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建“悲伤墙”悼念政治迫害遇难者(组图)


这里纪念的大多数人都是斯大林残暴而疯狂的统治的受害者。(图片皆来自BBC)

【看中国2017年9月6日讯】只因为讲了一个笑话,维拉・葛鲁贝娃(Vera Golubeva)就被劳改了6年。

1951年,她被打成“人民的敌人”,送到西伯利亚的一个劳改营里。


维拉・葛鲁贝娃(Vera Golubeva)

“听起来很可笑,”这位前历史教师微笑着说。“但那是他们掌握的关于我的唯一‘证据’。”

维拉马上就要98岁了,她拄着拐杖,行动很迟缓。很难想象,她曾在气温低达摄氏零下56度的西伯利亚铁路线上,被迫铺设水泥枕木。

她现在住在莫斯科的一座公寓楼里。我们坐在楼下院子里的长凳上,她对我回忆说:“所有人都疲惫不堪,疾病缠身。

“对我来说,最难的活是砍木头。我是城里长大的,不会干这种活。所以我的配给食物被减少到300克,几乎等于没有!”

“心理上也很难过,很多人都疯了,他们忍受不了,”她说。

现在,俄罗斯正准备悼念千百万像维拉这样的受害者。

只因为讲了一个笑话,维拉・葛鲁贝娃就被劳改了6年。1951年,她被打成“人民的敌人”,送到西伯利亚的一个劳改营里。

就在莫斯科中央环线旁边,一个巨大的青铜雕塑已经接近落成。这是俄罗斯第一个座国家级纪念碑,悼念苏联时期被强制迁移、关押或处决的千百万受害者。

这里悼念的大多数人都是斯大林残暴而疯狂的统治的受害者。

斯大林的受害者

约瑟夫・斯大林于1929年开始统治苏联,直至他1953年去世为止。数以千万计的人死于其残暴统治。

斯大林治下的强制人口迁移、饥荒、强制集体化、劳改和大清洗,都造成大批人口死亡。

在1937和1938年间的“大清洗”中,估计有75万人被处决。

数以百万计的人被送入“古拉格”劳改营。

纪念碑的设计者是俄罗斯著名雕塑家格奥尔基・弗兰古梁(Georgy Frangulyan)。

站在这座渐渐成型的雕塑旁,他对我解释说:“那是一个巨大的灾难,是对人类犯下的最严重的暴行之一。我不可能不受到震动。”

纪念碑整体是一座弧形的墙,形似一把巨大的镰刀,由许多参差不齐、面目不清的人形构成。

雕塑家说,这个设计的含义是,一个压迫性的国家机器像割草一样扼杀了许多无辜的受害者。

在墙中间有一些缝隙,他希望人们能够走进去,用自己的肩膀亲身感受历史的重压。

俄罗斯著名雕塑家格奥尔基・弗兰古梁说,“这不是一般的具象派的艺术,它表现的是情感,是恐惧和忧虑。”

弗兰古梁说。“它描绘的是所有那些被无情抹去的生命。”

这座名叫“悲伤墙”的纪念碑由莫斯科市政府提供部分资金,还有一部分依赖公众捐款。但雕塑家说,目前还有一个不小的资金缺口。

竖立这座纪念碑是两年前决定的。当时,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批准了一项国家政策准则。

该准则说,如果俄罗斯不能“永恒纪念因政治迫害而死的数以百万计的公民”,俄罗斯就不能在国际社会担当一个领袖角色。

但是,俄罗斯领导层对此发出的信息并不一致。

6月,普京总统警告说,俄罗斯的敌人正在过分“妖魔化”斯大林,目的是攻击俄国。

98岁的维拉表示,“过去发生的事情必须揭露出来,以避免历史重演。”

“古拉格被忽视”

但是,你即使不去西伯利亚,也能看到斯大林暴政的苦果。

莫斯科运河总长120多公里,将莫斯科河与伏尔加河连接在一起。该运河是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由劳改犯人建造的,包括政治犯。

“大多数人对这条运河一无所知,”历史研究员德米特里・科蒂勒维奇(Dmitry Kotilevich)说。“他们对德米特罗夫斯基劳改营就更是无从知晓。”

他说,1937年,在运河的开通典礼上,几十名负责运河建设的官员被捕,后来被枪决。

“对很多人来说,很难同时思考卫国战争和古拉格这两件事,”科蒂勒维奇说。“我经常听到有人说,你如果关注斯大林在战前的所作所为,你就玷污了战争的胜利。所以,古拉格就被忽视了。”

但有了纪念碑,忽视过去的痛苦记忆或许就不会那么容易了。

这座“悲伤墙”有30米长。其设计者相信,过路的人,包括孩子,将会产生好奇心,会问问题。

“总会有些人不想承认过去的历史,但我希望有了这个纪念碑,这种人将会越来越少。绝不能辩护滥施暴行,滥杀无辜的行为,”弗兰古梁说。


雕塑家弗兰古梁说,这座悲伤墙中间有一些缝隙,他希望人们能够走进去,用自己的肩膀亲身感受历史的重压。

“避免历史重演”

维拉・葛鲁贝娃在迫害中幸存下来,但她失去了太多太多。

她说,她的青春被夺走了。她的丈夫和父母也被送到古拉格。维拉到劳改营时,怀着8个月的身孕。她不幸流产后,觉得生命变得毫无意义。

对她来说,这座纪念碑早就该建立,这是对恐怖历史的一个迟来的承认。

“过去发生的事情必须揭露出来,以避免历史重演,”维拉的口吻很坚定。

“在俄罗斯,我们说事物按着螺旋形的方向发展。但那是一个黑色螺旋,是个可怕的时期,”她接着说。”不幸的是,现在还有人支持那种制度。”

这种人并不难找。我从长凳上站起来离开时,坐在附近的另一个女人对我叫了起来。

她知道我是外国人。刚才我和维拉谈话时,她一直在观察我们。

“她刚才在批评俄罗斯吗?”那女人指着维拉问我。“她在说俄罗斯的坏话吗?”

“她最好没有,否则我们可饶不了她。”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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