作法表了态，说：叫他们也来打倒我好了。随后，他把江青叫到毛家湾家中，对她大发了一顿脾气，并把跟前的茶几都给掀翻了，喝令叶群把江青赶走，并要到毛泽东那里告状，辞职不干了。
林彪的态度转趋明朗，几位中共元帅又趁热打铁，由徐向前登门当面向林彪反映情况，敦促他参与制定了旨在稳定军队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并报送给了毛泽东。这样，以毛亲自批准军委《八条命令》的下发执行为标志，军方老帅打赢了二月抗争的第一个回台。
“大闹京西宾馆”的风波，让毛意识到军队与中央文革的关系紧张。为了平息军方将领的不满，善于玩弄权谋的毛泽东故作姿态，拿军队意见最大的陈伯达、江青两人“开刀”，提出中央文革小组要开会批评陈、江二人，不过只限于文革小组内部范围。
一时间，毛批评陈伯达、江青的消息在党内高层中不胫而走；再加上副统帅林彪也狠批了江青一顿，表态支持稳定军队的措施。这种形势使党内军中的元老们士气大振。他们早就对文革运动的搞法憋了一肚子气，于是借毛批评中央文革的东风起来进行反击。
而周恩来是当时中共党内高层中真正看出毛泽东用心的少数人之一。他知道事情并不那样简单，毛批中央文革不过是故作姿态，所以从一开始周恩来就有意识地和党内军中元老的抗争保持某种距离。
二月十一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原定议题是研究“抓革命，促生产”等问题。会上，军方老帅首先站出来批驳中央文革。叶剑英指斥陈伯达要把军队搞乱。中央文革一干人因为刚刚挨了毛泽东的批评，收敛了许多，在会，正处于守势，只是偶尔出来强词辩解。
二月十二日继续开会时，双方斗得更加激烈。这次在会上唱主角的是国务院的两位副总理谭震林和陈毅。素有党内“大炮”之称的谭震林在会前指斥中央文革一干人说：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并气得夹起皮包，拂袖而去。接下来，陈毅提到了延安整风，说：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接下来，陈毅讲得更厉害，已经超出对中央文革的批驳，直接针对林彪，而且影射毛泽东了。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搞修正主义。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他一上台不是搞修正主义吗?”
在上述“大闹怀仁堂”的整个过程中，周恩来一直严守中立，很少说话，对双方的争论基本上没有参与，也没出来制止。只是在一旁听着。不仅如此，周恩来还有意和会上“出格”的言行划清界限。
散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马上向江青作了汇报。为了逃避批评而在家称“病”不出的江青知道已经抓住对手的把柄，马上精神大振，并立即安排张、王、姚二人连夜向毛泽东当面汇报。
陈毅关于延安整风的那段话，触到了毛泽东的痛处，揭了毛在党内一贯玩弄权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打一派拉一派的老底。在当年的延安整风中，毛正是依靠了刘少奇这一派人为他打天下，斗垮了所谓党内教条和经验两个宗派，才确立了他自己在党内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如今刘少奇一干人又被他一脚踢开，沦为文革的斗争目标，罪名比当年的王明还大。
被人当众揭了老底，对习惯了被承旨逢迎的毛泽东来说，还是多年来的第一次，其内心的恼怒可想而知。他很清楚，如果下马上采取断然手段，把这次党内高层的反对声浪压下去的话，不仅文革运动会半途而废，而且他本人也将威信扫地，刘少奇一干人也将乘机杀回马枪，在政治上清算自己。
毛泽东在着手反击前，是做过精心的盘算和准备的。这也是他没有急于发作的原因。在毛看来，在党内高层中，有两个人是必须争取的：首先是林彪，其次是周恩来。林彪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只要掌握军权的林彪和他一条心，大局就乱不了，就不怕这些老家伙闹翻天。而争取林彪支持最好的办法，就是把陈毅在“大闹怀仁堂”中影射林彪的那段话端出来，告诉他的接班人地位不稳，在党内军中有很多人不服。
为此，毛泽东在反击前，特意把叶群找来单独谈话，做了工作，说：现在老帅们不听我的，我准备带着林彪到南方去闹革命，打游击，重建一支解放军。为了笼络林彪，毛并特许叶群今后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随后，毛又专门指派江青代表他去做林彪的工作。江青虽然刚刚挨了林彪一顿臭骂，不过她知道拉住林彪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军队和文革小组是毛泽东的左膀右臂，关系不能搞僵，一定要搞好团结，共同保护文革大局。为此，她暂时把心里的不快放在一边，执行毛的意图，登门拜访，做通了林彪的工作。
二月十八日午夜，毛泽东召集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其中包括周恩来、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以及代表林彪出席的叶群。会上，毛指责“大闹怀仁堂”的矛头是指向他和林彪的，是为刘少奇、邓小平黑司令部的复辟鸣锣开道，是为王明、张国焘翻案，等等。接下来，惯于逢场作戏的毛泽东又故意对叶群说：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不稳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
在场的人没有人敢吭声。其实，毛发这样大的火，有相当成分是在做戏，因为不如此就无法压住中共党内强大的反对声浪，文革也将半途而废。同时，毛做得十分老到，有意不点周恩来的名字，把他与党内元老派分割开来。这样对周既是一种拉拢，也是一种警告，让他好自为之。
周恩来为了打消毛泽东对他的疑虑，表白自己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与党内元老派的言行是有过斗争的，他特意让王力整理了一份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记录，并在紧要之处作了若干修改。比如，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当谭震林准备拂袖而去时，记录稿中原只注明“总理要谭回来”，周本人添加了“拍了桌子”四个字。又如，当陈毅提及周恩来曾在延安整风中挨整时，周除了加上了自己当时的对答：“应该检讨，整得对嘛”，还特别注明：“陈先挑拨康老，后挑周”。
毛泽东则趁势下台阶，要求政治局立即开会认真讨论这件事，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并责令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人“请假检讨”。就这样，这场文革期间在中共党内高层中仅有的一次集体抗争，在毛泽东的淫威和周恩来的帮衬下，顷刻瓦解，整个形势随之逆转。正是由于周的屈从和退让，逢君之恶，毛才更加一意孤行，为所欲为，因此周恩来实乃毛泽东祸国殃民的帮凶。
就是在中共党内高层中对周恩来的这种做法也早就存有非议。当年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就对周恩来明知国民经济面临的困难形势，却不敢在会上讲出来，非常有意见，曾当面指他“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
邓小平后来在党内高层谈到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时，曾说过两句话。一句是：如果没有总理，文化大革命的局面可能更糟。另一句是：没有总理，文化大革命也不会拖得那么久。邓小平对周的这段评价并没有点出了周氏在文革期间所扮演的历史角色--表面上好像减轻了文革的灾难，实际上延长并加重了文革的灾难。如果没有林彪，周恩来的支持和帮衬，文化大革命也许不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