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逃票经历

【看中国2017年2月7日讯】在中国，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没有逃票经历的，估计像白乌鸦一样稀少。改革开放之前，整个社会都是公有制的，私人家里没有什么东西。在我所在的农场，真的就是夜不闭户。多数人家出门，连门都不锁，即使锁，钥匙也放在门框上，锁头形同虚设。所有东西都是公家的，大家能偷就偷——严格地说是拿，大家拿。地里的大豆玉米，作坊里的酒，豆腐。如果被派去盖房子，则顺点钉子，油毡纸什么的。需要花钱买票的所在，也就逃票。

当然，大家拿和逃票，也是有分别的。一般农工和他们的孩子，大多会干这种事儿，而我在文革前，还算是农场干部的子弟，圈子里是不许干这种事儿的，平时周围的人，也不怎么干这种事儿。但是一场革命，把我扔到了社会最底层，混迹于一帮农工子弟中间。耳濡目染，成天都是大家拿。

尽管如此，拿这种事儿，我能不做还是不做。就算大家都拿了，我走开就是，不拿就是不拿。但是，逃票却不能免俗。当年的逃票，有两种情形，一种是看电影或者节目，在场部电影院，进门需要票。还有一种情形，就是逃火车票。

文革期间没有什么电影，无非是三战和八个样板戏，但是后期，则会放一点朝鲜、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电影。这些电影，都需要买票。当年的感觉，罗马尼亚电影最好看，但是，没票则没戏。我跟同学们一样，有着强烈的看电影欲望，但是，家里大人都停发了工资，只有一点可怜的生活费，根本没有看电影的开支。所以，我如果不逃票的话，只能外面待着，眼巴巴的看着别人看。

可是，不买票就能进去看电影的人，还真是不少，有些是跳窗户，或者从门口混进去的，有些则是电影院看门的熟人，或者放电影人的熟人，堂而皇之，就可以进去。正是后部分的人，给了我逃票的动力。跟着一帮混小子，七混八混，最后多半都能混进去。

逃电影票，没有多少罪恶感。即使被人逮住，也没有什么惩罚。但是，逃火车票，心理压力就比较大了。当年我在场部读书，父母被发配到一个生产连队，离场部有二十多里路。每个星期天，我都得回家。回家的路，有一半是可以坐火车的。上车站和下车站，都是那种没有正经站台的小站，不买票进站出站都是可行的。尽管当时认识铁路上的人，也一样可以堂而皇之地不买票就乘车，让人感到不公平，但是，逃票还是有压力，因为毕竟火车上乘务员不是我们农场的。所以，能不坐车，我就尽量不做，二十多里路，用腿儿量回去。不过，实在累了，坐车一定逃票，有逃成功的时候的，也有失败的时候，失败时，每每特别的沮丧，但从来没有感觉自己破坏了规则，沮丧，仅仅是因为失败本身。

我们所处的社会，是一个普遍不讲规则的地方。有权的人，或者说掌握、代管某种资源的人，都会不约而同地利用手里的权力，去破坏规则，为自己和亲友谋利。过去，认识一个电影院看门的人，如果他不放你进去，简直就是逆天了。即使是现在，只要听说某个熟人，同学干什么职业，人们第一念头，就是这个职业可以走后门了。权力越大，对规则的损害也就跟着大。现在比我逃票的时代，应该好多了，但普遍的规则意识，法律意识，离我们还挺远的。曾经如此高度公有制的国家，人们对于公私的分别，还不那么清楚，法治的秩序，尚有待建设。

在这种情况下，当然需要全社会维护和建设法治的努力。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最该负起责任的，其实是社会的精英，有权力的人。要苛责，也只能苛责他们。放过他们，单单对一个社会底层逃票而丢了性命的人进行鞭尸，实在是太不厚道了。如果把丢命作为他逃票的惩罚的话，那么，上天对他是太不公平。毕竟，那么多大人物肆无忌惮地破坏规则，都安然无恙，屁事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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