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杀人太少 应在南京多杀！毛泽东语出惊人(组图)

毛说：“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网络图片）

毛曾宣称镇反“杀了70万人”，“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我希望各大城市、中等城市，都能大杀几批反革命。”

1951年2月中旬，毛泽东电告上海、南京说：“上海是一个600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20000余人仅杀200余人的情况，我认为1951年一年之内至少应当杀掉罪恶大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及（道）会门头子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要杀掉1500人左右。这个数字是否妥当，请你们加以斟酌。南京方面，据2月3日柯庆施同志给饶漱石同志的电报，已杀72人，拟再杀1500人，这个数目太少。南京是一个50万人口的大城市，国民党的首都，应杀的反动分子似不止2000余人”，“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

1951年2月2日，政务院出台《惩治反革命条例》，毛立即指示北京、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重庆及各省会城市，说这些地方“是反革命组织的重要巢穴，必须有计划地布置侦察和逮捕。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罪大有据的反革命分子”。

1951年2月17日，北京市一夜之间逮捕675人。18日公开枪决58人。3月7日夜又逮捕1050人，25日公开枪决199人。毛泽东充分肯定北京的做法。

为贯彻毛泽东的指示，3月初天津市委上报说在已经处决了150人的基础上，拟再处决1500人。毛泽东说：“我希望上海、南京、青岛、广州、武汉及其他大城市、中等城市，都有一个几个月至今年年底的切实的镇反计划。人民说，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我希望各大城市、中等城市，都能大杀几批反革命。”

毛称：“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网络图片）

上海市委根据毛泽东“大杀几批反革命”的一再督促、指示，向中央报告说：“上海决心在已经逮捕了1068人、处死一百多人的基础上，再放手逮捕一万人，杀3000人，关4000人，管（制）3000人。”

毛对上海纠正在捕、杀人问题上谨小慎微的态度，准备大捕、大杀的计划，给予充分肯定。他立即致电上海：“如果你们能逮捕万余，杀掉3000，将对各地城市的镇反工作发生很大的推动作用。你们注意在逮捕后迅速审讯，大约在半个月内就应该杀掉第一批，然后每隔若干天判处一批。”

于是，上海市委在4月27日一天逮捕8359人。仅隔3天，4月30日一天就处决285人，5月9日再处决28人。“决议”发布后，由于惯性作用，上海大规模捕人、杀人没有能立即停止下来，6月15日一天又处决了284人，以后每隔几天就枪毙一批人，少则几十名，多则150名。

1951年1月17日，毛接到驻湘西27军的镇反报告，该报告说，在湘西21个县，仅仅驻军部队就已经处决了匪首、恶霸、特务4600余人，并准备由地方政府再杀一批。毛泽东批示道：“这个处置是很必要的”，并强调“特别是那些土匪猖獗，恶霸甚多，特务集中的地方，要大杀几批”，要求“各地务必抓紧照此办理”。

1月22日，毛泽东电告华南分局、广东省委负责人说：“你们已杀了3700多，这很好，再杀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杀八、九千人为目标”。1月29日，公安部对中南军政委员会报告说湖北省已经逮捕19823人，其中在省级机关内部逮捕了160人。公安部在报告上批注：“如此内外不分地实施逮捕，容易引起广大干部恐慌和思想波动”。

毛泽东看了以后，批评公安部：“湖北做得很好，不要去泼冷水”。2月5日，中央西北局报告说：两个月已经逮捕5000多人，杀了500多人，虽然总体看杀得不狠，处理缓慢；但是执行镇反计划一定要求稳，批准杀人一律在省上。毛泽东看后批示道：“对判死刑者，轻则经专署批准执行即可”。上行下效。很多地方把杀人批准权由专署一级进一步下放到县一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