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 她竟敢在中南海外举出“打倒毛泽东!彭德怀万岁!”(图)

一个发生在60年代的鲜为人知的故事

2017-3-18 00:20 作者:牧云散人 桌面版 正體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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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大饥荒,饿死多少人?(网络图片)

1960年7月26日上午,中南海北门外铁灰色的宫墙下,站着一名身着蓝色工装的青年女子,双手各举着一块硬纸牌,一块上写着“消灭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饿死我叔叔一家六口!”另一块上写着“打倒毛泽东彭德怀万岁!”

中南海北墙外的那条街道名曰文津街,有多路公共汽车、无轨电车经过,但不设站。那天只有少数过路人看到这名青年女子双手高举着的标语牌。青年女子很快被宫墙外的便衣警卫发现,拎小鸡一般拎进北门去,在接待室给她戴上手拷,做了简单的询问,口供笔录如下:

问:你叫什么名字?哪里人?什么成分?职业?要老实回答!

答:我叫刘桂阳,湖南衡阳县人,祖宗三代贫雇农。我本人是共青团员,鲤鱼江火力发电厂运煤车间工人。

问:你来北京,有没有单位证明信?

答:没有,但我有工作证,上面有照片,出生年月、家庭成分、政治面貌等。你们搜出来看,可以打电话到我们工厂去查对。

问:你的同伙呢?他们在哪里?

答:没有同伙,就我一个人,连我爱人都没告诉,凭天地良心来告状。

问:你这叫告状?是不折不扣的现行反革命行为。

答:随你们怎么讲,我反映的是真实情况。

问:你既然是贫雇农出身,本人又是工人、共青团员,为什么要跑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门口来干这种不要命的反革命勾当?

答:同志呀,天爷呀!你们住在北京,坐在中央,饱崽不知饿崽饥呀!不知道公社社员吃野菜、树叶,吃观音土……乡下连猫、狗都饿死了,一些人家灭了门。我叔叔一家六口都饿死……同志呀,天爷呀,我从小没有父母,叔叔婶婶把我养大,送我读初中,1956年进电厂当学徒,三年没回老家。心想大跃进、吃公共食堂,他们生活过得好,我就粗心了。去年下半年听讲乡下没吃的,我还不相信,大半年也没有写信。今年5月请假探亲,回老家看望叔叔、婶婶、兄弟姐妹,没想到都得水肿病,吃观音土吃死了呀……(呜呜呜),新社会,饿死贫雇农,造的什么孽呀!我老家那村子,饿死三十几口……我找到一个堂叔,两个堂妹,他们还没有死,只是偎在火塘边,剩下一口气。堂叔告诉我,我叔叔一家六口,都是他拖出去埋的,一人一把茅草,连张裹尸的席子都没有……堂叔破衣烂衫,和我讲话,只是蹲在地上不起身,我的两个堂妹也蹲在地下不起身,堂叔说,妹子你带有吃的,就留下一点,一家三口动不得,去山上挖观音土都没有力气……我们也出不得门,没有东西遮下体呀,(呜呜呜)……同志哥,老天爷!你们要关我、杀我、枪毙打靶,也要听我把话讲完,把话讲完……我带回去四包高价饼干,只好给了堂叔、堂妹。他们接了饼干,就当了我的面没命地吃啊,吃啊,四包饼干,共是六斤,一口气吃光……边吃边灌水。第二天一早,要我去辞行。你们猜哪样了?堂叔和两个堂妹久饿猛吃猛灌水,都胀死了!(呜呜呜)我造的哪样孽呀!我哭天喊地,做了杀人凶手呀……我回到工厂,广播里天天喊三面红旗,大好形势。我什么话都不敢讲,讲了就是反革命。(呜呜呜)我晓得凶手是哪个。搞大跃进,办人民公社,吃公共食堂,我们一个村就饿死三十几口。还有更多的老人、小孩在等死……(呜呜呜)我一个贫雇农的后代想不通!一个共青团员想不通!一个电厂女工想不通!我就是到北京来喊口号,我要打倒人民公社!我要打倒毛主席!我要喊彭德怀万岁!万万岁!

在中南海北门接待室,青年女工又哭又闹,戴着手铐还在地下打滚。只好用抹布堵上她的嘴,给她加上脚镣,交北京市公安局收押。

如此重大的反革命案情,新中国开国以来首宗平民女子大闹中南海的恶性案件,中央办公厅留守人员不敢耽搁,将口供誊写清楚,作为急件送北戴河,报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看过,写下六个字:“请少奇同志阅。”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的刘少奇看了“口供笔录”,脸色铁青地批下一行字:“悲惨,湖南灾情还算轻的,别的省区呢?此件交会议简报组印发。又:全党干部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会议之后,每位领导干部都应深入农村基层,去看看那里发生的事情。”

载有这份“口供笔录”的会议简报,政治局常委会秘书田家英没有呈送毛泽东。那不是打老人家的脸吗?自有更“体己”的人拿给他看,并密奏刘少奇批发这份简报是别有用心。1960年整个上半年毛泽东仍在号召“继续跃进”,“全党为1800万吨钢、6000亿斤粮食而奋斗”。直到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前夕,他还不承认全国出现了大饥荒的事实。要不要改变“继续跃进”的政策,毛泽东还在犹豫,这个湖南辣妹子使他彻底清醒了。一叶知秋。他知道自己的威信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已跌至谷底,非有特殊手段是很难扳回这一局了。之后,毛泽东的健康情况转差,他很少下海游泳,常常一个人独坐不语。经过深思之后,他向中央请假治疗,并说自己已经进入迟暮之年,马克思向他招手了。他并多次委托田家英向政治局转达他的意见:在他生病休息期间,由刘少奇同志代理党主席职务。他决定暂时离开第一线,休养思考一个时期。

经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说服毛泽东,为一百多万在反右倾运动被划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甄别平反,其中包括恢复邓子恢的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职务。在一次常委碰头会上,朱德还提出为彭德怀平反。毛泽东再不肯退让,他说:“把彭德怀请回来,庐山的事一风吹,三面红旗不要了?那好,我和林彪常住南方养病,把北京交给你们。”刘少奇只好在朱和毛之间打圆场:“彭老总的事,放后一步吧,先过了眼前的大难再讲。”

此次中央工作会议(1960年7月5日~8月10日北戴河工作会议)开了一个多月,在最后一天的闭幕会上,毛泽东一脸病容,心情沉重地作了检讨,承认自己不懂经济,闯了大祸,发生这么大的饥荒,饿死了人,他是始作俑者,难逃责任。在座的中央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省市第一书记,也都难脱责任。责任人人一份。他宣布,这次全会之后,他要真正退居二线,不再过问经济、党务,不再指挥工农业生产;只和林彪两人管管军事和国际共运。还有就是读书、养病,研究些理论问题。他并再次提议正式通过党内文件,在他养病期间,由少奇同志代行党主席职务。

刘少奇在会议上说:“现在代不代理不要紧,要紧的是全国救灾救人,承认血淋淋的现实,立即调整政策,发放救济粮款,分给社员自留地,允许农民种粮种菜,搞小自由,开放农村集市,生产自救。人民公社那些条条框框先放一放吧,谁的面子也顾不上了。既然一名贫雇农的女儿、青年工人都敢到中南海门口来喊冤,老百姓面对饥荒死亡,还怕你关他班房杀他头?你不让人活,人会让你活?逻辑就这么简单。全党同志立即行动,同心同德,千方百计度过饥荒,等到出了黄巢、李自成再来补救,就晚了。”

毛泽东虽然暂时交出了党的主席,但不交军委主席,朱德一提为彭德怀平反,他就摆出一副决裂的架势。因为彭德怀若是平反,恢复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的职务,林彪就得交权。失去军权,毛泽东就失去了反攻倒算的资本。毛泽东退居二线,并不是真心认错,是迫于形势不得已,所以留下一句话,三面红旗还得坚持,这就给纠正空想社会主义的路线错误留下了不可超越的困难。

在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道路走至险关绝地、山穷水尽的日子里,在饥荒万里、伏尸百万的恐怖岁月,毛泽东浪迹于西子湖畔的湖光山色里,刘少奇等所采取的政策,举其荦荦大端就是所谓“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负盈亏、自由市场和包产到户。这些新政策一提出来,下面不敢贯彻,害怕“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又回来犯复辟倒退的错误”。包产到户在刘少奇手里到底没有在全国实现。1960年3月30日到4月8日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上,会标还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万岁!”两千名来自全国各省的“人民代表”都奉命三不谈:一不谈粮食征购任务过重;二不谈农村缺粮;三不谈饿死人。只准“畅谈”所在省区的“大好形势”,举手通过进一步大跃进的经济计画。到1961年,这是大饥荒的第三年,达到饿死人的最高峰,饿死1327万人,各地干部才“豁出去了”搞“包产到户”,到第四年才遏止住饿死人上升的势头,减为751.8万人。

对于实行“三自一包”政策,刘少奇等心里并不踏实,是一种战战兢兢、忐忑不安的心态。因为按照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条,这些政策具有右的性质,属于资本主义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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