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信自己的常识和良知来戳穿谎言(上）

大陆民众长期生活在中共当局的欺骗与谎言之中。图为文革期间，农村批判会。（网络图片）

自“解放”以来，中国大陆的民众就无时无刻不生活在中共当局的欺骗与谎言之中，这种状况至今也没有什么改变。

许多中国大陆的民众之所以至今也未能从中共当局的欺骗与谎言之中觉醒过来，认清中共当局邪恶的真实面目，究其原因，他们或是因中共当局一贯的愚民政策而缺乏常识；或是因为没有坚信自己的常识和良知，而错误地相信了中共当局的谎言，导致被欺骗的结果。

所谓常识就是人类社会数千年来在自然科学上和社会科学上已被无数的科学实验和社会实践反复证明了的普通知识。例如：科学方面的物质不灭定律、能量守恒定律、宏观世界描述物质运动规律的牛顿三大定律、微观世界描述物质运动规律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质能转换定律（E＝mc2）、各种普通数学运算规则……等等；社会历史学方面的奴隶社会比原始社会进步、封建社会比奴隶社会进步、资本主义社会比封建主义进步、宪政民主比极权独裁进步，三权分立互相制约比个人和中央集权进步……等等。

作为个人不仅必须具备这些常识，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个人，必须在任何情况下都坚信这些常识，才不致于轻易上当受骗。

而良知则是在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史中，从原始野蛮走向文明进步的过程中总结出来的，为了促进人类的共同利益和社会进步，在人与人交往时、在人与社会交往时，所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诸如：尊重他人的生命和人格尊严、不可损人利已、不可侵害他人的财产和权利、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心和怜悯心、尊老爱幼、尊重知识、勇于担当社会责任、社会上不论哪个阶级、阶层、党派、团体都有好人、坏人和既好又坏的人，其中最好和最坏的人都是少数，大多数人都是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一个好的社会，人性中好的一面会受到尊重与褒扬；而人性中坏的一面会受到遏制和惩罚……等等。具备、遵守并坚信这些准则，使我们能知道什么事可为，什么事不可为；什么事应反对，什么事应支持；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一个人只要坚信自己的常识和良知便可轻易识破中共当局的骗局和谎言，洞悉事物的真相。

笔者是同龄人中觉醒较早的人之中的一个。笔者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便已经开始觉醒。在我的同事、朋友中常有人问我，你为什么在那个时代就开始觉醒、就把毛泽东和中共当局的本质认清了（由于那个年代资讯的匮乏，我的觉醒也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渐进的过程？）我回顾我觉醒的过程，发现这得益于我坚信我的常识和良知，以及具备一点逻辑思维能力。

“解放”初期由于年幼无知，也曾听信中共当局的欺骗宣传和谎言，对毛泽东的英明伟大无比的敬佩，相信毛泽东和中共当局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的，相信毛泽东和中共当局为我们建立的“新社会”是全世界最优越、最完美的社会制度，在“新中国”真的是由“人民当家做主人”了，反革命份子、地主、恶霸真的为了重新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而随时都在试图推翻新生的红色政权，恢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万恶的旧社会，所以对他们进行武力镇压是及时的、合理的、必要的；“抗美援朝”真的是因为美帝国主义要先侵占朝鲜，进而侵占全中国以称霸全世界，美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美国士兵都是一群贪生怕死、不堪一击只会享受的少爷兵，“土地改革”真的是为了实现耕者有其田，斗争、处决地主恶霸，真的是为了摧毁封建宗族势力在农村的统治基础，让农民真正当家作主人……等等。

然而以后逐渐发现，现实中的许多事实与我从小到大逐渐获得的常识和良知相违背。对中共当局最早的怀疑来自镇压反革命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由于世居城市，又无亲友在农村，所以当时对农村“土改”运动中斗争残杀地主、乡绅的情况知之甚少）。

1950年代初，中共以“镇压反革命”的名义，大量处决原国民政府人员和国军官兵。（网络图片）

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我看到许多平日为人忠厚的邻居、老师，仅仅因为在国民政府当过一般的办事员或下级官员便被判以重刑或被处决，其中有许多即使按中共当局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历史上也没有什么重大罪行的人也不能幸免。

我记得其中有与我家往在同一栋楼房的胥先生，胥先生平日和霭可亲，与人无争，在“镇反”时于深夜被便衣抓去，大约一个星期之后派出所便通知胥太太：胥先生已被以“三青团骨干”的罪名被处决。其实胥先生在国民政府仅当过一般的办事员，大概集体加入过“三青团”（民国时代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简称），结果便因此被中共当局处决了。

我在长郡中学邻班的班主任江老师，仅因民国时代在湖南某县当过一任县长，江任县长期间还救过几个中共地下党员也不能幸免，被以“历史反革命”的罪名处决。我的英语教师郭维成先生抗战期间在四川念大学时，响应国民政府的号召投笔从戎，参加国民政府空军，在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担任英语翻译，于一天夜晚被当局抓去后不知所终。郭老师英语发音标准、教学认真负责、上课时对学生要求严格，平时态度谦和。

父亲所开西药房的职员朿崇德先生，抗战初起，正在江苏读高中的朿先生也投笔从戎，参加国民革命军抗日，在湖南曾参加三次长沙会战，后升至营级军官，抗战胜利后退伍。因抗战期间已在湖南娶妻生子，故退役后便留在湖南，在我父亲开的西药房找了一份工作。“镇反”开始后被中共当局抓去以“反动军官”的罪名判了20多年徒刑，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才被放出来。

朿先生有强烈的爱国心，为人仗义，乐于助人，因同是江苏人，故与我家往来密切。朿先生出狱后，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几经打听才打听到我家的新住址，还专门从株州赶到我家探望我母亲。

面对这些令我困惑的事，我常想按照我的常识和良知来判断，这些被以“三青团骨干”、“历史反革命”、“反动军官”的罪名抓去处决、判重刑的人都应算是好人，一个自称全心全意为“人民”，保护“人民”权利的政党和政府怎么能这样对待他们？

“三反五反”运动时，我那老实本份、胆小、从未参加过任何党派团体，不敢、也没有做过任何违法事情的父亲也不能幸免。因父亲世代经商，所以被当局划为资本家，运动一开始，父亲便要接受当局组织的“三反五反”工作组和西药业同业工会的员工的批判、斗争。大会、小会上要父亲交待偷税漏税、拉拢腐蚀干部、贿赂干部的罪行。由于经常有部队的医药部门的人到父亲的西药房购买西药，所以也有部队的军人来要父亲交待他贿赂部队医务人员的罪行。由于白天的时间父亲要接受同业工会员工的批斗、交待反省同题，部队的工作人员只好晚上找到我家来，逼迫父亲交待贿赂部队医务人员的罪行，开始部队上来的人态度很粗暴，有时甚至掏出手枪来威逼父亲交待他行贿拉拢部队医务人员的罪行，后来看到我家门口挂了一块“光荣军属”的红木牌，他们一问知道是我大哥参军“抗美援朝”之后，以后几天晚上部队来人对父亲的态度才稍有好转。

由于父亲实在交待不出自己有什么行贿拉拢部队医务人员的罪行，大约部队的医务人员也没有交待出什么受贿和被拉拢的罪行，过了一个多星期部队的人就再也没有来找过父亲。但是西药业同业工会和工作组对父亲及其他西药业的资本家的批斗却仍在持续（其他行业的情况也一样），后来包括父亲在内的西药业的资本家都被集中关在一起进行批斗。除要员工们检举揭发之外，还要求资本家们互相检举揭发彼此的偷税漏税、拉拢腐蚀干部的罪行，直至员工们和工作组认为表现好的才可以过关放回家，当时称之为“下楼”。

那时市广播电台和省广播电台每天都要播放哪些资本家交待了哪些偷税漏税、拉拢腐蚀干部的罪行，并积极退赔了多少赃款、赃物，获得了当局的宽大处理，已“下楼”回到家里与亲人团聚。

因父亲没有任何罪行可以交待，也不愿违心地去胡乱捡举揭发他人，所以一直未能“下楼”。到学习班的人数已所剩无几时，父亲无奈，只好在批斗会上宣称自己“解放”后虽没有什么偷税漏税、拉拢腐蚀干部的罪行，但自己家里的几件古董，现在经过学习认识到这是旧社会用剥削工人阶级得来的钱买来的，自己愿意捐献给政府，以减轻自己旧社会剥削工人阶级的罪行。父亲捐出了战国时期的青铜剑、青铜戈各一件、西汉时期棺材头前镶嵌的铜质镏金虎头一件和几件西汉时期的陶器，才得到员工们和工作组的认可，认为可以过关“下楼”，这样父亲才得以退财消灾回到家里。

父亲在“三反五反”运动中的遭遇同样令我困惑，像父亲这样忠厚老实的人，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的政党和政府为何要不顾事实一再要求他交待那些根本不存在的罪行？那些资本家们为何都要和父亲一样在退赔了许多所谓赃款赃物之后才得以过关“下楼”？这不是变相的抢劫吗？

到1956年我哥哥从部队转业回家探亲时，我们兄弟姊妹问他在朝鲜打仗的情况，问他美国兵是不是都是些少爷兵？打起仗来一个个怕苦怕累、贪生怕死。因为报纸上、广播上、电影上都是这么说的。

不料哥哥听后大不以为然地说：哪里是这么一回事，人家美国兵许多都是经过二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不仅训练有素，而且战斗经验也很丰富，枪炮打得可准啦！武器又很先进，要消灭他们很不容易。他们之中胆小的也有，但大多数也很勇敢，不过他们的上级把士兵的生命看得很重要，有时我们趁黑夜他们的飞机、坦克、大炮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时采取人海战术发动偷袭，他们为了减少伤亡宁愿主动放弃阵地，将士兵撤退至安全地区，到次日白天再动用飞机、大炮进行地毯式轰炸消灭我方有生力量之后，再在坦克和炮火的掩护之下，以极少的伤亡代价重新把阵地夺回来。说他们是少爷兵倒也不全错，因为他们不仅行军有汽车，睡的是暖和的鸭绒睡袋、吃的是鱼、肉、蔬菜罐头、巧克力、面包、饼干，还有随军餐车供应热食，即使是冬天也可轮流到随军沐浴车上洗热水澡，与我们只能吃炒面（有时连炒面也吃不上，还要忍饥挨饿）、喝雪水、卧雪地，相比他们生活得确实如少爷一般，只是他们并不是一群怕苦怕累、贪生怕死的少爷，而是一群很能打仗的士兵。

如果美国兵真的像报纸上、广播上、电影上说的那样是一群怕苦怕累、贪生怕死、不堪一击的少爷兵，那岂不早就被我们志愿军赶到大海里去了，怎么会在我们付出了惨重的伤亡代价之后，仍在三八线附近实现停战？哥哥还说：他们刚到朝鲜时由于与联合国军武器装备相差太悬殊，我们又奉行人海战术，所以当时上级提出的一条标准就是：如果一场战斗敌我伤亡的比例达到一比七（即敌方伤亡一名士兵我方伤亡七名士兵），那么这场战斗就算是打赢了（至于打输了的战斗，伤亡比例就不知道高到什么程度了），到以后随着从苏联购买的飞机大炮坦克装备志愿军，这个比例才逐渐有所下降。与哥哥的这些谈话令我猛然惊醒，原来我们的报纸、广播、电影和政府的各种宣传都是骗人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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