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纪念碑与长春围城的历史真相(图)


龙应台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中,展示了长春围城与苏军“解放”纪念碑的历史真相。(网络图片)

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在其长篇纪事文学《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中,给海外读者展示了长春围城与苏军的“解放”纪念碑的历史真相。

她说现在即使是深夜,即使昏暗的街灯照在空旷无人的广场上,看起来有点辽阔、冷落,还是看得出长春与众不同。宽阔的大道从市中心四面八方辐射出去,广场特别多,公园特别大;如果你曾经走过莫斯科,走过柏林,走过布达佩斯,长春给你的第一印象就会是,这个城市有首都的架势、京城的气派。她站在人民广场的边边,仰头看着广场中心那个高耸的碑。二十七米半高的花岗岩石碑伸向天空,顶端,是一架战斗机,俯视著整个城市。碑的底部中俄文并列,中文写的是“苏军烈士永垂不朽”,落款是“长春市各界人士”。俄文刻着二十三个名字,是苏军在进攻东北的行动中牺牲的飞行员……

苏联红军在1945年8月9日进军东北,占领城市之后最早动手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哈尔滨、长春、沈阳等等城市的要冲,兴建“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

1945年8月,在接受日本人统治14年之后,当苏联红军以“解放者”的姿态进城,并且在长春和沈阳中心建起那些高大的战机、坦克纪念碑时,长春和沈阳的人是带着甚么样的心情在那纪念碑上落款,说“长春各界人士”共同纪念?!

事实上,在纪念碑落成、“长春各界人士”在向苏联红军致敬的同时,苏联红军正在城里头烧杀掳掠。那一年冬天,21岁的台北人许长卿到沈阳火车站送别朋友,一转身就看到了这一幕:我要回去时,看见广场上有一个妇女,手牵两个孩子,背上再背一个,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拿一件草蓆,共5个人。有七、八个苏联兵把他们围起来,不顾众目睽睽之下,先将母亲强暴,然后再对小孩施暴。那妇女背上的小孩被解下来,正在嚎啕大哭。苏联兵把他们欺负完后,叫他们躺整列,用机关枪扫射打死他们……

而1945年的冬天,于衡也在长春,他看见的是,“凡是苏军所到之处,妇女被强奸,东西被搬走,房屋被放火烧毁”,不论是中国还是日本的妇女,都把头发剪掉,身穿男装,否则不敢上街。所谓“解放者”,其实是一群恐怖的乌合之众,但是人民不敢说,人民还要到广场上他的纪念碑前,排队、脱帽、致敬。

长春围城,应该从1948年四平街被共军攻下因而切断了长春外援的3月15日算起。到5月23日,连小飞机都无法在长春降落,一直被封锁到10月19日。这个半年中,长春饿死了多少人?围城开始时,长春市的市民人口说是有50万,但是城里头有无数外地涌进来的难民乡亲,总人数也可能是80到120万。围城结束时,共军的统计说,剩下17万人。饿死的人数从10万到65万,取其中,就是30万人,刚好是南京大屠杀被引用的数字。

龙应台百思不解的是,这么大规模的战争暴力,为什么长春围城不像南京大屠杀一样,有无数发表的学术报告、广为流传的口述历史、一年一度的媒体报导、大大小小纪念碑的竖立、庞大宏伟的纪念馆的落成,以及各方政治领袖的不断献花、小学生列队的敬礼、镁光灯下的市民默哀或纪念钟声的年年敲响?

为什么长春这个城市不像列宁格勒一样,成为国际知名的历史城市,不断地被写成小说、不断地被改编为剧本、被好莱坞拍成电影、被独立导演拍成纪录片,在各国的公共频道上播映,以至于纽约、莫斯科、墨尔本的小学生都知道长春的地名和历史?30万人以战争之名被活活饿死,为什么长春,在外,不像列宁格勒那么有名,在内,不像南京一样受到重视?

于是她开始做身边的“民意调查”,发现,这个活活饿死了30万到60万人的长春围城史,大陆朋友们摇摇头,说不太清楚。然后她以为,外人不知道,长春人总知道吧;或者,在长春,不管多么不显眼,总有个纪念碑吧?可是到了长春,只看到“解放”的纪念碑,只看到苏联红军的飞机、坦克车纪念碑。

她这才知道,喔,长春人自己都不知道这段历史了。这,又是为了什么?

帮龙应台开车的司机小王,一个30多岁的长春人,像听天方夜谭似地鼓起眼睛听她说起围城,礼貌而谨慎地问:“真有这回事吗?”然后掩不住地惊讶,“我在这儿生、这儿长,怎么从来就没听说过?!”但是他突然想起来,“我有个大伯,以前是共军,好像听他说过当年在东北打国民党。不过他谈往事的时候,我们小孩子都马上跑开了,没人要听。说不定他知道一点?”

“那你马上跟大伯通电话吧,”龙应台说,“当年包围长春的东北共军,很多人其实就是东北的子弟,问问你大伯他有没有参与包围长春?”

在晚餐桌上,小王果真拨了电话,而且一拨就通了。电话筒里大伯声音很大,大到龙应台坐在一旁也能听得清楚。他果真是东北联军的一名士兵,他果真参与了围城。“你问他守在哪个卡子上?”

小王问,“大伯你守在哪个卡子上?”

“洪熙街。”大伯用东北口音说,“就是现在的红旗街,那儿人死得最多。”

大伯显然没想到突然有人对他的过去有了兴趣,兴奋起来,在电话里滔滔不绝,一讲就是40分钟,司机小王一手挟菜,一手把听筒贴在耳朵上。

一百多公里的封锁线,每五十米就有一个卫士拿枪守着,不让难民出关卡。被国军放出城的大批难民,卡在国军守城线和共军的围城线之间的腰带地段上,进退不得。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野地里,一望过去好几千具。骨瘦如柴、气若游丝的难民,有的抱着婴儿,爬到卫士面前跪下,哀求放行。“看那样子我也哭了。”电话里头的大伯说,“可是我不能抗命放他们走。有一天我奉命到二道河去找些木板,看到一个空房子,从窗子往里头探探,一看不得了,一家老小大概有十个人,全死了,躺在床上的、趴在地上的、坐在墙跟的,软绵绵扑在门槛上的,老老小小,一家人全饿死在那里。看得我眼泪直流。”

林彪当年5月中旬就成立围城指挥所,5月30日,决定了封锁长春的部署:(一)……堵塞一切大小通道,主阵地上构筑工事,主力部队切实控制城外机场。(二)以远射程火力,控制城内自由马路及新皇宫机场。(三)严禁粮食、燃料进敌区。(四)严禁城内百姓出城。(五)控制适当预备队,沟通各站联络网,以及时击退和消灭出击我分散围困部队之敌人。(六)要使长春成为死城。

共军激励士气的口号是:“不给敌人一粒粮食一根草,把长春蒋匪军困死在城里。”10万个共军围于城外,10万个国军守于城内,近百万的长春市民困在家中。不愿意坐以待毙的人,就往外走,可是外面的封锁在线,除了炮火器械和密集的兵力之外,是深挖的壕沟、绵密的铁丝网、危险的高压电网。

伊通河贯穿长春市区,草木葱茏,游鱼如梭,是一代又一代长春人心目中最温柔的母亲河,现在每座桥上守着国民党的兵,可出不可入。下了桥,在两军对峙的中间,形成一条三、四公里宽的中空地带,中空地带上尸体一望无际。

到了炎热的七月,城内街上有弃尸。眼楮发出血红的凶光、瘦骨嶙峋的成群野狗围过来撕烂了尸体,然后这些野狗再被饥饿的人吃掉。

于祺元是《长春地方志》的编撰委员,围城的时候只有16岁,每天走路穿过地质宫的一片野地到学校去。野地上长了很高的杂草。夏天了,他开始闻到气味。忍不住跟着气味走进草堆里,拨开一看,很多尸体,正在腐烂中。有一天,也是在这片市中心的野地里,远远看见有什么东西在地上动。走近了,他所看见的,令他此生难忘。那是被丢弃的赤裸裸的婴儿,因为饥饿,婴儿的直肠从肛门拖拉在体外,一大块;还没死,婴儿像虫一样在地上微弱地蠕动,不会哭了。

于祺元出生那年,满州国建国,父亲做了溥仪的大臣,少年时期过着不知愁苦的生活,围城的悲惨,在他记忆中因而特别难以磨灭。“围城开始时,大家都还有些存粮,但是谁也没想到要存那么久啊,没想到要半年,所以原来的存粮很快就吃光了。城里的人,杀了猫狗老鼠之后,杀马来吃。马吃光了,把柏油路的沥青给刨掉,设法种地,八月种下去,也来不及等收成啊。吃树皮、吃草,我是吃过酒曲的,造酒用的曲,一块一块就像砖似的。酒曲也没了,就吃酒糟,干酱似的,红红的。”

龙应台问:“酒糟怎么吃?”

“你把糟拿来,用水反复冲洗,把黏乎乎那些东西都冲洗掉,就剩一点干物质,到太阳底晒,晒干了以后,就像荞麦皮似的,然后把它磨碎了,加点水,就这么吃。”有一片黄昏的阳光照射进来,使房间突然笼罩在一种暖色里,于老先生不管说什么,都有一个平静的语调,好像,这世界,真的看得多了。

龙应台问他,“那么──人吃人吗?”

他说,“那还用说吗?”他记得,一个房子里,人都死光了,最后一个上吊自尽。当时这个老婆婆,就把死了的丈夫的腿,割下一块来煮。

1948年9月9日,林彪等人给毛泽东发了一个长春的现场报告:饥饿情况愈来愈严重,饥民便乘夜或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两千。不让饥民出城,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的。饥民们对我会表不满,怨言特多。说,“八路见死不救。”他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了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

但在这场战役“伟大胜利”的叙述中,长春围城的惨烈死难,完全不被提及。

这个“伟大胜利”,也就此走进中共建政后的历史教科书,代代传授,被称为“兵不血刃”的“光荣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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