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润南:疯狂年代的荒诞故事 荒诞后面是恐怖(图)

2017-12-7 05:59 作者:万润南 桌面版 正體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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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年轻人,大概无法理解我当时所受的压力。那是个疯狂年代,充塞了诸如此类的荒诞故事:一个人随便在一张废报纸上打一个叉,让人拿起来对着阳光一照,背面恰好是领袖像,立即就会被当作现行反革命抓起来,先批斗一番,然后交群众专政;阎连科的中篇小说《为人民服务》里,打碎了一尊毛的石膏像,那就是天大的政治事件。阎先生却把荒诞演绎成男欢女爱的荒唐,那是在痛定之后,对疯狂年代的嘲讽和调侃了。

而在我所处的那个疯狂年代,在荒诞的后面是恐怖。和最大的走资派攀亲,最起码是政治上划不清界线,更可能是包藏祸心。如果我那首小词爆了光,那就死定了。什么“混世”、“冬夜长”,那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和污蔑!什么“虎狼嚎”、“狠心相逼”,那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丑化和诋毁!什么“偏向绝处飞”、“心比天还高”,更是自绝于人民、向共产党猖狂进攻的反革命宣言!

当时我把所有的留有文字的东西:日记、书信、手稿……统统烧掉了,不留一星半点残渣余孽。虽然这帮我练成了一付好记性,但现在老年痴呆了,没有片纸只字可供参考,写起东西来就分外吃力。当时我绝不是惊慌失措,血淋淋的教训就在身边。我们系一位青年讲师,因为老婆的一封同朋友聊家常的信,就被打成了苏修特务

刘老师当年也算是出类拔萃的青年才俊,曾被选派到苏联留学,拿了学位、娶了苏联姑娘丽达,一同回到清华教书。育有非常可爱的一子一女,如果不是文革,他们一家的生活幸福得就像涂了蜜。文革来了,老婆是苏联人,那就可能是苏修特务。当时人们的思维方式就这样直截了当、简单明了。于是就被隔离起来办学习班,这有点儿像现在的“双规”。莫须有事,刘老师自然不会承认。于是就抄家,发现丽达和中山大学一位当年一起嫁到中国的同学有通信。于是内查外调到了广州,请那边帮了抄家,发现了丽达的一封信。非常普通的一封家常信,女人之间的私房话:如何相夫、如何教子。还交换点如何让丈夫听话的心得:适时地发点小脾气、床第间使点小花招,让夫君乖乖的就范。专案组的人如获至宝。

下面的故事就十分丑恶、甚至是十分下流了。专案组把这封信掐头去尾,把丽达讲御夫经验的那一段拿给刘老师看:谎称这是丽达给她的KGB上司的述职报告,当时是如何把你拉下水的。丽达已经彻底交待了,苏修特务一案,已是铁证如山。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了。刘老师懵了,确确实实是老婆的笔迹、确确实实是夫妻间的那些不为人知的琐事,难道……

精神崩溃的结果,是竹筒倒豆子。刘老师开始怀疑老婆的一切。杯弓尚且能蛇影,更何况老婆还常去苏联驻华使馆参加Party。于是蛛丝马迹,成了苏修特务的铁案。专案组立了大功,其代价是刘老师一家的妻离子散。丽达被驱逐出境,带走了两个孩子。伤心欲绝的妻子临别时坚持要见丈夫。不让见就是不让见,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

我知道,这个故事同那个年代千千万万的悲惨故事相比,太不足道了。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我身边、也因为我的处境,所以就格外记得。后来见到解除隔离后的刘老师,那种颓唐和落寞,看了都让人心痛。那么多年过去了,不知道刘老师一家破镜重圆没有?我在大洋彼岸,只有默默的祝福了。

老海归的生命空白

这年头,海归是一种时髦。我的儿子万方,也髦得合时,回北京当海归了。我今天给大家讲一个老海归的故事。不,这个题目太大了,是讲他生命中不见经传的空白期中的一个片段。而我,在他生命的空白期,和他朝夕相处过一年多。

陶葆楷先生,30年代的海归,中国创立市政和环境工程教育的开山鼻祖,清华当年的一级教授,土建系的主任。如果他今天还在,恰好100岁了。下面是官方资料上关于他的简历:

1906年生于江苏省无锡市。

1926年毕业于清华学堂。

1929年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土木工程学士学位。

1930年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获卫生工程硕士学位。

1930-1931年在德国柏林理工大学进行研究工作。

1931-1936年任清华大学土木系教授。

1936-1938年任南京卫生署高级工程师兼公共卫生工程研究班教务主任。

1938-1940年任昆明西南联大土木系教授。

1940-1946年任昆明西南联大教授兼土木系主任。

1946-1948年任清华大学土木系教授、土木系主任并代理工学院院长。

1948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进行访问研究半年,任台湾大学土木系教授。

1949-1950年任广州岭南大学教授。

1950-1952年任北京大学工学院土木系教授,兼任卫生工程系主任。

1952-1954年任清华大学土木系教授,给水排水教研室主任。

1954-1956年任清华大学土木系教授,土木系副主任。

1957-1959年任清华大学土木系教授兼系主任。

1960-1966年任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教授兼系主任。

1981-1983年任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研究所所长。

1992年2月16日逝世于北京。

请注意,1966-1980这14年,是他生命中的空白,或者说,是官方职务的空白。为什么是空白?众所周知的原因,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今年是文革40周年祭,也是先生的百年祭。要跟现在的年轻人讲清楚什么是文化大革命,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大革文化的命。吹响文革第一声号角的,是《人民日报》1966年6月1日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文中首提“破四旧”,就是要破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谁是牛鬼蛇神?一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是反动学术权威。根据陶先生的资历,自然算不折不扣的反动学术权威,属于被横扫之列。当年是如何批斗陶先生的,我已经说不清楚了。一是因为当时我在文艺社团,不在系里参加运动;二是文革一开始,我就被革命群众归类为“小爬虫”,被剥夺了参加运动的机会。

是在文革后期,工宣队进校之后,才使我这个“小爬虫”和“老反动权威”有了朝夕相处的机会。我们专业的学生、老师、干部、实验员,被集中在给排水实验室办学习班,一天早、中、晚三个单位的时间在一起关起门来斗私批修。根据老毛的宏论:“知识越多越反动”,所以最没有文化的工人是领导阶级;次没有文化的实验员是学习班的各级领导。陶先生是最有知识的,所以最反动;我同最大的走资派有瓜葛,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同属需要触及灵魂的重点批斗对象。学习班上每天要早请示、晚汇报。那是一种很正规的宗教仪式,要全体起立,右手举起红宝书,夸张一点的,还要用左手按着自己的胸膛,嘴里念念有词。这一段经历贻患无穷。后来我到了西方,始终不能得到神的庇护,就是因为到了类似场合,我就会毛骨悚然,把心里刚萌发出来的一点感恩心,吓到爪洼国里去了。

在这种场合,有时候我会悄悄地用眼角扫描周围的各式人等。用左手按着胸膛的,大多属于比较不要脸的,但陶先生从来不。他在我们学习班上最年长,站得却比许多年轻人还要直。陶先生是江苏无锡人,却长了那种广东人才有的前额。往后梳的已经花白的稀发,更显出额头的开阔。宽边的浅色眼镜,挺直的鼻子,有棱有角的嘴,宽而长的下巴,壮硕的身材完全没有江南人的纤细。后来在网上看到先生的雕像,形神兼具,是个好作品。在别人念念有词的时候,陶先生从来都是紧抿着嘴,厚镜片下那双深邃的眼,仿佛看着尘世以外的地方。他在琢磨些什么呢?也许,他正在琢磨如何提出适合国情的雨量计算公式?1975年,陶先生的这一科研成果被用于我国给排水设计的规范。1975年,正处在先生官方职务的空白期。职务空白了,但先生对事业的求索并没有空白,对科研和教学的奉献并没有空白。

给排水和公共卫生环境工程,实际得无法做意识形态的文章。对先生的批判,就沦为对人格的诋毁:陶葆楷,你这个反革命两面派!我们这里铁证如山!所谓铁证,说的是陶先生自己抽烟,也给实验员递烟。先生身上常揣着两包烟,便宜一点的劳动牌放在外衣口袋里,贵一点的大前门放在内衣口袋里。给人递烟的时候,从外边掏;自己抽烟时,往里边摸。这种小技巧,怎么能瞒得过革命群众雪亮的眼睛?于是就成了大批判的素材。

像这类荒谬的大批判,后来我还遇到过一例。摘帽右派李工,有三个孩子,老大李麦,老二李稻,老三小名豆豆。文革中被揪出来批斗,一位老工人对他的批判义正词严:“李XX,你满脑袋资产阶级臭思想,给孩子取名都是大米、白面,都是……细粮。”李工很有点幽默感,抬起被强按着的头,反驳了一句:“我们家老三叫豆豆,大豆可是粗粮。”全场粲然。

今天来说这些荒唐事,已有隔世之感。新海归们,又络绎于途了。希望他们一路走好,不会再遇到当年的荒唐,不会再有生命的空白。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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