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担任“梁效”（谐音：两校，实为中共御用写作组）副组长的汤一介（图片来源 公有领域）
【看中国2017年6月14日讯】梁效是谁？或许今天许多年轻人并不知道梁效为何人，但在疯狂的文革时期，梁效是红得发紫又祸害无穷的一个名字。实际上，如今活跃在媒体上的一批网络新贵实际上就是梁效的变种，无论他们以何种面目出现，其扮演的角色都是文革中的梁效，只不过今天的网络新贵更无知更无耻更无德也更无才罢了！
文革之后，善良的人们才知道梁效是北大、清华奉旨组建的秘密写作组，成员均是当时的学界精英，包括哲学史家冯友兰、历史学家周一良、文学史家林庚、语言学家魏建功以及范达人、何芳川、汤一介、叶朗、胡经之、冯天瑜等等文史哲高人。
这些人拼凑在一起，用谎言来欺骗国人来效力于专制极权势力，梁效共撰写了219篇文章，公开发表了181篇，其中三十多篇成为当时从上到下的学习文件。署名梁效的文章一经发表，全国各地大小报刊必须优先转载。那些文章常常出现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北京大学学报》、《历史研究》等重要喉舌的显赫位置，因而当时流行一种“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说法。
在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的时代背景下，梁效所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也是险恶的，对于文革浩劫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文革之后，由于官方并未认真总结文革的经验教训，梁效的阴魂常常游荡在神州大地。这是中国当代史也是几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个奇特悲剧性的人文事件。梁效“忠诚”祖国和民族，狂热地卷入了宫廷内斗之中，认定党内国内还有很多坏人恶人，而只有他们才是真理的化身！
梁效在那场浩劫到来之时，他们不加思考，当然现实也不允许他们思考，便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为歪理邪说辩护喝彩之中，他们的所作所为无不彰显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先天性缺陷，即从来没有形成独立的思想和人格，更没有基本的良知。
在权贵和真理面前，他们更容易倒向权贵而远离甚至咒骂真理。当一两个骨头硬的知识分子想要独立思考时，不是死亡就是被管制，于是那个非常时期知识分子除了沉默也跟着作恶。
当年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提出知识分子必须人人洗澡、人人过关，其结果是人人告密、人人遭殃！
有文章曾描写这样的情景：“在清华大学，冯先生（冯友兰）已作了几次检查，群众反映很好，但领导还认为他‘问题严重’、‘不老实交待’。金岳霖跑去安慰冯先生，好心劝他说：‘芝生，你问题严重啊！你一定要好好检查，才能得到群众的谅解’。冯先生接着说：‘是、是、是，我问题严重，问题严重……’。这时金先生向前几步，抱住冯先生。两个白发苍苍老人的头紧紧地依偎在一起，眼泪和鼻涕齐下。”
他们的哭，内涵应该是很丰富的，或忏悔、或迷惘、或重生。还是同一个冯友兰，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造，在文革中他建议说：“秦始皇使用了政治上的威力，焚书坑儒，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实行全面的地主阶级专政，巩固了地主阶级的政权。这个历史经验很可以作为无产阶级的借鉴，这也是古今对照，古为今用。”这就是明确表明“焚书坑儒”好得很，今天还要搞。冯友兰究竟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我们是应该责备他还是应该铲除制造这种语言的环境？
勿庸讳言，令人窒息的政治环境，知识分子很难扛得过去。但能不能不主动去配合那些恶人去害人？能不能缄默不语？是的，张志新、遇罗克、顾准毕竟是少数，但主动依附政治陷害无辜的罪恶值得后人彻底反思。
遗憾的是，中国并没有反思这段历史，对于梁效的问题，北大党委曾给出结论：这些同志是组织上派去的，他们个人是没有责任的；他们在梁效期间写过一些错误文章，应该以历史条件加以解释；希望他们放下包袱，为教学科研作出贡献。
正是因为从上到下都默认回避这段不堪的历史，才有今天一些人对文革的怀念，也才有梁效之流在这片土地上常常复活。
那些怀念文革的人，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文革时代没多少腐败”，实际上，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官员和平民都付出巨大代价，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双输的灾难。今天仍有许多人认为文革是“有利于自己”的运动，那些文革后出生的群体，因为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伤痛，大脑被谎言教育成功“格式化”，更相信文革是一次反官僚反资产阶级维护社会公平的“民主运动”。当然也有人对现实不满和渴望改变，导致“文革幽灵”在朝野拥有相当广泛的民意基础。
“文革”期间，且不说制造了多少冤假错案，在数不清的“武斗”和镇暴中惨死的人不知有多少？如果真把风调雨顺中长大的年轻人放回“文革”时代，那样的日子恐怕他们连一天都过不下去！怀念让这个国家几乎毁灭的“文革”，只是他们不知道“文革”究竟发生了什么。
作家秦牧曾这样评述文革：“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颠连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进行！”
怀念文革的人，怀念的并不是文革本身，而是怀念文革所代表的时代以及被埋葬在记忆深处的青春岁月，比如知青们怀念下乡时代，不能说下乡就是美好的，美好的原因不是下乡，而是那个时代代表着的自己的青春以及跟青春有关的许多回忆。更多的人怀念文革是因为对文革有幻想，一些人沉湎于扭曲的历史观，对并不遥远的沉痛教训一无所知，进而在无力改变腐败、不公面前，一厢情愿地幻想通过非民主、非法治等非常规手段来治理社会。
今天，当远离文革的西方文明国家因为害怕犯同样的错误，而纷纷开设文革纪念馆时；深受文革毒害的中国人却还想重新回到文革，这是多么可怕的现实！我们已经错失了很多历史机遇，今天运载我们的是“现代文明最后一敞末班车”，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后面是万丈深渊。下一个巨坑就在我们脚下，一旦跌下去就会万劫不复，或者按习的说法是颠覆性的错误。
经济学家、教育家、《资本论》译者王亚南文革中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惨遭迫害，死前对朋友说：我并不怕死，只是想在死前看看这出戏的结局，看看那些丑角的下场，否则，我死不瞑目。他说：“专制制度下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哑巴，一种是骗子，我看今天的中国就是少数骗子在统治多数哑巴。”其实不完全这样，应该是四种人：骗子、傻子、哑巴还有说出真相的人。多数情况是少数骗子骗昏了一群傻子。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傻子把说出真相的人都说成是汉奸、资本家的走狗、卖国贼以及煽颠分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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