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中国的圣女(组图)

她就是林昭——中国的圣女。（网络图片）

在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得政治权力之后，大部分中国的自由派人士，分赴欧美与台湾香港，除沉潜下来的极少数人外，自由主义在中国大陆一时悄无声息，几乎断了香火。广袤神州，一片沉沉死寂。

自由在共产中国的最初啼鸣，是在1957年响起的。

1957年，在毛泽东反复承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大鸣大放中，一批沉默郁闷了多年的中国知识分子——老年的、中年的、青年的——终于破土而出，发出了自己的自由之声。

在这次百鸟哀鸣的自由交响中，有一首最悲壮、最坚韧、最动人、最决绝的“天鹅之歌”，是由北京大学的一位女学生唱出来的。她就是林昭——中国的圣女。

这是在中国极权主义牢笼里冲天迸出来的“天鹅之歌”，是中国本土自行生长出来的自由之果。

林昭，苏州人。1954年以江苏省第一名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她才华出众，受到游国恩教授的赏识。参加北大诗社，任《北大诗刊》编辑。后又担任北大《红楼》诗刊编委，是一位北大校园内公认的才女。

1957年，北大发生五･一九学生民主运动，一批学生随即面临迫害。当此之时，为抗议当局诱人发言，又陷人于罪的卑劣手段，林昭毅然参加了一个辩论会，当回答黑暗中不具名的发问：“你是谁”时，林昭铮铮而言：“我是林昭。双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稍停，又说：“告诉你，刀在口上也好，刀在头上也好，今天既然来了，也就没有那么多功夫去考虑那么多的事！你是谁？还有你们是谁，怎么也不敢报报你的家门？”这样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来自对于真理和捍卫真理的信念。在反右大劫过后，大多数人检讨认错，巴望尽早解脱。而圣女林昭，却拒不认错，“一意孤行”，我行我素。

1957年秋，林昭与谭天荣、张元勋等北大优秀学生一起被打成右派分子。林昭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抗议，被同学发现，抢救过来。

1960年林昭以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罪被捕；1962年保外就医，同年再次以扩充反革命罪收监，判刑20年。其父于林昭第二次被捕后一月仰药自尽。

在38年前的1968年4月29日，文革中的一个沉沉暗夜，林昭以“现行反革命”罪被秘密枪杀。5月1日，公安人员到林昭家收取了五分钱的子弹费。之后其母精神崩溃，几年后也自杀了。

研读林昭的作品，细考林昭的言行，其实，她的精神演变的脉络是很清晰的：她本来是一位左倾理想主义青年，经历五七之变，被毛氏卑劣阴谋所震撼，遂走上对中共体制怀疑之道，在炼狱的煎熬中，苦思苦索，升华出了卓然芳华的自由思想，皈依了以身殉道的基督精神，获得了神圣性的精神救赎。

林昭在长诗《普洛米修士受难的一日》写道：

……

燃烧，火啊，燃烧在这漫漫的长夜，

冲破这黑暗的如死的宁静，

向人们预告那灿烂的黎明，

而当真正的黎明终于来到，

人类在自由的晨光中欢腾。

……

还能忍受吗？这些黑暗的

可耻的年代，结束它们，

不惧怕阿西娜的战甲，

不迷信阿波罗的威灵，

更不听宙斯的教训或恫吓，

他们一个都不会留存。

这些滚烫灼人的诗句，直指毛泽东独裁专制的黑暗王国，点燃了一烛卓然艳丽的自由之火，闪烁着一种人性甚至神性的焰辉。

林昭写作长诗的1960年，她正保外就医，那是中国大地饥荒蔓延，饿殍遍野之时。在甘肃农村劳改的一批右派学生和个别有良知的地方官员希望唤醒社会良知。兰州大学历史系右派学生张春元提出创办刊物，传播思想。物理系研究生顾雁、徐诚表示赞成。他们与在上海的林昭取得联系，决定合作编辑一种杂志，取名《星火》。张春元等人凑钱买了一部油印机，油印了首期《星火》，其中就有林昭的这首长诗《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

1961年入狱后，林昭一直写作思想日记。在狱中，她遇到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俞以勒，她是因为信仰问题而入狱的，一度她们被拘禁在同一室。据俞以勒讲：“管理人员认为一个偏激的反革命和一个入魔的基督徒是没有共同语言的。事实恰好相反，我们成了好朋友。当时呢，还约好用密码通消息，用敲击和停顿代表英文字母。不久呢，当局将我们分开。几个月以后呢，又巧遇在邻室。密码就用上了。”俞以勒特别强调，林昭写血书，一度纸笔都给没收以后，她就更多的写血书，用牙刷柄在水门汀上磨尖以后刺破血管，用血写在白的被单上。俞以勒讲：“林昭很勇敢，但是情况每况愈下。我不知道林昭什么时候在狱中信主的。但是她在给《人民日报》编辑部信、跟日记中都写了‘主历’。而且我在抄写她的信的时候，她经常提到‘我的路线，上帝仆人的路线，基督政治的路线’，还有‘基督亲兵’，还有‘作为一个基督徒’等等……。”这段经历，是林昭的一个精神转捩点。

1962年初，林昭以保外就医出狱，回到苏州家中休养。出狱那天，林昭固步决绝，抱着桌子脚不肯回家，对前来迎接的母亲和妹妹说：“他们还要把我抓进来的，放我是多此一举。”在保外就医期间，她曾讲了一些狱中情况包括反铐一百八十天等惨酷非人道的待遇，家人不忍心听下去，她语重心长地说：“你们会后悔的，丧失了一个机会了解二十世纪最残酷的制度。”

在保外期的1962年7月，林昭致信北大校长陆平，呼吁效仿蔡元培校长，主持公义，营救被迫害的学生。在信中她自称是右派群体的一份子，对反右斗争宣称“要以最后一息献给战斗”并谴责政府镇压反革命。她说“极权政治本身的残暴肮脏和不义使一切反抗它的人成为正义而光荣的战士。”

在狱中她先后三次给《人民日报》上书、写血书、绝食抗议，1962年9月，在苏州与右派分子黄政、朱泓等人商量并起草了“中国自由青年战斗同盟”的纲领和章程。是月，在上海市淮海中路与无国籍侨民阿诺联系，要求阿诺将《我们是无
罪的》、《给北大校长陆平的信》等带到海外发表。

1962年12月，林昭再次被捕。在狱中，她曾写《绝食书》云：“一息尚存，此生宁愿坐穿牢底，决不稍负初愿，稍改初志。”后来她又吞食药皂自杀，未遂。她的纸笔被狱方收缴后，无法书写，此后一直用血书写。以玻璃片割破左腕血管自杀未遂，是日起绝食10日。

1964年12月，林昭第一次给《人民日报》写信反映案情并表达政治见解，血书。无回音。1965年1月底，林昭遭到狱卒施暴。

1965年2月，第二次给《人民日报》写信反映案情并表达政治见解，血书。无回音。此信附有一封呼吁书，要求转给正在给非洲人效力的日本律师长野同治和智利记者罗哈斯，希望引起国际正义力量对自己的事业和案情的关注。

所有这一切努力，在那个黑暗王朝中，如石沉大海，渺无回音。

而那最后的掐灭自由火种的魔掌，已经步步逼近了我们的自由圣女——林昭。

1965年3月6日，林昭向狱方交上血写的绝食书，狱方鼻饲流质，直到5月31日，绝食共80天，此间她天天写血书。

1965年3月中旬，她血书“有事要求立即提审”，后来又开始血书《告人类》。

1965年3月——-5月，足足一个半月，林昭没有张口说话。

1965年5月31日，再次开庭审判，林昭被判有期徒刑20年。次日，林昭刺破手指，用鲜血写作《判决后的申明》，“这是一个可耻的判决，但我骄傲地听取了它！这是敌人对于我个人战斗行为的一种估价，我为之由衷地感到战斗者的自豪！……我应该作得更多，以符合你们的估价！除此以外，这所谓的判决与我可谓毫无意义！我蔑视它！看着吧！
历史法庭的正式判决很快即将昭告于后世！你们这些极权统治者和诈伪的奸佞——歹徒、恶赖、窃国盗和殃民贼将不仅是真正的被告更是公诉的罪人！公义必胜！自由万岁！林昭主历一九六五年六月一日。”

1965年7月~12月，第三次给《人民日报》写信申诉案情并陈述政治思想，重点批评“阶级斗争”学说（戏称为楼梯上打架的理论）和集权统治，呼吁人权、民主、和平、正义，长达10万字。

林昭在狱中高呼口号，狱方指她“煽动在押犯人暴动”，她还写了“思想日记”“牢狱之花”一百多篇、“提篮桥的黎明”和给母亲的信等等。其所受的非人待遇罄竹难书，令人发指。有关她的项目材料有一房间，她的档案包括她的作品至少有四大箱，据说是属于要封存五十年的绝密。

1966年5月6日，刚刚刑满释放仍在监督劳动的林昭挚友和同学张元勋偷偷来到上海，以男朋友身分偕同林昭母亲许宪民到上海提篮桥监狱看望林昭。可能是唯一一次得到同仁的看望。当时的林昭，衣衫破旧，长发披肩，她的头上顶着一方白布，上面用鲜血涂抹成一个手掌大的“冤”字！特别引人注目。林昭对张元勋说：“我随时都会被杀，相信历史总会有一天人们会说到今天的苦难！希望你把今天的苦难告诉未来的人们！并希望你把我的文稿、信件搜集整理成三个专集：诗歌集题名《自由颂》、散文集题名《过去的生活》、书信集题名《情书一束》。”又说：“妈妈年迈无能，妹妹弟弟不能独立，还望多多关怀、体恤与扶掖。”

1967年5月1日，正在监督劳动的张元勋再一次偷偷来到上海，偕同许宪民来到提篮桥监狱要求探望林昭。传达室告曰：“监狱已经军管，一切接见停止。”

1968年4月29日，林昭接到由20年有期徒刑改判为死刑的判决书，当即血书“历史将宣告我无罪！”当天被秘密处决。其时她还不满36岁，尚是一位未婚青年。

林昭卓绝超然，的确不同凡响。她的牺牲，使亿万中国头颅失去了重量。

她的精神历程，昭示了中国自由精神的复兴。她以普洛米修士式的受难，拯救了青年中国的灵魂，预示了毛氏王国的必然覆灭。正如她在《普洛米修士受难的一日》最后所描绘的：

人啊，众神将要毁灭而你们大地的主人，

却将骄傲地永生，

那一天，当奥林比斯在你们的千丈怒火中崩倒，

我身上的锁链也将同时消失，像日光下的寒冰。

那时候，人啊，我将欢欣地起立，

我将以自己受难的创痕，

向你们证明我兄弟的感情：

我和你们一起，为着那，

奥林比斯的覆灭而凯歌欢庆……

在澎湃如潮的灼热的激情里，

普洛米修士翘望着黎明，

他彻夜在粗砺的岩石上辗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