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续〈寻墓方后高尊师的故事(上)〉一文
茆: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生,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没有任何过错,就这样死于非命!究竟是谁之过?听说一付薄皮棺材短短的,连腿也伸不直。
方:棺材是我找难友木工焦山长连夜钉的。我先找到农场领导,拿着批条找到焦山长。焦是位热心真诚待人的人,急忙四处找木料。场里确实存有几方大园木,焦说那是准备盖马厩用的,谁也不敢动。就四下找木板,长长短短厚薄不一的板料找了一堆,勉勉强强拼凑成一付薄皮棺材。可惜短了,不到一米六长,而李老师身高在一米七以上,入殓时真费了很多事。头是低着的,两腿是蜷着的,还是一付低头认罪,两膝下跪的姿式。真的对不起老师了,不过我有什么办法呢,这也算入土为安了,总比曝尸荒野,任狗啃狼拖好吧!
茆:也亏得这个特殊的姿式,二十多年后,你才和师母一起,从一片荒芜的乱坟岗上,找到了老师的遗骸。当时也未通知家属吧!
方:还不是和你们赵家岗作业区一样。死个把右派,和死个小猫小狗,没什么区别。当时的说法是避免扩大影响。给老师装殓时,我还是把他最珍爱的一件皮背心给穿上了,使他在另一个冰冷的世界里,胸前多一点暖气。
茆:真难为你了。听说你还为老师立了个碑,为这事还开了你的斗争会。
方:家属未来,中国历来有师徒如父子一说。那时形势十分严峻,农场四周每天都有农民饿死,农场的口粮正日渐减少,今天李信鹏饿死了,下一个还不知是谁?我们那时还是单身,那一天走了,除了父母哥姐,没人为我们牵挂。而李老师是有家室的,他的老婆孩子总有一天,要来寻找亲人。我要活着,还能帮帮忙,如果我也饿死了,谁还能记得这块墓地呢?说立碑是夸大了,我只是在山上找到了半块字迹已经漫漶了的残碑,就是一块大一点的石头,没工具,就用一根大铁钉,凿成几行字,因为不知道李老师生年,只凿了:殁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李信鹏老师之墓学生方后高立。记得刚把石碑埋好,当天晚上就开了全作业区的批斗大会。说我为右派分子树碑立传,阴谋反攻倒算,是一本变天账,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不但要把我批倒批臭,还要对我加重处理,以杀一儆百!那万炮齐轰的火力,一下就把我打懵了,什么加重处分,不就是送劳教劳改吗?这个作业区已经送走了好几个了,听说很快就饿死了。我要是也被送去,还有我的活命吗?我才二十几岁呀——想到这里,我全身冒冷汗了,腿肚直打颤。那想到问题会这么严重,要是想到了,借个胆子给我,我也不敢!不能老师饿死了,再搭上我这个学生。
茆:是君子徐毅给你解的危吧?
方:是的!在大批判中发言的,都是在落井下石,有管理人员,也有所谓的难友。能明哲保身不说话的,已是很难得的了。其实,当时和现在我都不恨他们。都是运动作的孽,谁都想活下去,想活下去就得随着大流走,轮到我算我倒楣,恨谁也没用!那里想到在这种气氛下,居然还有难友为我说话!徐毅当时只说了几句话,语调平和,声音也不高,但全场马上肃静下来了。徐毅说这是件平常的事,方后高又没有说他永垂不朽,又没有说他有什么丰功伟绩,称李信鹏为老师,自己是学生,说的都是实际情况,没有说错。石头上凿几个字只是个记号,免得以后家属来找不到地方。依我看没什么错!徐毅这么一说,全场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连同主持批斗会的人,在这样常识性的浅显道理前,都无话可说了,匆匆收了场,我当然松了口气,心中对徐毅的感激与崇敬,一时不知怎说才好。
茆:你和徐毅平日不怎么熟吧!
方:我们不是一个生产队的,平日很少打交道。但我们知道他是13岁时就参加了抗日儿童团的红小鬼。知道他是反赫鲁晓夫划的右派,知道他正直正派敢说敢当,连管理干部也有点怵他。平日我们就尊敬他,这件事之后,我们就视他为君子了。他一直身体不好,患过肺结核,听说曾因大咯血,住在你们科里,现在还好吧?
茆:我也有几年未见到他了。他是在宣城县副县长位子上离休的。还住在宣城,身体还好。他是个豁达的人,曾开玩笑说,他反右之前就是副县,离休时还是副县。从做官角度看,他不算是成功人士,但从做人的角度看,他应该是极大的成功。在那种是非颠倒人妖混杂的乱世,作为难友仍能受到他人君子一般的崇敬,不是几句话几件事就能使人信服的。
所以文革初起,我们这批难友之间,有人挑起事端,妄图借陷害徐毅陈炳南等人保全自己,你毅然过江而来,找到始作俑的小张,以非常手段,努力平息难友间的窝里斗。你也不怕惹火烧身?
方:怎么不怕?不过小张有把柄捏在我手里。文革前他有一天到无为来,我俩逛街,在新华书店他看到了郭沫若新出的诗集《百花齐放》。他越看越气,拿起笔在书上写了一通,又放回去了。我当时未留意,不知道写些什么。小张第二天走后,我想想不放心,又回到书店找到那本书,一看吓坏了!原来小张在书中写了几句话:狗屁不通!吹大牛,无耻!
这样的书,要是落到别人手里,还不是铁证如山的罪证?我当时不动声色地把这本书买下了。藏在家人不易发现的地方。未和任何人说起过,因为这只是小张一时义愤,信手写来,其实和我们观点没什么区别,当然我永远也不会告发他。忽然听说小张居然挑衅,要整徐毅和你们这些好友,我疑虑重重,弄不清怎么回事,就过江来找到小张,问他是不是受到什么压力,而致难友相残。我特别提到徐毅,说徐对他一贯是很爱护的,为何翻脸不认人?你猜小张怎么说,他说徐毅真的有问题,说徐多次赞扬于谦,于谦是明代的兵部尚书,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长。那不是在为彭德怀翻案吗?我一听气坏了,看不出小张进步可真大,成了真革命派了。我说我不和你辩论,我给你看一件东西。说着我从包里拿出了郭沫若那本诗集,翻到他写评语的那一页。小张一看顿时傻眼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我把书往包中一放,对他说你脑子清醒点,这可是白纸黑字,比道听途说管用多了!说罢我转身就走了。这件事你们芜湖的人,没一个知道,我不说小张肯定不敢说。当然,以后运动转移了方向,改斗工作组走资派了。不然真不知道闹成什么样结果。
茆:不说了不说了!说来叫人丧气,我那本书为小张专写了一章,写他我心情是很沉痛的,为什么相濡以沫的难友,会反目成仇,究竟是谁之过?你还是继续说说李老师的故事吧。农场解散你们回到无为,还能经常见到你的师母吗?还谈起过李老师吗?师母提过去寻找墓穴的事吗?
方:回到无为我们日子都不好过。我是摘帽右派,她是右派家属,只能夹着尾巴做人。偶尔在街上遇见了,也只点点头而已,能说什么呢?更别提寻墓的事了,那叫右派翻天!但是,有一天我突然看见李师母和两个孩子,神情极为亢奋地站在街边,一改多年来灰头土脑低眉顺眼的形象。
茆:那是1979年右派改正之后吧!
方:不!是1966年文革开始后不久,斗走资派时期。你知道的,无为县委书记姚奎甲,在无为干尽了坏事!饿死了二、三十万人,打了数不清的右派和什么反社会主义分子。无为老百姓恨死他了!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之后,他和曾希圣一起倒台了,但还是安排他当了芜湖造船厂的头头。老百姓再恨也拿他没办法。文革开始,本来又是一次整人运动,抓牛鬼蛇神呗!那里想到还会有群众斗领导的事,就一个县来说,居然敢把最高的官,抓出来游街示众,真是造反了!无为百姓最想斗的是谁?当然是姚奎甲了!于是几个造反派头头,过江到芜湖来,揪姚回无为批斗游街。这件事在当时也很平常,到处都在游斗工作组和当权派,都在按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办事。很多地方也就是走过场,大家心里清楚,共产党的天下没有改变,运动来了,大轰大嗡一阵子,过后谁干啥还得干啥,官还是官,民还是民,乱不得的。可是游斗姚奎甲就不一样了,无为人对他有血海深仇,二、三十万人不能白死,他们的亲属子女还在,他们会忘了这笔血债?几个造反派头头犯难了,他们清楚,如果只开几次现场批斗会,多组织些力量,还能控制局面。游街就不一样了,单县城就有十几万人,四乡八邻一定还会有百姓赶来。大家都是报仇雪恨心里,群情激奋起来,那场面是无法控制的。出了意外咋办,按说无为饿死二十多万人,换他一条命,也没什么了不起,但饿死的人和直接被杀死的人,性质毕竟不一样。再说一项全国性的决策失误,仅追究地方官员,也不是公正的。当时全国到处如此,姚奎甲只是更左一些而已。可是百姓们不会想的那么多,他们只知道是姚当书记,饿死了这么多人,现在报仇的时候到了,什么事干不出来!几个头头反复磋商,最后决定用个铁笼子把姚奎甲装进去再游街,这既是一种惩罚,也是一种保护。事后证明,果然是好办法,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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