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进步还是经济进步――改革理念的分水岭

【看中国2018年2月13日讯】一，公有制与计划体制的错误是剥夺人权

何谓经济发展？每一个社会个体用劳动，用技术，并借助资本和资源，去讨生活求富裕，就是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讨生活谋富裕是人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权利。让每一个人都有自已去讨生活谋富裕的自由，是任何社会都会给予人民的权利，即便是那些吸民血汗的残暴统治者，也会允许鼓励人去创造财富，以便他们更好掠夺。而中国的社会主义过程，却剥夺了个人的这一权利。

中共建政后不久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这一剥夺过程。它首先是生产资料甚至某些生活资料的国有化和集体化，曾经分给农民的土地又被收归集体所有，私人工业资本被和平赎买为国有资本，增量的生产资本只能国家和集体投资，不允许个人投资。所有的个人都失去或无法形成和拥有个人生产资料。其次是计划复盖了所有的经济领城，包括生产，流通和分配，个人不但失去经济活动自由，而且分配也取决于计划，大多并不与个人实际劳动或劳动成果挂钩。最为重要的是，伴随着公有化和计划化，是生产组织化（非集约和规模生产的自然形成，而是由行政权力的强制推动），和生产组织的行政化，使全国变成一个庞大的组织，它既是生产组织，又是行政组织，甚至还是一个军事组织。每一个人都依附于组织之中，做一个锣丝钉，生产由行政指挥，工作由组织安排，收入由政策确定。个人自由的去讨生活谋富裕已不可能，甚至稍有越轨还要受到打击。比如有的农民家多养一头猪想改善生活，也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需要割掉。个人变成了组织的奴隶，在这种情况下，何来个人经济发展权利？

私有制与公有制最大的区别不是生产资料占有方式的区别，而是有人权与无人权的区别。公有制剥夺人权。人有自已去讨生活求富裕的权利，这是天然的，你可以说在政府领导下可以更快富裕（能不能更快富裕另论），但你能用不允许做这个做那个，强制人民接受政府领导，来剥夺个人自主发展的权利吗？机器本质上是一种生产工具，可带来高效率，个人用自已合法的收入购买机器，以提高生产效率，创造更多财富，使自已更富裕，也是人的经济发展权利，所以允许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而不被剥夺，正是这一权利得以实现的保证。你能用这会带来剥削（是否剥削以及怎样消除这种剥削另论）的借口，去侵害人追求更加富裕的权利吗？经济发展在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之间，常会产生差异，人的流动和资本流动，可以使人包括资本所有者能够趋利避害，减少利益损失或追求更大利益，你可以用计划或审批或户籍或编制来阻碍这种流动，侵害人的迁徙权择业权投资权等经济行为自由权利吗？自由思想与行为有利于创新的出现，但我们给予人民自由只是为了创新，而不是实现人的尊严和权利，是人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体现吗？等等。

由于公有制剥夺了个人的经济权利，以及由这种剥夺带来的其他自由权利的丢失，人民成为了国家的奴隶。所以公有制等于奴隶制。与私有制相比，是一个退步。公有制确实没有生产效率，但公有制的根本错误不是低效率，而是低人权。

二，人权进步还是经济进步？

改革是把被政府剥夺了的个人经济发展权利，还给人民，还是在寻找某种加快经济发展速度的方法？显然，我们当时直到现在的观点，都是后一种。所以有“寻找振兴经济之路”的口号，有“只要有利于经济发展，就要坚持”的思维，有基于经济发展速度的“中国模式”的争执，有政府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等。国家主义在“加快经济发展”等貌似正确的口号下得以盛行。

我国开始的改革是逼出来的。公有制与计划体制的低效，逼迫政府把一部分经济发展权利还给人民。比如农村承包制，是在集体经济实在搞不下去，农民为了吃饱肚子而悄悄搞起来的，如果再行压制，农民还要饿肚，更遑论走向富裕了。再比如，允许个私经济存在，是当时有大批知青返城，国家无力给他们安排工作，如果不允许个私经济存在，这些人怎么生计？承包制使农民从集体即组织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有了种什么怎么种的生产自主权，有了个人劳动成果直接归个人所有的收益权，有了可以选择打工还是务农的经济行为自由。一定程度上把经济发展的权利还给了农民。允许个私经济存在，首先是使体制即组织外的人，个人天生的经济发展权利不受政府限制而得以实现，同时这种限制的取消，也给了体制即组织内的人以选择的自由。放松管制，扩大自由，增加个人权利，带来了中国经济的较快发展。

但放松管制，给予人民权利与自由，只是为了经济较快发展吗？增加人民权利与自由，难道不是人类发展的目的，社会进步的要求吗？其实，它给我们提出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即个人权利与经济发展孰轻孰重，何为目的何为手段？当然，经济发展是为了人们更富裕，但富裕只是人的一种追求，是人诸多权利中的一种。如果让你吃好穿好却要以失去权利和自由为代价，那这种富裕还值得追求吗？难道自由不就是人幸福本身的体现吗？纵观近现代世界历史，特别是那些发达国家的历史，都是人们争取权利，争取平等，争取自由，并增进权利，增进平等，增进自由的历史，它带来了经济的较快发展，但那些国家的人民争人权，争平等，争自由却不是为了经济发展。因为增进人的权利，人的平等，人的自由，本身就是人类发展的目的，是社会进步的过程。

遗憾的是，我们1978年开始改革的主导思想并不是还权于民，并用法制来保障人权，而是加快经济发展。当时虽有“放权让利”的实际行为，却只是为了调动人的“生产积极性”。比如我们并不把实行农村承包制看作是还权于农民，是把农民从集体经济中解放出来，由集体经济制度下的奴隶转变为相对自由的公民，是农民生产自主权，经济行为自由权，自已的劳动成果直接归自已所有的收益权等经济权利的实现。而是把这当作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一种手段。所以，当农村承包制带来农业生产取得发展时，农村改革止步，还权于农民并不彻底，土地产权并未给农民，户藉制度仍限制农民迁徙权等。还权不彻底，为以后的社会经济发展留下隐患。

人权、自由、平等的进步，确实可以带来经济的较快发展，它使生产力中最关键的要素人的主动性创造性不被压制，因为经济发展本质上是由人推动的。所以扩大和保证个人经济发展权利与加快经济发展具有重合之处。但显然，只是为了经济发展给予人民权利，这种权利是脆弱的。当经济发展与个人权利在某种情况下不重合时，人民的权利随时可能丢失。比如，个人收益权和财产权，如果不被保障，会挫伤人的生产积极性，影响经济发展，但如果只是为了经济发展去确立这种权利，个人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就不可能得到真正落实。中国之所以出现强制拆迁，在发展的口号下去侵害个人财产权利。就是因为没有把个人财产权的保障当作是个人权利实现的需要，而只是为了不损害人的生产积极性，即不影响经济发展的某种权宜之计。当政府认为经济发展需要侵害个人财产权时，个人财产权不受侵害即便写进了宪法，也会变成空话。

改革是为了人权进步还是为了经济发展，是中国改革观念上的分水岭。

三，脱离人权进步的发展是畸形和危险的发展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经济发展、科技发展、文化发展。经济发展、科技发展、文化发展也是社会发展的表征。但与人权相比较，人权进步是社会进步更本质的体现。华盛顿建立民主制度，并没有使美国的GDP增长，但美国社会获得一个跳跃式甚至可以说是历史性的进步。林肯解放奴隶，也不是给奴隶多少财富，而是给了奴隶自由，林肯的功绩彪柄千古。资本主义的工业革命确实给人类带来翻天复地的变化，但没有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人权观念的出现和人权理念的进步，这个世界仍充满残暴、压迫和黑暗。

中国经济崛起，与中国的低劳力成本密切相关。而低劳力成本由两种原因导致。一是中国低经济发展水平带来的低收入。二是中国的低人权。低经济发展水平是一种客观因素，低人权则与政府忽视人权进步有关。二战后，日本、台湾、南朝鲜等，都是由低经济发展水平带来的低收入起步，并取得高速发展，被学界称为“东亚模式”。但它们却是高人权国家或地区，由此带来人民收入提高与经济发展同步。所以虽是以低收入的低成本起步，却只用二三十年时间，人均收入便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中国改革开放后，同样采用“东亚模式”，利用低经济发展水平带来的低收入取得高速发展，但中国是一个低人权国家，人民收入远远低于经济发展速度，所以中国虽然也经过二三十年的高速发展，人民收入却仍然很低，并没有进入先进发达国家行列。为什么？因为中国低人权。如血汗工厂，如强征强拆，如环境污染。

中国现在经济总量大幅增加，却是畸形的发展。它伴随着世界上最大的贫富差距，最严重的官员腐败，最凶狠的压榨人民，最短视的资源掠夺和破坏，是带血的发展。它不仅在发展过程中大量侵害人权，而且经济发展成果并不为人民所有，大部分进入了权贵的腰包。中国社会尖锐的官民矛盾，便由此而生。这种经济发展越快，对人民的伤害越大。经济发展便失去合理性。我们还能要这样的发展吗？

更为重要的是，没有人权进步的经济发展科技发展，很可能使国家走上危险的军国主义道路。这是因为，人权进步，不仅可以使经济科技发展成果惠及人民，不会用于增加国家暴力和军事力量。而且人权进步本身就会带来和平理念，约束国家机器，消弥暴力意识。一个民主和宪政的国家，即人权伸张的国家，必是反战、反暴政、反侵略的国家。希特勒正是由于当时德国的经济发展很快，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却又没有人权理念却充满法西斯的宣传和狂热，而发动世界大战的。如果没有德国当时经济的快速发展，即便有法西斯的思维，也难于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二战或可避免。现在的北朝鲜，如果经济力量很强大，以其政权对人民的残暴，不仅南朝鲜的人民，而且临近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台湾、中国大陆等，都不得不对其进行高度防备。

为了中华民族的真正进步，政府再也不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应以“人权进步为中心”。因为人权进步不仅可以带来真正有效率可持续的发展，而且可以使经济发展走在正确的路上，即走在为了增进大多数人幸福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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