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雨伞运动（图片来源：Pasu Au Yeung/维基百科）
【看中国2017年7月23日讯】导言
“中港矛盾”是指1997年7月1日英国将香港主权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后，中国大陆与香港之间产生的一系列矛盾和冲突。矛盾主要产生在建制派人士、特区政府、中共中央政府、大陆市民和游客与“泛民主派”、“本土派”人士和香港支持自由、民主的市民之间。
背景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之后，特区政府的措施联同“建制派”人士去配合中共政府的各种政治和民生的政策，冲击着香港人的基本价值、损害香港人的利益、削弱香港人的自由、民主等公民权益和法治，以“一国”盖过“两制”，矛盾由此而生。部份香港市民认为来港的大陆市民破坏香港的文化、掠夺香港的资源和妨碍香港人的生活，冲突由此而起。自2012年7月1日梁振英上任“香港行政长官”之后，为了加强香港人尽快融合到中国大陆上去、和以辅助大陆的经济发展的大前提下去促进香港的经济发展和建设，使矛盾和冲突进一步激化，最终，不论是民生或者是文化，都激化到政治层面上去。
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多年来受着中西文化的影响下，已经建立到自己一套的较为自由、民主、文明的文化体系，与中国大陆在政治、制度、文化、习惯上都截然不同。“中港矛盾”其实建基于香港人对中共政权的抗拒，中共摄政后，政治斗争、打压异见人士、迫害不接受共产党统战的宗教信仰信徒、宗教领袖、残杀六四民运人士、迫害法轮功学员、打压维权律师、压制言论、新闻自由等等事件一浪接一浪，香港人抗拒共产党的统治悠然而生，亦是人之常情。中国大陆开放“自由行”之后，大量大陆旅客蜂拥而至，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养成的不文明的举止和掠夺香港人资源的举措都让普遍的香港人反感；其次就是人民道德低下，草菅人命、贪污舞弊、包二奶风气盛行、缺乏公德的行径、暴发户不可一世的嘴脸、见利忘义的黑心食品、产品品质差劣、豆腐渣工程、环境严重污染等等社会和人心败坏的现象层出不穷，香港人耳闻目睹，于是，从抗拒中共政权延伸到抗拒中共统治下的人民，加剧了“中港矛盾”。
公共房屋问题
自1997年7月1日回归以来，为了配合“中港融合政策”，大批大陆新移民来港，掠夺香港的公共资源，令香港人怨声载道，加剧“中港矛盾”。
香港公共房屋的供应长期不足，私楼价格在此情况下更不断攀升，挨贵租、住“㓥房”已经是普遍现象，“公屋轮候册”突破26万，以“白表申请居屋”的市民平均118人争一个单位，新移民又会与香港市民一起轮候公屋。香港每天接收150名大陆新移民，一年就要接收54,750人，20年来就已经接收了一百多万人，占本港人口的七分之一，未来五年公屋建屋量不足八万个单位，平均轮候时间超过4年。香港公共房屋的落成量根本跟不上，这一点香港政府必然知道；究竟什么人可以移民香港完全由中方决定，估计中方会将特务、他们的人或者他们认为听话的人先来，即使是一般老百姓，他们长期在共产党的教育下、或者他们还有亲属在大陆，他们即使移民香港仍然可以受到操控，总比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听话，这个措施无疑是要配合“中港融合政策”，让香港易于受中共政府控制。
双非问题
2001年出现“双非问题”。“香港终审法院”根据《香港基本法》第24条宣判“庄丰源案件”成立，父母双方都无香港居留权的中国大陆居民在香港所生的子女可享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2003年实施“自由行”，引发大量中国大陆孕妇来香港产子，有“双非人士”从合法途径预约来港产子，亦有在无预约情况下闯急症室产子。2010年，配偶不是香港永久性居民的中国大陆孕妇在香港诞下32,653名婴儿，比起2001年的620名上升超过50倍。从2001年至2011年间，已获“居港权”的“双非婴儿”超过17万人。因为“双非产妇”利润高，香港的私家医院都转做“双非产妇”的生意，造成香港产妇床位不足。香港市民多次上街游行抗议，至2012年，特首梁振英才透过行政措施去解决“双非问题”，使香港的医疗系统回复正轨。2010年代开始，大陆食品–包括婴儿奶粉–出现安全问题，很多大陆人利用“自由行”的方便来香港大量购买奶粉等食品和用品，以至本港的婴幼儿奶粉供不应求，造成奶粉恐慌，最终，特首梁振英于2013年以行政手段发出“限奶令”，规定每人每天只可带两罐不超过1.8公斤的婴儿奶粉离开香港。
综援问题
2013年，“社区组织协会”何喜华协助“单程证”妇人孔允明就“申请综援资格”上诉至“终审法院”，“终审法院”裁定未居住满7年的香港人不能申领“综援”是违反“香港基本法”的，引发大批香港新移民申请“综援”，“社会福利署”公报2015年“四人综援家庭”每月综援金额为1万3千左右，增加了香港的财政负担，加剧了香港人对大陆新移民的怨气。
自由行问题
2003年至2015年出现由“自由行”带出来的文化冲突。2003年7月28日SARS(即“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之后，中共政府为了挽救香港经济，以“自由行”方式放宽一些大陆城市的居民不用参加国内旅行团或受邀请而可以以个人身份来香港旅游，每次可逗留7天。2009年4月更开放“一签多行”，即一次签证可以一年内不限次数进出香港。这个措施令中国大陆游客人次由2002年的638万增至2013年的4,075万，占当年访港旅客75%。不过，大陆游客的行为在香港人的眼中是不文明和不礼貌的，譬如：大陆人在港铁车厢内进食、在食肆、车厢等公众地方高谈阔论或争吵、在购物和待人接物的时候态度傲慢和嚣张、让小孩子在街上便溺、在被指出问题时反唇相稽、恶言相向等等。大陆贪污严重，假货又多，很多大陆客一袋袋数以万计的人民币带过来香港购物，所以，香港出现了一个畸型现象，就是所有繁盛、交通方便、近港铁站、近过关口岸、商场、大陆客、“水货客”出没的地方就成行成市的都是卖高价产品的金行、表铺、药房、名店等等，受影响地区的香港人日常用的必需品就要去到老远的地方去购买，加上铺租狂升，一般小店被迫结业，物价也被拉高，贫富越来越悬殊，香港人的生活大受影响。另一方面，一些香港人视大陆人为“强国人”，不满他们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自视为香港的“恩人”。2014年年初，本土派人士发起维护“本土价值”运动，一些激进成员经常在旅游区发起“反陆客”示威。2014年年底，访港大陆旅客次持续下跌，政府、建制派、旅游业界和零售业界认为“反陆客”是原因之一。“香港旅游发展局”公布2014年访港的旅客人次下跌8.4%，其中中国旅客人次下跌9.8%；2014年7月的零售业下跌2.8%。2015年，“反水货客”行动持续，因“水货客”凭着“自由行”去“走水货”，所以，“反水货客”变成了反“自由行”的“一签多行”政策，最终，特首梁振英在2015年4月13日起取消“一签多行”，改为“一周一行”。
贫富悬殊问题
香港这么多年来，特首都是由1200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选出来，在这个1200人的“小圈子”中，工商、金融界占300席，是一个主要组成部份，因此，特首除了从属中央之外，还会向大商家倾斜，以博取他们的支持。因为大陆的贪腐仍然严重，一叠叠数以千万计的人民币就涌到香港来，开放“自由行”以来，地产商、商家从一批批的内地客中赚得盆满钵满，是“自由行”政策下的得益者，虽然从事与内地客有关行业的非常一小撮的员工从“滴漏效应”中得到的佣金略多一点，香港的经济亦有增长，但是，普遍的市民就受害多于受惠。楼价、房租急速上升，远超市民的负担水平，根据美国“国际楼价负担能力报告”，香港连续6年成为全球楼价最难负担的城市，一个家庭不吃不喝要15年才买到一个低价单位；楼“越起越细”，一些收入较高的专业人士也只能购买一、二百平方呎的“纳米楼”，屋住环境狭窄得可怜。香港政府过去十多年来建设一个个向中共倾斜以推动“中港融合”如天价的“深港高铁”、“莲塘口岸”或“港珠澳大桥”等“大白象工程”又不断超支，耗费以千亿港元计，亦要市民去埋单。形成了贫者越贫、富者越富，坚尼糸指数(Gini coefficient)录得0.537的高水平，超过了0.4的警戒线，表示贫富悬殊严重。
去殖民地化政策问题
1997年之后，香港政府推行“去殖民地化政策”。
香港自开埠以来一直沿用传统的正体字(俗称繁体字)、说广东话；而中国大陆就采用简体字，说普通话。2008年，“香港教育署”推行“普教中政策”，就是以普通话教授中文科，取代原来以广东话授课的“母语教学”，受到多个教育团体的反对，“教育局”网页亦曾承认“未有证据证实以普通话学习中国语文科的学生的一般中文能力有所改善。”也掀起了广东话与普通话之争，他们认为广东话是粤语的标准语，不应为了迎合中国内地的普通话政策而被“矮化”。2012年，为了迎合内地游客，佐丹奴(Giordano)服装公司的衣服标签只使用简体字，法国餐厅品牌Agnes B的餐牌只使用简体字，遭到维权人士的抗议，又加剧了简体字与正体字之争。
香港政府为了推行“去殖民地化政策”，2008年3月，香港政府拆卸富历史性的“皇后码头”，遭到保育人士的阻挠，“皇后码头”是香港殖民地时代香港总督及英国主要官员往返英国和香港时在香港上岸的地方，殖民地色彩浓厚，保育人士认为香港政府不应为了“去殖民地化”而摧毁历史文物。
2015年2016年间，在中共政权的压力下，香港政府加大了“去殖民地化”的力度，“香港邮政总署”拆除邮筒上富历史性的“英国王帝徽章”，受到保育人士抨击，认为香港政府不应该为了迎合北京当局而摧毁历史文物。
水货客问题
2012年至2014年激化起“水货客问题”。“水货客问题”造成对上水、粉岭、大埔、屯门、元朗等多区市民的滋扰和社会问题，2012年9月的“光复上水站行动”开始将“水货客问题”白热化，示威者大声呐喊，要把“水货客”赶走，至2013年，更有光复屯门、光复元朗等延续示威活动。2003年SARS之后，中共政府以“自由行”方式放宽大陆居民来港旅游；2005年之后，人民币大幅升值，香港的物价比大陆的低，来港消费成为了热潮，“中国海关”又实施个人携带5,000元人民币以下的商品可免入境税；2009年4月又开放“一签多行”。加上劣质货、冒牌货、假货充斥大陆市场，在香港购物成为了产品品质的保障，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水货客”以蚂蚁搬家的方式带货回大陆高价出售，他们又阻塞了行人路和马路，所有近港铁站、近过关口岸、“水货客”出没的地方就成行成市的都是专做“水货客”生意、抬高产品价格的药房、日用品店等等，香港人日常用的必需品就要去到老远的地方去购买，加上铺租狂升，一般小店被迫结业，物价也被拉高，加重了市民的经济负担，香港人的生活大受影响。2014年2月16日，网民组织“反赤化‧反殖民”行动，近100名市民在尖沙咀广东道发起“驱蝗行动”，抗议内地旅客霸占香港人的生活空间、抢去香港人的资源和加速了物价的飙升，并要求他们回到大陆去。事后，特首梁振英扬言会检控“驱蝗”示威者。2014年3月9日，网民组织“真心爱国爱党联盟”，在旺角、油麻地、尖沙咀等地区游行示威，呼吁中国游客“爱祖国，用国货，回乡消费，回中国购物。”
从选曲中反思
我每一次选取的乐曲都会围绕一个主题，希望藉着这些选曲让读者朋友了解有关的哲理或者文化。本文我们就试图从选曲中去素描一下香港战后乐坛的发展，从而了解香港文化的变迁和香港人心的背向。请读者朋友藉介绍去聆听所介绍的乐曲，看看有没有引发同感。
《红烛泪》
第一首要介绍的歌曲是由红线女主唱唐涤生的《红烛泪》。
1949年，中国共产党侵夺得中国大陆政权。在1950年代，数以十万计的中国人为了逃避共产党的统治，从中国大陆逃到香港。始终是华人社会，又是一个讲广东话的地方，看大戏、听粤曲就成了普罗市民的娱乐。
《红烛泪》是红极一时的编剧家唐涤生在1954年为当时红极一时的花旦红线女所编撰的，《红烛泪》亦红极一时。“身如柳絮随风摆，历劫沧桑无聊赖”正好讲出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人民的心声。
《新禅院钟声》
第二首要介绍的歌曲是由郑锦昌主唱的《新禅院钟声》。
1960年代，香港粤语片非常盛行，不少香港电影更卖埠到东南亚等地，大受欢迎，带动粤曲式的歌曲流行起来。有“粤曲王子”之称郑锦昌的经典《新禅院钟声》就唱到街知巷闻。
中国大陆受严重迫害的维权律师高智晟于2015年9月17日撰写《2017年，起来中国》一文中提到“我的神恩予我的，起初也让我惊心动魄的启示”就是，“中共2017年崩亡”，届时真的就像歌词提到“梦幻已一朝醒”。
《啼笑因缘》
第三首要介绍的歌曲是由仙杜拉主唱的《啼笑因缘》。
到了1970年代，港产电视剧开始流行，为粤语流行曲增添色彩，1974年无线电视剧及其主题曲《啼笑因缘》就大受欢迎。
记得香港当时有一句说话讽刺中共政府和英国政府，就是“生娘奸，养娘狠”。将“几许所愿称心，莫叹失意百感生，难求遂寸心，不必怨愤。”几句《啼笑因缘》歌词赠与香港人，期望大家尽全力争取在香港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胭脂扣》
第四首要介绍的歌曲是由梅艳芳主唱的《胭脂扣》。
1980年代是香港流行乐坛的全盛时期，经典巨星辈出，影响力遍及世界各地，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他们的歌声，代表人之一是超级偶像歌星梅艳芳。
歌词提到“誓言幻作烟云字，费尽千般心思，祈望不再辜负我，痴心的关注。”在当今现实的盟誓、契约、包括《中英联合声明》等声明为何这么难实践呢？盟誓、契约、声明应该是“引喻山河，指诚日月”的才对呀！
《一起走过的日子》
第五首歌曲是由刘德华主唱的《一起走过的日子》。
1990年代，男歌手比较受欢迎，“四大天王”红极一时，刘德华的歌曲可谓风靡万千歌迷。
歌词提到：“如何让心声一一讲你知，如今想倾诉讲谁知，剩下绝望旧身影，今只得千亿伤心的句子。”说句真心话：与中国共产党分手应该是很多香港人或甚至中国人的愿望。
《富士山下》
第六首要介绍的歌曲是由陈奕迅主唱的《富士山下》。
踏入2000年代，在云云男歌星中，陈奕迅算是比较吃香的其中一位。
歌词中提到：“拦路雨偏似雪花，伤口应要结疤，一生一世等一天需要代价。”令人想起为了中国的民主、自由而顶着枪火、酷刑、或甚至牺牲性命的中国同胞。为了中国人的民主、自由，你又愿不愿意付出你的一分力呢？
《问谁未发声》
最后一首歌曲是由黄秋生、张敬轩、Equus乐团合唱的《问谁未发声》。
2010年代，香港市民觉醒到自由、民主是要争取的，提倡自由、民主呼声的歌曲就成为其中的主导。
歌词提到：“试问谁能未觉醒？激起再难违背的那份良知和应！”为自由，为民主，大家又愿意“问我心，再用我手，去为我命途力拼吗？”
生命智慧
本文的生命智慧就是：“同心共济。”
宋朝欧阳修的《古文观止卷九朋党论》：“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这篇文章讲出了一个人应有的操守：要坚守道义，要以忠信待人接物，要珍惜名节。以这样来修身，大家才是同道，彼此的心性都有提高；以这样来治理国家，大家才能“同心而共济”，国家才能管治好，由始至终都要一样。欧阳修在《朋党论》中清晰讲明人要守道义、讲忠信、保气节，以这样来治理国家，大家才能同心一致将国家管治好。
我们身为中国人，大家有没有做到“和衷共济”、“同心共济”呢？把我们的家庭打理好？把我们的机构管理好？把我们的生意经营好？把我们的国家管治好呢？切记不要沾染共产党的斗争文化，切勿同室操戈，中国人斗中国人呀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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