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认为，应该将人法建立为新的平衡点，使其成为新的是非善恶标准，以代替天道。（图片来源：公用领域）
十四、法家之术
上文说了，法家的目标是以人法代替天道，来建立以人代天的魔性社会。而以人法代替天道必须依据强大的“势”，保障人法的强力执行，同时使人法成为天下唯一的准则，所以必须使天下一切权势都集中在君王一个人手中，使人法与君王合一。
韩非说：将一尺长的树木立在高山上，就可以俯视千仞深的山谷，这并不是因为树木本身高，而是因为它的位置高。桀做了天子，能够控制天下，并不是因为他贤能，而是因为他的权势大。千钧重的东西有了船就可以浮起来，而几钱轻的东西没有船就会沉下去，这并不是因为千钧的重量轻而几钱的重量重，而是因为千钧的东西有了托力而几钱的东西没有托力的缘故。所以短的东西能够俯视高处的东西，是靠了它的地位；小人能够制服贤能的人，靠的是他的权势。
飞龙乘云，腾蛇驾雾，凭借的是云雾之势，若云雾消散，那飞龙与腾蛇就与蚯蚓没什么两样。当尧还是平民百姓时，连三个人都管理不了；而夏桀做天子后，却可以搞乱天下。所以我从中明白，（治理国家）应该依赖于权势，而不要依靠什么贤德与智慧。
父母对待子女，希望子女平安顺利，远离犯罪。而君主对于民众，危难时要他们拼死作战，安定时又要他们尽力耕作。父母怀着深厚的爱，希望子女平安顺利，但子女却不听父母的话；君主对百姓没有仁爱之心，要求民众为自己拼死出力，却能够行得通。明君懂得这些道理，所以抛弃仁爱之心，而只增强威严之势。
百姓都是屈服于威势，而很少能被仁义感化的。
法家是完全反道德人性的，必须依赖强权暴力，依靠强大的势才能得以上位，这是法家的基础和保障。法家要达到人法与君王合一，成为天下唯一准则，以代替天道，所以天下权势必须集中于君王一身，绝不允许有第二个掌权人的存在，以保障人法绝对、唯一的地位。
韩非说：道与他所生的天地万物不相同，秤与它所称的重量不相同，君主与他的臣下不相同。道是独一无二的，所以称为“一”，君主应该效法天道的独一无二。
要时刻绷紧你的弓弦，防止一个窝里出现两只公鸡，否则将斗得不可开交。豺狼在羊圈里，羊就不会增多。有两个人当家，事情就不会成功。
君王独断专行，才能称得上是王。
那么它又是通过什么手段达到集天下一切权势于君王一身的呢？首先是通过玩弄权术控制臣下，让臣下绝对服从。
韩非说：做君主的，要像经常劈削树木一样整治臣下，不要使树木枝叶茂盛。树木枝叶茂盛，将会充塞官府，私门将会富实，公门将会空虚，君主将受蒙蔽。经常劈削树木，不要使树枝向外伸展，树枝向外伸展，将会威逼君位。经常劈削树木，不要使枝粗干细，枝粗干细，将会经不住春风，经不住春风，树枝将会损害树心。
韩非说：君主不要显露他的愿望与意图，君主显露了他的愿望与意图后，臣下就会根据君主的意图进行自我掩饰与伪装，就看不清他们的真实面目。君主只有不展示自己的好恶，臣下才能展现自己真实的一面。所以，君主有智慧也不要用来思考，使万物寻找自己真实的位置；有能力也不要作为，以观察臣下的办事能力；有勇力也不要表现出来，让臣下充分发挥他们的勇武。因此，君主不使用智慧而能明察，不发挥能力却有功绩，不表现勇力却拥有强大的武力……所以说，君主什么事都不表现好像没处在君位上，君主神秘莫测臣下根本捉摸不透。君主在上面无所表现，群臣在下面胆颤心惊。
天道隐而不现，如果君主神秘莫测，让臣下无法捉摸，那就像天道一样高高在上。君主什么也不要表现出来，这样才能在暗中观察臣下的过失。看见了装作没看见，听到了装作没听到，知道了好像不知道一样。君主知道臣下的言论主张后，不要去更改他，用他们自己的行动去考察验证。每个官职只能有一人，不要让他们相互通气，那么一切事情就会暴露无遗。君主掩盖自己的行迹，隐藏自己的意愿，臣下就无法探测；不显智慧，不露才能，臣下就无法揣度。
君主在听取臣下的言论主张时，应该像喝醉了酒一样模模糊糊。群臣动嘴动舌，我却不先开口；群臣越发动嘴动舌，我就越发装得糊里糊涂，让他们自己去争论、去分条缕析，我从中得以看清、了解他们……君主表示了自己的好恶，则会惹事生怨。所以要隐藏好恶，什么都不表现出来。君主不和臣民共事，臣民才会尊敬君主；君主不和臣民议事，让他们自己去干。君主关闭起门户来，坐在室内观察外面，一切近在咫尺，全在眼前。该赏的赏，该罚的罚，根据他们的所作所为，使他们受到相应的处置。如果君主不能够表现得神秘莫测，臣下就会找到利用的借口。
韩非让君主故意表现得神秘莫测，目的是将君主推上神坛，以代替“天”，然后通过与人法的合一，使人法最终代替天道。
韩非说：英明的君主用来控制他臣下的手段，不外乎两种。这两种手段就是“刑”与“德”。什么是刑、德呢？杀戮惩罚的权力叫做“刑”，奖赏的权力叫做“德”。做臣下的都害怕杀罚而贪图奖赏，所以君主掌握了这两种手段，臣下就能被控制住了。但是奸臣却会利用君主手中的权力杀罚他们所憎恶的人，利用君主手中的权力奖赏他们所喜欢的人。这样施行刑、德的大权就落到了臣下手中，那么全国的民众就都害怕他的臣子而看轻他们的君主，会归附他的臣子而背离他们的君主。这是君主失去刑德大权带来的灾祸。
如今君主处于制人之势，坐拥整个国家，把持着重赏与严罚这两大权柄，只要依靠这些法律手段，即使田常、子罕—类的乱臣也不敢不老实，何必寻找那些诚实不欺的人呢？
前面说了，欲望与恐惧是人性的两大缺陷，韩非让君主通过“刑罚”、“奖赏”这两大手段操控人性的两大把柄来完全控制臣民，将天下百姓都变成任其操纵的傀儡。
但是道德是人性缺陷的克星，只要人类心中还坚守着道德，就会克制这两大缺陷，始终坚守以天道为核心，而不以人法为标准，不受法家傀儡般的操控。所以法家必须先摧毁人类的道德。
韩非说：像豫让、伯夷、叔齐这样有道德的贤人，不畏重刑、不图利益，这样刑罚就没办法制约他，奖赏也没办法引诱他，这样的人就是无用的人。是我所鄙视厌弃的人，但却是当代君主所称赞访求的人。
像许由、续牙、晋伯阳、秦颠颉、卫侨如、狐不稽、重明、董不识、卞随、务光、伯夷、叔齐，这十二个人，都是见利不动心，临危不惧的。有的给他天下都不接受，更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见利不动心的人，即使君主厚赏，也不能打动他；临危不惧的人，即使君主用重刑，也不能屈服他。这些都是国家无法管制的人……像这样的人，古代的圣王都不能让他们臣服，当今之世，要他们又有何用？
关龙逢、比干、季梁、泄治、申胥、伍子胥这六个人，都凭激烈争辩或强行劝谏来压服君主……豁出命来强谏，即使家破人亡，腰斩两段，手脚异处，也不畏惧。像这样的臣子，古代的圣王都不能容忍，当今之世，又怎么能用他们呢？
韩非又说：设立名号，本是用来表示尊贵的，而现在有人轻视名位与权势，世人却称赞他们高尚。设立爵位等级，本是用来区分贵贱的，但是对君主傲慢而不愿求取官爵的，世俗却称赞他们贤明。威摄与利诱本来是用来推行政令的，而对于那些轻视利益、不畏权势的人，世俗却称赞他们庄重。法令是用来治理国家的，但对于那些不遵从法令而为私门效劳的人，世俗却称赞他们忠诚。官爵是用来勉励民众的，但对于那些追求声誉而不肯做官的人，世俗却称赞他们有气节……民众对名声的追求已超过了对现实利益的追求，这样，那些士人，即使沦落到饥饿贫困的境地，也要隐居在深山以便在天下挣得好名声。这些都是因为君主失去了治国的原则，而造成了天下不能治理的原因。
不接受君主的征召，被称为正直。不接受君主的赏赐，被称为清廉。有令不听从的，被称为勇敢。清心寡欲、宽容仁爱、行善施德的，被称为仁义。私立学派的，被称为师徒道统。闲静安居的，被称为有思想……臣民沾染这些风气到了这样地步了，在内就会扰乱民众，在外就会不利于国家。
韩非说：天下的人都认为尧、舜的做法是正确的而去效法它，因此就有了杀死君主，忤逆父亲的事情出现。尧、舜、汤、武，违反了君臣间的准则，扰乱了后世的教化。尧自以为圣明，但他却让自己的臣民舜作皇帝；舜自以为贤德，但他却接替了自己君主的位置。商汤、周武王自认为仁义，但却杀了自己的君主。这就是那些自以为英明的君主常常交出自己的权力，而那些自以为贤能的臣子常常夺取权力的原因。所以直到现在，做儿子的有夺取父亲家业的，做臣子的有夺取君主政权的。父亲把家业传给儿子，君主把政权让给臣民，这决不是用来确定名位教化天下的办法。
韩非将尧、舜大公无私禅让天下说成是乱了君臣之道；将商汤推翻残暴的夏桀、周武推翻无道的商纣，说成是逆乱叛上、乱臣贼子。将父亲把家产传给儿子，君王将帝位禅让给臣民说成是乱了天下教化。他认为君主无论如何荒淫无道，即使杀光了天下百姓，臣民也绝不能反叛，必须逆来顺受，任其宰割。这就是将君主作为绝对的标准，用人来代替“天”，从而摧毁百姓对天地神灵的信仰，让人法取代天道，以达到毁灭人类社会的目的。
韩非说：舜不仁不义不忠不孝，流放了自己的父亲，杀死了自己的弟弟，以自己的君主为臣，将自己母亲当作妾一样对待，以君主的女儿为妻。
这里除了尧将自己两个女儿嫁给舜是真的以外，其余都是韩非的颠倒黑白、造谣诬陷。共产党的厚黑学可能是从这里起源的吧。
从以上可以看出，韩非通过孤立片面的强调其极端的认识，来达到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目的，以破坏人类的道德观，摧毁原本以天道为核心的道德平衡点，从而将人法建立为新的平衡点，成为新的是非善恶标准，以代替天道。
韩非说：医生善于吮吸病人的伤口，口含病人的污血，不是因为有骨肉之亲，而是利益所驱使。车匠造好了车子，就希望别人富贵；棺材匠做好了棺材，就希望别人早死。并不是车匠仁慈而棺材匠狠毒，而是别人不富贵，车子就卖不掉；别人不死，棺材就没人买。
韩非剔除一切道德因素，一切在他眼中都只剩下利欲。医生给病人吮吸伤口，口含污血，如果没有道德、医德的作用，谁能这么做？看看现在中国的医院就能知道。
法家将人法与君王合一，将君王推上神位，具有掌管一切的绝对权势，以代替天道。要知道君王是人，不是神；人法是人制定的，绝不是客观真理。君王可以为自己的私欲任意改变人法，他可以任意把百姓变成牲口，把人间变成地狱。
道德被抛弃后，法家便通过完全控制人类的欲望与恐惧来死死控制住每个人，使人法完全代替道德。
韩非说：假使人们不吃不穿而不饿不冷，又不怕死，就没有待奉君主的愿望了。思想欲望不受君主控制，君主就无法指使他们了。
取得富贵是臣下最大的利欲，臣下怀着取得富贵的目的来办事，就会冒着危险、舍弃性命，竭尽全力，死而无怨。这叫做君主不讲仁爱，臣下不讲忠心，就可以称霸天下了。
而在法家控制人类的两大手段中，制造恐惧是它最重要的手段：
韩非说：施行仁义、爱护百姓都不可取，只有严刑酷法才能用来治国。
严刑酷法是百姓所讨厌的，但是可以治理好国家；哀悯百姓，采用宽松的刑法，是百姓所喜欢的，但是会使国家大乱。
公孙鞅的法律是对轻罪给以重罚。重罪不容易犯，而小过失是人们容易去掉的。让人们去掉那容易犯的小过失，而不触犯难犯的重罪，这是治好国家的原则。小过失不发生，大罪恶不出现，这样天下就平安无事了。
对百姓施行刑罚，并不是讨厌百姓，而是爱他们。刑罚重，百姓就安宁；奖赏多，奸民就多。所以，重刑罚是治理百姓的头等大事；奖赏多，是祸乱的根本。
人法，是君王的根本；刑罚，是爱的源泉。
施用酷刑，减少奖赏，是君主对臣民的爱，臣民就会拼死立功求赏。奖赏多，而刑罚轻，是君主不爱臣民，臣民就不会拼死立功求赏。
韩非说，爱百姓有多深，就要对百姓施用多重的刑。对百姓越残暴，表示越爱护百姓。这种思维仿佛一条恶狼对着一群绵羊在说：我之所以咬你们、吃你们，是因为太爱护你们
在人法具备完全操控人的能力后，法家还要继续将人法推进，使天下百姓每时每刻都在人法的控制中，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韩非说：奸人在一定能被察觉的情况下，才会戒惧；在一定要受惩罚的情况下，才不敢再犯。在不能被察觉的情况下，他就会放肆；在不会受惩罚的情况下，他就要横行。把廉价的东西放在冷僻之处，即使是曾参、史䲡这样道德高尚的人也有偷窃的嫌疑；把百金放置在闹市中，即使出名的盗贼也不敢取走。不被察觉，曾参、史绍就可能在暗处干坏事；一定察觉，大盗就不敢在闹市上取走放置的百金。所以明君治理国家，多设耳目，重罚罪犯，使民众由于法令而受到约束，而不靠廉洁的品德停止作恶。
曾参与史䲡是古时候有名的道德之士，常被视作道德的典范。韩非通过诬陷造谣，说人法没有监视到的地方，曾参、史䲡都会成为小偷，从而彻底否定道德，并偷梁换柱，以人法代替道德，以达到让人法无时无刻不监视百姓的目的。君主不是神，人法不是天道，那如何才能达到让人法无时无刻不监视百姓的目的呢？
韩非说：对于犯罪隐匿不报的就重罚，对犯罪举报告密的就重赏，这样耳目就能遍布天下了。
治理得最好的国家，善于把禁止奸乱作为急务。杜绝那些不易觉察的奸乱行为要用什么方法呢？关键在于一定要让百姓彼此互相监视。那么又怎样使民众互相监视呢？大致说来，也就是施行连坐了，就是一家犯罪，周边的五家或十家人全部抄斩。这样所有人都唯恐牵连到自己，就不得不相互监视。这样民众都会对自己小心谨慎而对别人进行监督，从而相互揭发告密。揭发别人的人能得到奖赏，免受刑罚，有奸不报的人就会连坐被诛杀。如此一来，奸人就都被揭发出来了，连细小的奸乱行为都不会发生，靠的就是暗中告密和实行连坐所起的作用。
中共大搞阶级斗争，强调阶级立场，为了坚持党性，令子女举报父母，甚至亲手打死父母；学生举报、批斗老师；夫妻恋人之间互相揭发告密；甚至一家人分成好几派，日日监视告密，使人性泯灭，道德丧尽，这也是从法家这儿学去的。法家是以人法代替天道，中共是以党性取代人性。
达到了让人法深入每个百姓的生活，无时无刻不监视百姓的目的后，就可以任意愚弄、奴役百姓，但在愚弄百姓之前，必须给百姓洗脑，使他们成为没有思想、没有智力的机器。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毁掉一切能唤醒百姓思想，使百姓独立思考，人性复苏的一切思想学说。
韩非说：像孔子、墨子那样知识渊博、机智善辩的人，但他们不从事耕作，国家能得到什么好处呢？像曾参、史鲍那样孝顺而清心寡欲的人，但他们不参加打仗，国家能得到什么利益呢？
如今只要擅长文章学术，能说会道，则不需要劳苦耕作就可以获得财富，不需要冒险打仗便可以得到官爵，那么人们谁不乐意这样干呢？结果就出现了一百个人从事于智力活动，却只有一个人从事于体力耕战。从事于智力活动的人多了，则法治就要失败；致力于体力耕战的人少了，国家就会变得贫穷。这就是社会混乱的原因。
因此，在明君的国家里，废除一切学术文化的文献典籍，只留下法律作为教材；禁绝古圣先王的言论，只以当今执法的官吏为老师。
臣民常称赞古圣先王的道德而心生向往，就是对当今君主的诽谤。
在法家的模式下，国家只能有两种人：一种是专门耕田的苦力，另一种是专门打仗的机器。除此之外的一切人都是社会的蛀虫。法家要废除人类的一切思想学说与学术文化，烧掉一切文献典籍，只留下法律的书作为课本。这样人类的精神就变得极度贫乏，彻底失去了思想，失去思考判断能力，这样就能更好的愚弄与奴役了。
中共从建政到文革结束，大杀文人学者、焚书、破四旧、毁坏中华文化，只留下马列等书籍与样板戏给人作教材，使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极度困乏，思想极度无知，从而达到任意愚化与奴役国人的目的，用的就是法家的这一手段。将人变得如同牲口与机器一样，没有思想，没有道德，没有人性，没有信仰，这是怎样的一个社会？回想文革，至今都会让很多人不寒而栗。法家在两千多年前就建立了，历史上都是受到批判的，即使秦始皇在非常的时刻都不曾全面施用它，首先将它全面实施的是中共。
百姓完全被洗脑后，接着就是像对待牲口一样，任意奴役了。对如何奴役百姓最在行的是商鞅，商鞅对百姓的奴役是把天下百姓都变成只会耕田的奴隶与战争的机器。
商鞅说：礼乐、诗书、善良孝悌、诚信贞廉、仁义、和平是国家的六大祸害，像寄生虫一样，称为“六虱”。
人民贫穷就会努力致富，致富后就会放纵，放纵就会产生六虱的祸害。因而人民富裕了就不容易奴役他们，那就设法让百姓将粮食交出，使他们每人都出力，那样农民就不会懒惰。农民不偷懒，六虱就不会产生。
农民有了剩余的粮食，于是成年安逸享乐。商人获致了大的利润，贩卖华丽、玩好的物品，于是对于日用必需物品发生了不良的影响。
百姓想要得到的东西非常多，但获取的渠道只能有一条，使百姓不通过这条渠道就得不到所要得到的一切。这样，就能把百姓控制集中在手中，将百姓的力量控制集中在手中，国家就变强。
百姓贫穷，国家会变弱；百姓富裕了，就会放纵享乐，放纵享乐就会产生六虱，国家照样会变弱。所以对于穷人，要用刑罚逼迫他努力劳作，使变富。对于富有了的人，要设法让他们的钱变成国家的，这样他们就会变穷。治国的秘方，就是让穷人先变富，然后再让他们变穷。
先迫使穷人变富，穷人变富后，国家必须想办法“合理”拿走他们的财富，让他们再度陷入贫穷。如此，才会重新激发百姓的求富动力，他们为生存疲于奔命，根本没有精力去思考、享受，国家也不再有“虱”了。这种让国家富有而让老百姓保持贫穷的治国方法，共产党尽得其精华，它总能通过各种“合理”的手段，将百姓的钱放进它的口袋中，任贪官挥霍。使老百姓一身做牛做马，到头来一场空。
商鞅说：国家贫穷而发动战争，就可以把祸害转给敌人，国家就没有六虱的祸害，必然强盛。国家富强而不打仗，就会使老百姓偷生，国家就会产生六虱祸害，必然会衰弱。
这一点，共产党也现学现用。比如所谓的对越自卫还击战，就是利用战争转移国内矛盾。
商鞅说：百姓勇猛，就顺着他们的欲望重赏他；百姓怯弱，就顺着他们的恐惧用重刑诛杀来威胁他。这样，怯弱的人因为害怕酷刑而变勇敢，勇猛的人因为重赏而亡命。怯弱的人变勇敢了，勇敢的人去亡命，国家就无敌称王了。
如果百姓愿意饥寒而死亡，都不愿为了利禄而争战，那是亡国的风气。
民众看见打仗，就像饥饿的狼看见了肉一样，那么国家就强大。一般来说，战争是民众讨厌的东西，能让民众喜欢去打仗的君主就称王天下。强大国家的民众，父亲送他的儿子去当兵，哥哥送他的弟弟去当兵，妻子送她的丈夫去当兵，他们都说：‘不能得到敌人的首级不要回来！’又说：‘不遵守法律，违抗了命令，你死，我也得死，乡里会治我们的罪，军队中又没有地方逃，就是跑回家，我们要搬迁也没有地方可去。’军队的管理办法是将五个人编成一伍，实行连坐。用标记来区分他们，用军令来束缚他们。逃走了也没有地方居住，失败了没有办法生存。所以三军的将士没有一个不听从军令的，就是战死也不掉转身后退。
商鞅还说：政策如果是百姓所厌恶的，则百姓就弱；政策如果是百姓所喜欢的，百姓就强。百姓弱国家就强，百姓强国家就弱。
法家善于将百姓推到国家的对立面，将他们变成奴役的工具与无人性的战争机器。
商鞅说：人民必须屈辱，这样才知道大人的尊贵；必须卑贱弱势，这样才懂得当官的厉害；必须贫穷，才会为赏赐而卖命。人民有了地位，就会轻视官爵；富裕了就会看不起赏赐。
用善民治理百姓，百姓就会亲近爱护他的亲人；用奸人来治理，百姓就会亲近国家的制度。使民众团结起来就会互相掩盖庇护，这就是所谓的善；使民众疏远分离，互相监视，这就是所谓的奸。表彰善民，民众的罪过就会被掩盖起来；用奸人，则有罪的就会被诛杀。犯罪被隐匿，则百姓胜过法律；犯罪被诛杀，法律就胜过百姓。百姓胜过法律，国家就大乱；法律胜过百姓，国家就强盛。所以说用良民治国，国家必然混乱而削弱；用奸民治国，国家必然大治而强盛。
共产党继承了这个模式。有人将共产党比作人性的绞肉机，一般来说，只有道德最败坏的人才能在中共体制内生存，凡存有道德良知的，都会在一轮轮的政治运动、权力斗争中被活活绞死而淘汰出局，最后剩下的基本都是具足“党性”，丧失“人性”的人格分裂的党徒。
韩非说：秦国遇到严重饥荒，宰相范雎请求说：“皇家苑囿的草木植物，蔬菜、栋树果、枣子、栗子，足以养活百姓，请您用来救济百姓吧。”秦昭王（法家）说：“我们秦国的法令，是让百姓有功受赏，有罪受罚。现在如果开放苑囿的蔬菜瓜果，就是让百姓不论有功无功都受到赏赐，这是使国家混乱的做法。救济百姓而使国家混乱，不如扔掉瓜果蔬菜而使国家太平。”秦昭王的另一种说法是：“如果开放皇家苑囿的瓜果蔬菜，倒也足以养活百姓，但却会引起有功的人和无功的人相互争夺。与其让他们活着而使国家混乱，倒不如让他们死掉而使国家安定!”
看到这里不禁令人想起中共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那三年其实风调雨顺，根本没有什么自然灾害，完全是中共人祸造成的。在全国范围出现严重的饥荒的情况下，1958至1959年，中共政府仍然大量向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支援粮食。例如1959年，全年出口粮食数量达到历史上的最高，为415.75万吨。抢了百姓的粮食送给外国人，就是不给饿死的百姓，致使这三年饿死了几千万中国人，到处出现人吃人的现象！
最后用老子《道德》经中的一句话作为结尾：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当人民不畏惧统治者时，那么大的祸乱就要到来了。不要逼迫人民不得安居，不要阻塞人民谋生的道路。只有不压迫人民，人民才不厌恶统治者。
(未完待续)
部分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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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真法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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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大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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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公六韬》
《左传》
《大学》
《中庸》
《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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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
《商君书》
《法华文句》《慧琳音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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