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的宇宙意识与现代物理学(圖)


茫茫宇宙,我们从何而来,古人从未停止这个问题的思索。(图片来源:Adobe stock)

茫茫宇宙,我们从何而来,古人从未停止这个问题的思索。越到近代,科学家越感到沮丧,觉得想一想都不是明智之举。英国科学家霍伊尔将他毕生的精力都用在回答这个问题上了,他用几十年的时间来解决宇宙起源之谜。上世纪40年代,他在美国加利福尼亚逗留时,以他的恒星能量因核聚变原理,猜测他的同行可能在研制原子武器,这种武器挤压核爆炸而产生巨大能量。

事实果然不差,回国后,他发现超新星中的温度可能达到数十亿摄氏度。继而他在核物理学家加莫夫宇宙大爆炸理论上又跨出关键一步,他认为因恒星的热度持续了亿万年,所以有足够的时间产生创造元素所需的特殊反应。那就是碳的同位素c-12的精确共振,生命的存在即因了这种共振。他向人证明,“连一杯普通的水中都含有大爆炸的遗留物氢和亿万年后在红巨星、超新星爆发中产生的氧。总之,正如歌中唱到:我们都是星尘。关于我们从何而来这个简单又最复杂的问题,他作出了迄今为止最大的贡献。”

古人仿徨山泽,仰天叹息,往往也生出此终极思索。“往古太始之元,虚廓无形,神物未生。”(楚辞补注)而《列子》有云“殷汤问于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无物,今恶得物?自无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古人也真个实在,他们隐隐约约对世界的起源、自身从何而来有所感知,但又不能做恰当的说明。不过他们所具有的隐忧──人生的挫折感、孤单感也正在这里,一种悲剧性的自觉。所以要发出“天问”,其中又包含人事,人事的纠结与起源的灰暗不明,更加深了他们的叹惋。

除专业科学家以外,古人反较今人认识宇宙与自身的处境更为深刻。这当然不是说古人的知识信息多过现代人,但他们的智慧得大自然的襄助,为其切近的一分子,从而疏离感较少以至于无。故白居易说“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金刚经则谓“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李煜的心声也是“会思考的芦苇”的共同心曲:“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钱钟书先生说苏东坡的诗文用典波卷澜翻,绝少重复,但人生如梦这个意思,他却一用再用,不厌其烦。

现代最新近科学研究表明,离地球最近的恒星是4.3光年,即40万亿公里,也即光速单程一趟也要4年多,而目前发现的最远的星系是130亿光年,宇宙的浩瀚,连想一想都会令思维生畏。但经典物理学的相对论又证明,宇宙的时空是可以改变的。当物体运动接近光速时,其他的物理条件就会发生变化,深夜就会为不可思议之境所取代,这时物质的重量趋向无限大,而时间则趋向无限慢,也即时空变形缩小,换句话说,人类可以用提高速度之法,来控制生命进程:加密和拉长。唐人诗谓“洞里仙人方七日,千年已过几多时。”“自是人间一周岁,何妨天上只黄昏。”这一类句子,举不胜举。钱钟书先生赞扬《西游记》中“天上一日,人间一年”的说法有“至理”,乃因其与现代科学发现不谋而合。

这并非古人的悲观厌世,而是他们与大自然的密切融汇,所产生的深刻的宇宙意识,刘知几这样的大史学家,对司马迁还不大了解而有微词,乃因太史公常常将“天命”挂在笔端,常常抱持一种“阴德报应”的推命委运的人生观。那当然不是迷信,而是司马迁对宇宙与人生的终极矛盾有透彻的感知,并由此抒发其不平之愤的运笔方式。这一点,也令其笔墨自具一种哲学的深度。自然,在宇宙大悲情的笼盖之下,文学不停挖掘生命中短暂的喜悦,以期突破苦闷和难堪,此亦即是生命传承不灭的因由。

自宇宙大爆炸之说为科学界正式接受以来,今人不得不相信,宇宙有一个开始,也终将有一个结束的期限。它来自于“无”,也终将回归于“无”。这个过程中,它也处在无尽的消磨之中。其根据来自于热力学第二定律,热量总是由热到冷,对于任何物理系统皆然。宇宙一旦到达热动平衡状态,就完全死亡,万劫不复,这种情形被称为“热寂”。古人所谓“逝川与流光,飘忽不相待。”

(李白)“所惜光阴去似飞”(晏殊),“易失者时,不再者年”,都冥冥中指向这一令人沮丧的事实:热寂。这和楚辞、列子中关于太始、古初时分的认识,大方向是一致的,可见古人先天的敏锐,是何等的有力。曹孟德、王右军、李太白、杜工部、苏东坡──这些前贤硕彦,每当欢宴之际,或登临山川、俯仰古今之时,往往低徊慨叹,情溢于词,遣词深异无以复加,词句饱含悱恻缠绵之致,其内蕴和背景,直指宇宙命运之心源,反复流连,悲感凄切,缭绕挥之不去的忧郁,蒙络着一种由深深的挫折感引发的莫可奈何的心情,成为潜在永久的主题。

这种风景与悲慨的互动关系,来自于万法皆幻的感悟,“我们都是星尘”,结论宿命地跟现代物理学不谋而合。如此溟漠无尽的宇宙悲剧意识,才真正是文艺的永恒主题,也是永恒难题,其思索的深广,与人类的生存同在,在漫长的单位时间内,它不会事过境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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