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多为什么，都是一个原因造成的(图)
没有政治权利，休谈生存和发展权利
贫瘠的甘肃（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6年10月21日讯】杨改兰一家六口为什么会死？一个直接诱因就是低保被取消。她家的低保为什么会被取消？因为是否给予低保的权力掌握在村支书们手里，她家没有决定权。杨改兰一家的悲惨结局，正是没有政治权利就严重影响生存权利的典型例证。
钱云会为什么会死得那么惨？因为他不断抗议违法征地。为什么他会抗议违法征地？因为浙能发电厂征用寨桥村的土地，一直不作赔偿。为什么浙能发电厂能在不对村民作出赔偿的情况下完成征地？因为该厂得到地方政府的合作或默许，因为该厂间接掌握了征地的政治权力。掌握有征地政治权力的渐能发电厂于是就既剥夺了钱云会的生存权，也剥夺了寨桥村村民的发展权。
官员及其官二代为什么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因为他们掌握了不受限制的政治权力，有权就有一切，于是想做官就做官，可以一年两年连升若干级；想发财就发财，像周永康儿子那样一两桩生意就家财数十亿数百亿；想出名就出名；想出国就出国……
富豪及其富二代为什么那么快就能拥有巨额财富？因为他们通过依傍权贵，掌握了远比普通平民大得多的商业机会，可以顺利获取别人拿不到的工程和地皮，可以高价向政府和国企出售产品或服务，可以偷税逃税不被追究……
中石油、电信、联通、各国营银行、各收费公路……这些几乎全由权贵或其附庸把持的垄断行业为什么那么来钱？因为它们直接或间接掌握了法律政策的制定权、执行权，可以顺利地让法律政策偏向于它们，可以掐死竞争对手，可以任意抬高价格，可以廉价获得资源。
为什么会出现“部门政府”？为什么很多党政机关富得流油？为什么党政机关成为贪污腐化的重灾区？因为这些部门掌握有制定和执行法律法规政策的权力，可以国家的名义向民众收取各种各样的税费和杂费……
中国大陆为什么会出现极其严重的贫富差距？为什么顶层的1%的人口能掌握一半左右的国民财富，而占20%的底层民众所得却只有1%？因为顶层掌握有几乎无所不能的且不受制衡的巨大政治权力，而底层除了任人宰割，没有任何掌握和扩大自己发展机会的制度性保障，甚至连防止自身尊严和权益免受歧视忽视的发言平台或利益代言人都没有，因为顶层与底层是在一个极端不公平的平台上竞争。在这个平台上，裁判永远由顶层派出，而裁判作出的裁决永远是顶层有理当赢，民众含冤受屈也只能忍气吞声。
看到多维网上又在卖弄“优先保障生存和发展权”，气就不打一处来。没有政治权力，民众的生存和发展权就成为顶层权贵集团的恩赐。他们可以赐予，也可以随时随地收回，并且一向是赐予仅限于作秀性的一点点，掠夺却是经常性的很多。顶层权贵集团将永远确保自身利益最大化，会永远奖励自身的支持者。这些奖励，并非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只能是取之于底层。这就是公务员的工资和退休工资长期高于社会一般行业的原因，也是军官年入数十万而七十岁农民每月只施舍70元左右的原因，因为公务员和军官对于执政集团维护执政地位与特权利益至关重要，农民则无关紧要。
中国大陆当前几乎所有问题的总根源，都在政治权力配置严重失衡。执政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及高官垄断了接近于无限的权力，通过各种各样的法律法规政策让一切权力归党所有，而不归还给人民，可以顺利地把自身偏爱和特权转变成国家权力。党的支持者则通过“傍官”在国民财富蛋糕上贪婪地切下自己所要的那块。执政党的地方权力机关及其官员则垄断了很少受到约束的地方权力和社会权力，可以对无权的普通民众给予施舍，也可以予取予求任意剥夺。这不仅制造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制度性糜烂性腐败，而且制造了亘古未有的环境污染和道德溃败，市长省长身家上亿之类的新闻早就不是新闻，坐奔驰的拿低保，当局长的拥有十余套廉租房，也是相当普遍的事情。党员的政治权力又高于非党公民。
1949年后大陆的公民事实上分为二等，相应的，宪法也分为两部。一等公民与中国共产党党员重叠。党员被宣传为先进分子，政治地位显着高于非党员。事实上，在掠取权力、地位、金钱、名誉、异性和高端享受方面，他们确实是世界最先进的。党员遵守的是《中国共产党党章》，实际上，只有中共党员才是真正的公民，享有结社权和高一级的尊严和荣誉，拥有相当于当年罗马公民类似的政治权力，党员会被掌权者当自己人看待，“捡在篮子里”，在基层会议上可拍板或可提意见，有时对领导还有一张投票权，有权依据党章向上面反映情况，可以获得上级官员更多的支持与庇护，可以抢先一步知道政治经济政策风向，中共党员犯轻罪，通常通过纪律处分解决，不必坐牢，即使犯重罪，一张党票也可抵若干年刑期。党员身份的特殊性，能让一个小小的村支书都可享有巨大特权，能让家家户户都有丈母娘，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贪污数千万，甚至能决定少数村民的生死荣辱。
非党员则是二等公民，他们有一部宪法，只是这部宪法仅限于宣示，60余年中一直体现在纸面上，实则没有宪法保护，其人权经常受到《刑法》等各种各样苛刻法律法规的侵犯和剥夺，实际政治地位相当于没有结社和投票等公民权的外邦人，也没有言论、集会、新闻、出版、游行示威权，最多只能列席而不配参加对政治和社会事务的决策性会议，终身必须服从中共中央及中共地方各级领导干部的各种各样的命令，终身盼望清官，但即使遇到的是贪官污吏，也只能默认或屈从。任何反抗、反对、不满，都可能遭到残酷的打击报复。非党公民实际上丧失了政治权力，因而所谓生存权和发展权基本上也是个笑话。一个普遍而典型的例子就是，党的领导干部说你是人民，你就是人民，哪天不高兴，说你是敌人，你就是被专政的对象。一旦沦为专政对象，就只有被消灭或被监视受欺辱的份，还有什么生存权和发展权可言？还有一个更普遍更典型的例子是，一旦政治身份是非党员，社会身份又是工人或农民，同时也没有党员干部的亲戚可以攀附，政治上就一辈子都不可能有任何发展，甚至几代人都只能是愚民、屁民、蚁民、刁民，在最底层挣扎求生，翻不了身。
对于非党员，即使获得了发展，成为企业主人，或者进入中产阶级，也不一定能保住奋斗的成果，就如同农民的责任田可能随时被党和政府收走，企业也随时可能被公检法或纪委罚没，而掠夺中产阶级的手段更多，股市、楼市黑幕可能让一个中产立马回到赤贫，高价学费、高价楼盘、高价车和高额房贷，等等，掌握着政治权力的权贵随时可以出台各种盘剥性政策，将没有政治权力的中产阶级的钱包掏空。
掌握了政治权力者，随时可将手中权力兑换成巨额现钞；丧失了政治权力者，即使发展了，也因无法使用政治权力自我防卫，随时可能被当作肥羊宰掉。就像中产的雷洋，发展有什么用？瞬间命就丢了。没有政治权力，生存权，财产权都没有保障。
解决中国大陆当前的种种乱象，其实并不太难，只要把本来就属于人民的政治权力归还给人民，尽管这一招不可能包治百病，但许多人祸，许多污染，许多道德沦丧，许多商业欺诈，许多矛盾冲突，还有愈演愈烈的贫富悬殊，确实都可望迎刃而解，因为这许多问题不再需要执政者从自身利害出发去制造，自会减少很多，部分不能自行消解的，民众也自会解决好。权利平等的民众会比党和政府更需要正义，更能维护自身正当权益，有问题也会合理解决。法官一旦清楚自己的权源直接来自于民众，不必再仰上级鼻息，从自身利害考虑出发，也自会居中裁决。民众有了政治权力，能自己保障生存和发展权，就不会允许任何人来施舍或剥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机会。
作为国家主席，习近平先生及其所领导的中央政府，还有实际上掌握着国家最高政治权力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不应作权贵集团的利益代言人，不应是顶层那1%的遥控器，而应该是国家利益的守护者，应该代表每一位国民的利益，均衡兼顾每一个群体的偏爱，有责任在大陆实现良法善治，有责任帮助民众过上有尊严、自由和富裕的生活，让国民生活在正义法律的坚实基础上，团结在自由平等的旗帜下，促进中国大陆早日实现民富国强。
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个人认为，目前不应该再容许谁来瞎扯什么“优先保障国民的生存和发展权”，而是立即优先落实国民的政治权力。首先切实保障国民的言论自由权，放弃一切形式的反动的言论管制和审查，让人民说话，终止一切直接或变相的文字狱，绝不允许任何一个国民因和平表达意见和利益诉求而坐牢。其次就是不忘“初心”，马上落实1945年前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作出的承诺，也是1954年第一次颁布宪法和选举法时的承诺，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直接选举，把官员的官票交还给人民，把官员的政治生命交还给人民。民众监督官员，强于纪委监督千百倍。民众掌握生存和发展权，强于党和政府的恩赐千百倍。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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