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后被杀者的三种“待遇”(图)

极其血腥恐怖的镇反运动。（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6年10月04日讯】读了《民间历史》上宋石男的文章《我的家族土豪史》之后，我想起了镇反时被杀者在就刑之时的三种“待遇”，从这三种“待遇”可以看出当年镇反运动的一些情况。

第一种“待遇”是有一张正式的布告。这种情况的被杀者，在就刑之前，都要召开公审大会进行宣判（其实是公判大会）。在公审大会上，将早已捆绑着的犯人推到台上，由政府工作人员宣读其罪行和判决结果，然后将犯人推向刑场进行处决；被杀之后“享受”布告一张。布告是石印印刷的，一张报纸大小，纸质也比较好。布告上有被杀者的姓名（用红笔画了×）、年龄、出身、籍贯、罪行、以及判决结果，最后是批准机关及其红色印章。那个时候的杀人权是掌握在县级政权手里的，因此布告末尾都盖着“某某县军管会”的大印。后来到了土改末期，县军管会的印章变成了县人民法院。有的布告上还有军管会主任或县人民法院院长的签名。这是当时杀人的主要方式。用这种方式杀人，因为参加公审大会的人很多，又有布告到处张贴，所以影响大，震慑力强。

第二种“待遇”是有一张手写的布告。其宣判与行刑过程与第一种情况一样，也召开公审大会进行宣判，然后张贴布告。只是布告不是石印印刷的，而是用毛笔手写的。一般写在纸质较差颜色泛黄的申二元纸上。布告上也写着被杀者的姓名、年龄、籍贯、出身、罪行等内容，姓名也用红墨水打了×；但批准机关不是县级军管会或县人民法院，而是区政府，最后的签名则是区长某某。因为党政从来都是不分的，所以区长一般都兼任区委书记，说明区委书记和区长都有杀人权。这种情况在土改运动中比较普遍。那些因为被仇恨煽动起来的农民，心中的怒火已经失控，将一些平时与地主发生的生活小事、邻里纠纷、孩子斗殴之类的事情，都上升为地主欺压农民、民愤极大、恶霸地主、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高度，要求政府“为民作主”、“报仇雪恨”。这种情况，和后来各次整人运动中断章取义，捕风捉影，上纲上线一模一样。政府来不及完成整理材料、上报、审批、下达、执行等一系列程序，更没有做核实、审查之类的工作，简单地以“顺应民心”这样的理由从重从快，由区委书记或区长批准将人枪毙。

像这样处死的地主或反革命分子我没有具体的例子，因为那些人我一个都不认识，其罪行更记不得了。但是这样的布告我见过的绝不止一张两张，而且那布告上的最后落款，都写着“区长张绍怀”的名字，直到现在我都还记得，他正是当时我们区的区委书记兼区长。

第三种“待遇”是将犯人从监牢里拉出来后，绑赴刑场就地枪毙，既不召开公审会也不张贴布告。

记得1951年农历2月的一天下午，我给被关押在乡公所的父亲送饭（那时全乡的地主几乎都被关押在这里），正遇上区委曹书记（不知名）把牢房里的地主都集中在院坝里训话，勒令地主们把隐藏的金银财宝交出来，不然要受到最严厉的制裁。他指着在场的曹氏父子三人说：“曹志廉、曹谋坤、曹光祖你们父子三人听着：你们如果把隐藏的金银财宝交出来，那么你们还有活命；如果不交出来，那么我告诉你们，你们就只有今天晚上一夜了！”曹氏父子三人立即跪在曹书记面前说：“曹书记，我们确实没有金银财宝了。已经到这个时候了，如果有，我们还不拿来买命吗？”曹书记没有理他们，说完话就走了。看来曹氏父子三人的性命就掌握在曹书记手里了，是死是活，就靠曹书记的一句话。看到当时场景我吓得两腿颤抖。第二天早晨，曹氏父子三人真就被枪毙在乡公所侧边的草地上，没有开公审会也没有张贴布告。

过了不多久，何良也遭到同样命运。何良本是个中学生，日本飞机轰炸泸州时，看到同胞惨死家园被毁，他义愤填膺毅然投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参加过长沙保卫战等许多战斗，后来升任连长。49年随部队在长沙起义后回家。后来他又回长沙寻找当年的部队。但部队早已被改编，同僚有的被杀有的被关，他也遭逮捕并被押解回来关在乡公所。我给父亲送饭时还看见他与父亲交谈，第二天就躺在地铺上（没有床，铺些稻草在地上）不能动弹。原来当晚他就遭到联防队长袁大毛的毒打，据说扁担都打断了。袁大毛是他母亲袁二嫂改嫁何良远房堂兄何桂华时带来的孩子，从小偷鸡摸狗乡邻共愤，何良省亲回家时曾教训过他，说你既然到了何家，就得遵守我何家的规矩。但袁大毛撒野惯了竟与何良对吵，何良就用牛鞭杆（吆牛的竹枝）打了他。那时袁大毛只有十五六岁，不敢反抗但怀恨在心。现在他有机会报复了，就将何良往死里打。过后几天何良都遭到连续毒打和斗争，也不知罗列些什么罪行，在大约关了四五天之后，就被拉出去枪毙了，没有开公审会也没有出布告。是谁批准枪毙的也不清楚。如果要经过正常报批手续，我想从何良押来乡公所，再经过批斗搜集、整理材料、上报、审批、下达、执行这些过程，四五天无论如何是不够的，何况当时交通不便，上传下达到县政府全靠步行。

袁大毛后来当了村支部书记，多有不法行为。1964年四清运动时，他被揭发、斗争，其中一条罪行就是“陷害地下党员何良。”历史竟如此吊诡，让人想都无法想。但何良早已身首异处，妻子改嫁孩子改姓，谁为他奔走？后来也没有听说给他平反之类的事情，他是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清楚。作为抗日军人，他没有死在抗日战场上，却死在刑场上；而送他上刑场的，又是陷害他的冤家对头。何良有罪吗？罪该致死吗？死得明白吗？我们只能说，当时杀人太随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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