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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整人 主动作恶 周恩来与一打三反运动(图)

“一打三反”运动:文革中血腥的一幕(上)

2018-03-08 00:30 作者:袁斌 桌面版 正體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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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不仅仅只是被迫执行了毛泽东整人的那一套,他也有主动作恶的一面,“一打三反”运动不就是个例子吗?
周恩来不仅仅只是被迫执行了毛泽东整人的那一套,他也有主动作恶的一面,“一打三反”运动不就是个例子吗?(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一打三反”运动,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以1970年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以下简称《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为开端在全国掀起的一场政治运动,其内容是指: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和反对铺张浪费。但运动的重心,在于“打”(所谓“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这场运动令数百万人蒙冤、数十万人被捕入狱,包括思想解放的先驱王佩英、遇罗克等在内的数万人被处决,堪称是文革中血腥的一幕!

那么“一打三反”运动究竟是谁发动和主持的呢?关键在于弄清《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是如何出台的。据大陆文革史专家王锐先生的考证与研究,各方资料显示,这份文件非出于毛泽东的相关指示,而是出自于周恩来的意思并是由他亲自主导的。

首先,这可在官方出版的《周恩来年谱》找到依据。该《年谱》1970年1月30日记载如下:

1月30日将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的讨论修改稿报送毛泽东、林彪,并提出:“我们几经讨论,认为现在需要发这样一个指示,给在备战动员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以打击。”毛泽东批:照办。三十一日,《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发出。(《周恩来年谱》下卷第34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

这个记载显示,这份中共中央的《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是周恩来主持相关会议(极可能是政治局会议)“几经讨论”后,送交毛泽东批示的。特别是“我们……认为现在需要”这种句式和语气,明确表明是周主动搞这样一个文件,而不是受毛泽东指令被动地这么做。

而在另一个更显权威性的官方文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记载表述中,这种主动与被动的关系显示的更为清楚明确。《文稿》在《对中共中央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指示稿的批语》篇目中,这份“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的毛泽东批语仅有两个字:“照办”。而在其“注释”中,则对这份文件的出台因由经过和具体内容有以下详细记载和说明:

周恩来于一九七〇年一月三十日送审的这个中共中央指示稿指出,为落实战备,巩固国防,对反革命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必须坚决地予以打击。……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写道:“我们几经讨论,认为现在需要发这样一个指示,给在备战动员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以打击。”毛泽东阅后,写了这个批语。一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发出了这个指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7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

可见,这份至关重要的、令数百万人蒙冤、数十万人被捕入狱,数万人被处决的中共中央《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从起草,到主持政治局“几经讨论”,再到报送毛泽东批示,都是周恩来一手操办。而且迄今为止,没有任何文献资料(包括回忆文字)显示,是毛泽东让周恩来如此搞的。而大规模开展“打击反革命”的原始动机,如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所述,是为“战备”考虑,“给在备战动员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以打击”。

如此看来,周恩来在文革中的表现,远不像官方和许多人以为的那样,仅仅只是被迫执行了毛泽东整人的那一套,其实他也有主动作恶的一面,“一打三反”运动不就是个例子吗?

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的原始文本如今已经很难看到了,不过,若干官方出版物,包括上文提到的《毛建国文稿》中那段“注释”,都有该文件的内容简述。除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收录了原文件全文外,王锐先生查到内地公开出版物中记叙最详的,是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的4卷本《共和国史记》第三卷中的记载,所引文字都打了引号,应是编者直接从这份中共中央文件中摘录下来的。

《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在谈及出台这个文件的由来和动机时说:“苏修正在加紧勾结美帝,阴谋对我发动侵略战争;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也乘机蠢动,遥相呼应,这是当前阶级斗争中值得注意的新动向。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妄图仰赖帝、修、反的武力,复辟他们失去的天堂,加紧进行破坏活动。有的散布战争恐怖,造谣惑众;有的盗窃国家机密,为敌效劳;有的趁机翻案,不服管制;有的秘密串联,阴谋暴乱;有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破坏社会主义经济;有的破坏插队、下放,这些人虽然是一小撮,但无恶不做,危害很大。”(引号内的文字完全录自该书,下同)

谈及如何打击所谓反革命破坏活动,《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明确要求:

“一、要放手发动群众。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使群众认清,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是打击帝、修、反‘别动队’的斗争,是打击苏修侵略阴谋的斗争,实际上也是一项重要的战备工作。”

“二、要突出重点。打击的重点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

“三、要严格区分各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清敌我,区别轻重。”“对于那些气焰嚣张、罪恶累累、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反革命分子,要坚决杀掉。对于那些罪恶虽属严重,但民愤不大者,可分别判以死缓或无期徒刑;罪行较重,必须判刑者,可判以有期徒刑。对于那些罪行较轻者,可交群众严加管制。”

“四、要大张旗鼓地、广泛深入地做好宣传、动员。杀、判之前要交给群众讨论,‘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杀、判时要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判,立即执行。这样才会人心大快,敌人震慑。但是,杀人不可过多,杀的应是极少数,关的亦不应多,管的是大多数。”

“五、要统一掌握批准权限。按照中央规定杀人由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报中央备案。”

“六、要加强领导。必须首长负责,自己动手,具体指导,深入实施。”(以上见《共和国史记》第三卷527页至528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

相比较而言,以上6款内容最重要的是2、3、4、5等4款,第2款规定了“打击的重点是现行反革命分子”。第3款是规定打击手段是关、管、杀,尤其强调“对于那些……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反革命分子,要坚决杀掉”,为日后的大规模处决行动,开了绿灯。这也是导致遇罗克,及以后的张志新等一大批“文革思想者”被处决的依据。第4款是规定“杀判时要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判,立即执行”。这是文革中以及其后数十年间普遍实行的对罪犯搞“公判大会”、“游街示众”的由来和政策依据。第5款是将杀人权限重新交与地方,中央仅是“备案”。这是1960年代中央收回“死刑”判决权以来最重大的变动。

 

根据王锐《周恩来与“一打三反”运动》整理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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