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在模糊概念的同时采取行政干预。(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看中国2017年5月22日讯】(看中国记者李正鑫综合报导)在针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官方词汇中,始终都是用“城镇化”,而不是用国际通用的“城市化”,这出现一个根本的区别:在模糊概念的同时采取行政干预,而不是市场化配置资源的结果。
日前,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17年4月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统计数据显示,房价涨幅回落的城市增加。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按年涨幅连续七个月回落,热点城市房价在严格调控下涨势暂歇,但三四线房价涨势加大,反映楼市分化情况扩大。
为何此前一二线城市的房价大涨,而三四线城市却出现房地产库存压力巨大?去年中共当局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去库存,尤其是要去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库存。
在中国大陆官方词汇中,从来都是用“城镇化”,从不说“城市化”。而城市化(urbanization)则是一个反映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国际通用词汇,已经用了100多年,城镇化则没有准确对应的英译。从汉语词义上看,城镇化似乎既包含了“城市化”又包含了“乡镇化”,似乎中国大陆官方特意用该词语来模糊相应的概念。
中共建政后的一段时间内,由于实行计划经济和严格的户籍管理,加上政策不允许农村居民迁入城市,中国的人口迁徙和流动数量较少。从80年代开始,劳动力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人口红利得以释放。到2001年中国首次提出城镇化,再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及鼓励农民工在城市买房的举措,这说明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库存是由土地的城镇化产生,而不是人口的城市化。即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一直都伴随着极端分化的情况,这当中城市边界的扩大并不是普惠,而是零和博弈,这个现象将会在未来人口红利慢慢消失的过程中日趋明显。
而城市化不仅是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并向城市集中的聚集过程,而且是城市在空间数量上的增多、区域规模上的扩大、职能和设施上的完善以及城市的经济关系、居民的生活方式以及人类的社会文明广泛融合的过程。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化,没有太强烈的行政干预色彩,而是通过城市的集聚效应来吸引外来人口流入,从而在经济学角度上形成规模经济,从人口学的角度上提高城市化率。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5月20日表示,城市化是人的迁移,应该要研究人的行为规律。据《第一财经日报》5月21日报道,樊纲说,“土地都给了小城镇,大城市人为设限,最后就是今天的结果。大城市、小城市两极分化,大城市房价、物价飙升,小城市(房子)卖不出去,因为人不去小城市。”
由此可见,中国的城镇化是行政命令干预后,造成中国大陆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现状。
海通证券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撰文认为,城市化不是一种行政干预的过程,它更应是一种市场化配置资源的结果,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非目标;而城镇化则更多地体现为行政的力量,实质上是一场造城运动。于是,在现有体制改革(特别是行政体制改革、土地流转制度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等)没有得到应有推进的情况下,各级地方政府高举城镇化的大旗,一是把城镇化作为拉动GDP的抓手,二是把将城镇化作为建设“形象工程”的手段,三是将城镇化作为发展房地产的手段,大力招商引资,四是把城镇化当作土地财政收入的来源,不断扩大城镇面积。
中共党报《人民日报》2012年刊文称,2000年至2010年,中国城镇总面积10年间扩张60%,远高于城镇人口增长速度。而2000年人口城镇化率为36.2%,2010年为49.6%,只提高了13.4%。中国大部分地区是三四线城市及城镇,这些城镇的面积扩大过快,却缺乏相应的产业支持,创造的就业岗位有限,这就很难吸引新增人口,故大量以城镇化名义投资的房地产项目过剩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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