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宾馆汽车撞树！江青称霸钓鱼台的秘闻(图)

江青曾称霸钓鱼台，图为江青在中共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受审。（网络图片）

钓鱼台国宾馆有18栋楼，其中两栋是工作人员用房，一栋是综合活动楼，15栋是接待外宾楼。江青一个人就住过3栋接待楼，还霸占着综合活动楼，所以有“钓鱼台霸主”之称，可谓霸气外露，比毛泽东都牛！

“文革”期间，毛泽东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战略方针。这时，江青要求工作人员在钓鱼台里也挖一个防空洞。

钓鱼台里深挖洞

1969年，一天，江青对我说：“在我住的楼房附近搞一个临时避身的防空设施，我的意见是在我住的楼北边挖一个较坚固的防空洞……唉，挖防空洞，本来是你们应该想到的事情，还要叫我操心，你们这叫失职行为，万一我的安全有点闪失，你们一个个小小芝麻官负得了责任吗？你们如何向党中央交代？如何向毛主席交代？”

按照江青的意见，我立即请示汪东兴，汪表示同意。防空洞完工后，江青几次钻进去体验生活，练习怎样才能进得快、防得好。1969年10月林彪发布一号令后，江青又怕她的防空洞不够坚固，跑到北京边远郊区深山某地躲藏起来，那里有现代化的坚固的防空设施。

1970年1、2月间，传来北京周边地区可能发生地震的报告，江青敏感的神经又紧张起来，把我叫去说：“光采取防震措施还不行，如果地震发生了，你们还得把我转移到安全地方去，你们要练习如何背我、抬我。”我把工作人员叫到楼厅，江青坐在沙发上看我们男背女、女背女地演练。练了一遍又一遍，个个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直到江青满意为止。我就是在这次演练中，由于活动太激烈患了阑尾炎，动了手术。

国宾馆内练车撞树

为备战，我们一度转移到北京西山。江青对我说：“我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要学会（开汽车），我自己也要学开车……咱们都会开车了，如果遇到敌人袭击，司机被打死了，警卫员开起来就跑了；如果警卫员又被打死了，秘书开起来就跑了；如果秘书又被打死了，护士开起来就跑了，如果你们都被打死了，我自己开起来就跑了。这样，我们增加了逃生的机会。坐以待毙是不可取的，也不是我江某的性格。”

江青正式从西山回钓鱼台后，马上提出要学开车。挂挡、起步、换挡这些活儿江青干不了，只能用自动换挡的红旗轿车当她的教练车。为保证安全，我们和警卫局汽车修理厂的技术人员一起研究后，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安装了一个辅助制动器，在紧急情况下教练员也可以采取刹车措施。训练场地就定在钓鱼台院内，教练员是江青的司机李子元。

江青第一、二次学开车，比较小心，也能够听从教练员的指挥，没发生问题。第三次开车她胆子大多了，油门也加大了，车速快了。教练员几次提醒她开慢点，她就不怎么听了。在拐弯时，她既没减速，也没收油门，拐过去后来不及回轮。这时她慌了神，手忙脚乱地加大了油门。教练员一边踩辅助制动器，一边帮她回轮。不知道她那时从哪来了那么大的劲儿，李子元硬是没把方向盘转过来。汽车撞到一棵杨树上才停下，前大灯小灯全撞坏了，机器盖也鼓起来了。她毫不心疼，说：“不碍事，没有关系，我还学。”嘴上说得轻松，但从此她再也不提学开车的事了。

钓鱼台的霸主

17号楼位于钓鱼台的中央，是一栋设备齐全的综合活动楼，内有会客厅、会谈厅、礼堂、舞厅。这样一栋面积很大的综合活动楼，江青却把它作为自己的专用楼，她每天在那里看电影、打乒乓球、种菜消遣、拍摄照片，有时在里边办公、散步、吃饭、开座谈会等。钓鱼台有18栋楼，其中两栋是工作人员用房，一栋是综合活动楼，15栋是接待外宾楼。江青一个人就住过3栋接待楼，还霸占着综合活动楼，所以有人说，江青是钓鱼台的霸主。

江青不但长期独占着两栋楼，这里还饲养着4匹军马长期供她独用，即使是到北戴河休息，去八达岭游玩，马匹也上专列与她一同前往。放映厅的近百部电影片，由她一个霸占着，没有她同意谁也不敢拿出去看，包括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和叶剑英在内。

江青在钓鱼台散步时，如果有汽车经过，司机在很远的地方就会停车、熄火，静静地等待江青走过去；如果行人发现江青，若无道可避，就会往回走，不能也不敢和江青碰面。

江青处处以毛主席夫人自居，总想自己说了算。她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陈伯达是组长，她却高居于组长之上。讨论起草九大的政治报告时，有一次江青公开跟陈伯达大吵，当着“中央文革”碰头会其他成员的面，对陈说：“我看不起你！”并狠狠摔了一个水杯。在那次会上，张春桥、姚文元没有说话。会后，她把张春桥、姚文元叫到10号楼，批评他们在关键时刻不帮她说话。他们回去后，给江青写了检讨并恭恭敬敬地到10号楼递给江青。

不许黄、吴、李、邱进钓鱼台

发生在1968年3月8日的所谓傅崇碧“冲击钓鱼台事件”，完全是江青导演的。为把傅崇碧置于死地而后快，3月9日晚上，江青在钓鱼台16号楼召开会议时说：“傅崇碧带人、带枪闯钓鱼台16号楼‘中央文革小组’，行为可疑！他的秘书皮包里装了几支手枪，并用皮包击打我的腰部，企图打断我的嵴梁骨！”姚文元在一旁随声附和作伪证。

3月10日，谢富治、杨成武、吴法宪、汪东兴召集会议，讲了傅崇碧进钓鱼台的问题，并宣布7条规定，包括：任何人进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钓鱼台、京西宾馆、国防部大楼都要事先打电话报告，经批准后方可放行，而且必须是首长批准，秘书和警卫批准不算数；送文件的通讯人员，不得直接送到首长住房（办公室），信件要经过中办秘书局转递；任何人进入首长住地时，不准携带武器和危险物品等。

林彪、叶群等摔死在蒙古国境内的第二天（那时“九一三”事件还未公开），江青对我说：“从今天起，毛家湾的人，还有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不准进入钓鱼台，你马上报告给汪东兴同志立即执行。”我报告了汪东兴，他说：“这件事难以执行，因为这是关系到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的重大问题，不能随便通知钓鱼台各个大门，这样做会惊动某些人，也会泄密。同时会干扰党中央、毛主席的部署。这些话，你不要跟江青同志说，由我跟她说。江青同志问你时，你就说报告东兴同志了。”

1971年9月24日，中央命令黄、吴、李、邱离职反省，交代问题。江青不准他们进入钓鱼台的命令，自然也就没有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