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流：那一桩忘不了的血案(组图)

梓童千载仰风高（注一），壮士须死志未消；

墙外芙蓉墙内血（注二），红染锦水浪更高（注三）。

此诗腹拟于1964年4月，难友周居正被杀于四川永川县新胜劳改茶场当日。我不得不想起他和怀念他……

周居正，原中央第七中级党校教员，大学文化程度，四川合川人，生于1930年。1945年在武胜县就读师专时即参加中共地下组织，当时还不足十六岁。1948参予和领导反蒋运动和“组织民变武装”被捕，关押在重庆白公馆监狱，与《红岩》作者罗广斌、共产党员杜文博（仍健在，中共重庆市委机关离休干部）等同囚一室。

这么一个为中国共产党“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赤胆忠心”的革命者，1964年春，竟被“她的母亲”共产党以“罪大恶极”的“反革命罪”，杀害于四川永川县新胜劳改茶场。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00年重庆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红岩忠魂》，在幸存者人员的名单中，仍称周居正为“志士”。历史啊，你叫我们怎么诉说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黑与白？只能说不明，道不白，一笔糊涂帐。

1957年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时年二十七岁的周居正已是中共重庆市党校马列主义教研室的教员，对空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他坚信不疑，执鞭课堂向中下层党的干部大讲特讲马列主义原理，视毛泽东为“伟大领袖”，相信他一切骗人的鬼话，什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所以在“大鸣大放”中向党捧诉心曲，结果被划成极右分子，开除公职，送四川省劳改局所属的“415”劳教筑路支队劳改。经过近5年漫长时间的饥饿、劳累和难言的凌辱与折磨，终于在1962年摘掉了“右派帽子”，解除了劳教，但仍不能回家与妻儿老小团聚，做正常的平民百姓。而是作为“三类人员”（即劳改、劳教、就业）强行安排到位于四川永川县的新胜茶场（简称“劳改营”）“就业”。他性格内向，喜欢写作。不但研究马列主义著作，还研究汉文字改革。在劳教期间曾写过数万字的“汉字改革方案”建议，寄给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若不是“阶级敌人”此书早已出版问世，大赚了一笔稿费。

就在解教前夕的1962年1月，四川省劳教筑路支队留下几名解教人员在广（元）旺（苍）铁路沿线处理善后赔退工作，他是其中一人。他和职工三队留队就业的魏昭等5人，派到薛家桥维修筑路损坏的民房。在中间休息时，大家在一起烤火，抽烟，闲聊，各自摆谈了自己被错划为右派后的不幸遭遇，也谈了庐山会议打倒彭德怀，以及反右倾、大跃进、人民公社、公共食堂、“自然灾害”、饿死人等问题的看法。谁知这些“吹壳子”的“龙门阵”后经人举报，竟成为“恶毒攻击党和毛主席‘三面红旗’”的“罪恶”，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牵连的人越来越多，竟成为全省以致全国的惊天大案：“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右派反革命集团”，先后被捕数百人。冤案的发生地——四川省公安厅劳教筑路支队，当时一片“赤色恐怖”，队队戒严，人人过关，抓人逮人随处可见。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淫威压迫下，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立功受奖”的协迫诱导下，被关押的“右派”们人人自危，相互嘶咬，失去了做人的正常理性与思维，把“同是天涯沦落人”的69难友送进了监狱，周居正也从新胜劳改茶场抓了进去，还罗织为首犯。筑路支队的狱官们不少人立了“大功”，黄袍加身，妻贵子荣。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关押审讯，最后按照逼供信的原则结案，对供认的或是基本供认的定为“反革命”成员。其中周居正、杨应森（右派，原沪洲军区中尉教官，共产党员）两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分别杀于永川和灌县；魏昭（南下干部，中共党员，曾任重庆市九龙区政府卫生科科长）、陈仲伟  （右派，原重庆西南设备安装公司技术员）、廖廉康 （右派，原简阳机制砖瓦厂医生）三人，分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刑；彭恢荣（右派 原健为县粮食局会计）、杨全松 （右派，南下干部  原重庆炮校参谋、教员）、朱文安 （右派，原四川什邡县，单位职务不详）冉茂涵（右派，长寿县小学教师）等四人，分别判处无期徒刑；其它彭福志（右派，地下党员，原铜梁县委农工部长）等14名人，分别判处十年、二十年有期徒刑；另外46名“案犯”由各地公检法机关处理判决。此亘古奇冤大案，至今未获得“平反”，成为千古悬案。

我是“415”著名不认罪的反改造分子，当然涉入其中，所幸活了出来。1962年我外逃西北，后通缉归案。1963年陕西解押回蓉，作为重犯与周居正、杨应森、魏昭、冉茂涵等关押于四川省公安厅梓童巷看守所，还先后和他们同关在一个牢房。在周、杨两人被判处死刑后，党为了“挽救”和“教育”我，还将我与杨应森打入死牢整整两个多月。那日子真叫怵悚惊心，恐惧万分，成日脚镣叮当，刺刀逼眼，夜来探照灯在头上晃来晃去，每隔一小时警卫便来查仑，风声鹤唳，非文字所能表达。一天我们冒死仍唱电影《夜半歌声》的插曲：“谁愿意做奴隶，谁愿作马牛，人道的烽火已燃遍了整个欧洲，我们的热血第泊尔河奔流……”，当然引来一阵暴打。

周居正被杀我不在现场，难友李才义（右派，原省财政厅干部，现在四川省建行退休）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1964年初，我们近千名被强制在永川劳改茶场“就业”的“摘帽右派”正在给茶树修枝，打药，施过冬肥。一个天低云暗、霜风凛冽的日子，西山四大队所有的“职工”、就业人员和女劳教在黄泥塘红茶车间的大坝子里开会，大家估计又是教导员做形势报告，讲“东风压倒西风”或“乌鸦的翅膀遮不住金色的太阳”那套老调。可是到了黄泥塘一看，两处制高点的山顶上架起了机关枪，环山坳的公路上也是三步一哨，五步一岗，连平时穿便衣的管教干部们腰间也别了手枪，气氛非常紧张。特别是在场部“集训”过的人，更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幸而各队的人准时赶到会场，九点半准时宣布开会，原来是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公判大会，一位法官首先宣读了一串名字，罪名是“反革命集团”罪，有的判15年徒刑，有的判20年，有的判死刑缓期执行。最后被武装押到前面的是个剃光了头，戴深度近视眼镜，中等身材的中年男子。核对姓名、年龄、籍贯……时，才知道这人就是周居正。紧接着法官宣读他的罪行，主要是组织反革命集团——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自任总书记；书写反革命组织纲领——《新民主社会主义论》等等。最后宣判周居正死刑，立即执行。宣读完毕就给周居正的背后插了死囚标签，然后被架走，不到10分钟光景，天空响起了清脆的枪声。据说前面有人看见周居正听到执行死刑时好象在喊什么，行刑的公安兵马上用毛巾堵住了他的嘴。”

周居正个人的不幸，也给家庭亲属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长子周复生，次女周复甦因受株连被下放到边远山区当知青。周复生受了不政治上的歧视和生活上的煎熬，用镰刀抹喉身亡；文化大革命中周居正的妻子曾昭英（教师）被戴上反革命帽子游街示众累遭批斗，留在身边伴她的小儿子周复兴，受不了精神上的凌辱和折磨，于1968年投嘉陵江自杀。几十年来的凄风苦雨，几十年来的孤灯冷衾，几十年来的凌辱折磨，曾昭英一直过着以泪洗脸的痛苦生活。现在年逾古稀的她在惟一的女儿周复甦的伴护下，靠微薄的退休金度日苟活，简直不敢去提想往事。真叫做“休提起，休提起，提起来珠泪满江河”。往事心惊魂断，雨血扑面，灯尽油干，不知幸福是何物？雪寒霜重，冷屋萧瑟，昏天黑地，此生何曾有片尔之乐？悲剧，悲剧，人世间重大的悲剧。

弱者的哀吟，地穴的声音，总能换起人世间没有泯灭的良知与同情， 原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刑庭庭长、离休干部吴明先生，出于古道热肠，侠肝义胆，向魏昭和周居正亲属伸出同情之手，无偿地向她们提供法律援助，花了几年时间自费跑遍省里不少县市，走访健在的当事人，对全案进行多次复查，又以律师身份看阅了所有卷宗，后深有所感地说：所谓周居正反革命集团案完全是沿袭反右派扩大化错误，强加于周居正、杨应森、魏昭等人身上的莫虚有罪名，此案不平天理不容！原判认定周居正、杨应森、魏昭等人的犯罪事实多属刑讯逼供、诱供和指明问供的供词。全案查获的惟一“铁证”就是周居正笔记本上的那篇题为《新民主社会主义论》的文字，完全是彻头彻尾的冤案错案，应从根本上推翻。曾参与复查过周居正一案的部分法院审判员、副庭长、庭长，检察院检察员，从不同角度分析，均认为此案不论原判认定周居正等组织《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的事实是否成立，都不构成反革命罪。（按：所谓“政治纲领”不具有反革命目的，因此不构成反革命罪）。另外，周居正当年蹲国民党监狱的战友孙钢、杜文博、刘德彬、郭德贤、傅伯雍等也联名给最高人民法院和胡锦涛写信，为之呼吁复查。但当年此案的获功者硬是顶着不办，坚持“维持原判，不予平反”。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毛泽东的阴魂不散，“反右斗争” 这个错误的政治运动没有彻底否定，所以此案就能成立。苍天，皇天，你听见了吗？伤口继续在流血，活人继续在流泪，冤魂继续在呻吟。违宪违法的“反右斗争”到底何时才能解决？！

注一，梓童，是四川省公安厅看守所监狱所在地，原名梓童宫庙宇，是供奉送子娘娘的地方；注二，锦水即成都的锦江河；注三，成都又名芙蓉城，芙蓉为成都市花，木本植物，四月开花，花色红艳似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