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与林彪在文革期间谈笑风生。
1957年的中国新年,毛泽东写了一首怀念杨开慧的《游仙》词,即后来的《蝶恋花・答李淑一》。江青对此恼怒异常,与毛泽东大闹了一场,声称:你毛泽东如果怀念杨开慧,那我就要想唐纳。激愤之下,江青即写信求助于郑君里。郑君里见信自知非同小可,找来几个好朋友一起商议,大家一致认为此事决不能干,为免日后招惹是非,当场把那封信烧掉了,郑君里自然没有“遵命”联系唐纳。所以无论张春桥怎样提醒恐吓,郑君里也拿不出信来,因此招致了抄家入狱之祸。
江青密托叶群说:“我有一封信,在上海一个电影导演郑君里手上,也可能在赵丹、顾而已、陈鲤庭、童芷苓等人手上,这些人都串在一起,你想个办法,给弄回来。”江青当然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信件的内容,进一步强调说:“至于是什么信,你不用问,反正是一封很要紧的信,这点事,你得给我快点办,越快越好。”
叶群很爽快地答应了。
第二天,叶群找来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商议。随即,吴法宪亲自打电话给在上海的南京军区空军副政委江腾蛟,要他到北京“接受一个任务”。江腾蛟立即飞赴北京“晋见”叶群。叶群说,江青有一封信落在了郑君里、顾而已、赵丹等人手里了,到底在哪一个人手里不清楚,所有有疑问的人都要进行搜查,一切“文字材料”,不论是书信、笔记,还是日记等全部收缴,片纸不留。最后,叶群不忘重申:“一定要保密。”
大祸临头的郑君里,10月7日又上交了刚找到的几张照片,并直接写信给江青:“我不记得还有你的信,也不记得你给我们或给赵丹和他夫人写的信。”
10月9日凌晨,抄家行动开始。上海空军警卫排战士化装成红卫兵,一些被挑选出来的空军干部子女也加入进去,兵分五路同时行动,直扑郑君里、赵丹、顾而已、陈鲤庭、童芷苓的家。江腾蛟坐镇上海巨鹿路空军招待所“实施电话指挥”:一部直通北京,随时向叶群、吴法宪请示汇报;一部专供查抄队及时报告最新进展情况。9日凌晨1时左右,十几个戴着大口罩、衣服长短不一、臂挂“红卫兵”袖章的年轻人,神神秘秘地进了武康大楼……
天亮之前,一麻袋、一麻袋查抄来的资料被编号后运到空军招待所里,由江腾蛟指定的亲信再进行翻查、收集、整理,最重要的材料单独存放进一个包里。
天亮之后,郑君里等五人纷纷向上海市公安局,甚至向上海市委报警。上海有关方面马上开始了追查,参与其事的空军干部子弟向他们透了口风:是上海空军干的。得到这个信息后,追查立即停止了。
遵照叶群、吴法宪的嘱咐,江腾蛟查抄到的材料,被封存进空军保密室。后来,这包材料被江青悄悄烧掉了。但事情并没有到此了结。死的材料虽然化作了青烟,活着的人还有嘴巴。1967年11月26日,由张春桥批示,郑君里、顾而已、赵丹等18人被隔离审查。1969年,郑君里患肝癌惨死在狱中;顾而已因无法承受非人的折磨自杀身亡;赵丹等人出狱时已是风烛残年的老人了,最美好的年华被残酷地断送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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