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缅怀鲁迅，其实是缅怀那个相对宽容的时代
【看中国2016年09月27日讯】这应该是我第三篇正式谈鲁迅先生的文字，第一篇被五毛们追着咬了很久，估摸是题目太过刺激了，当时的内容是“论鲁迅这座大神倒掉的划时代意义”。第二篇的内容是“再论鲁迅这块贞洁牌坊的倒掉”。这两篇所谈的内容大致一样的。之所以论鲁迅的倒掉，并不是他所批判的时代进步了，只是他所批判的时代“消失”了，所以他必须被倒掉，如同现在所有写批判文的人，要么闭嘴，要么被“滚”外国去……
这两天闲着无事，又重温了几部根据金庸先生小说改编的武侠剧，一方面打发时间，一方面回味下童年看这些片子时的心境，但在写这篇文字时，我突然又多了一丝悲鸣，金庸先生如果不是在1950年之后去了香港，那么我们的现代文学史，在现实主义文学被人为严重损害之时，又会少一位虚幻主义文学大家的诞生。
我注意到，金庸先生是在1952年到香港的第二年，开始在《大公报》旗下《新晚报》创作武侠小说，没几年便在香港创办了《明报》，随后他的创作高潮期来临，大半的武侠作品都是在他自己办的报纸上刊登、连载的，当然他虽然在香港可以保持武侠作品的更新，但也是被某十年余威波及，被戴上了“汉奸“的帽子，当时的他远不是我们现在津津乐道的中国传统哲学与武侠的大家。换句话说，我们在谈金庸时是在谈什么？不是武侠，而是他有一个可以自由创作的社会大环境，这也是他在某十年支持当时的香港郑虎力压暴君追随者们胡作非为的原因。
谈鲁迅又扯起了金庸？太过无厘头？其实逻辑是通顺的，如果鲁迅没有一个可以创作的大环境，不要说他成为一代批判大家，可能想投医从文的愿望都是一种奢侈，试问，后来的我们，谁有资格办私人报纸？后来的我们，谁又能刊登批判类文章？后来的我们，在某段时间谁又敢随随便便写文字？即便我们现在迎来了一个自媒体的时代，写一篇言之有物的批判文，生存的空间是多么的狭窄？不是中国现实文学不行了，也不是民国的文学就太好了，只是我们比起以前的相对宽容，思路被窄了，视野被捂了，嘴巴被闭了，仅此而已。
说起对中国人劣性根的批判，这其实对于鲁迅的文字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内容，鲁迅最大的力道还是在对“现任权贵”的批判之上，请注意“现任权贵”一词不针对于当时的权力者，而是通用于任何一个当家的权贵。如果不是很理解这个解释，我可以谈一谈我写文的最初启蒙，鲁迅的文字是我从小学时代就开始接触的，说他的文字似刀如剑这个是确凿的，所以我从2012年开始写时评的时候，将近两年的文风都是以骂为主，但实际上并不解决任何社会矛盾，反而还会激起读者的戾气，这并不利于我们改造我们的时代。
而胡适的文字并不是小学课本里选录的一篇《我的母亲》那么软绵绵，在我后来认识胡适的文字时，那种理性的批判比谩骂式的批判更为让“现任权贵”们着慌，他们怕的不是骂，怕的是你开始清醒，开始理性，开始认识民主与自由，开始寻找权利与义务。胡适风是在90年代之后彻底刮起来的，鲁迅风也是从90年代之后开始慢慢减弱的，这说明，他们需要的还是理性的声音，而不再是谩骂或推墙的声音，当然必须要闹明白的是，只有尊重公民和回馈公民权利才能阻挡悠悠之口，而不是靠推翻鲁迅这块贞节牌坊，建立胡适的循序渐进可以解决的。
我们现在回想起来，鲁迅的文字果真锋利无比？还是取决于那个可以让他锋利的社会大环境，有人说：“不要为蒋光头洗白，当时是有租界，不然鲁迅早就玩完了。”我并没有打算为蒋介石洗白，我只是想强调一点，鲁迅是1927年搬入上海租界的，并且是住在日本人密集的虹口区，这也是他人生的最后九年，我们再来看看鲁迅的大部分作品并非是在租界完成的，在上海这九年所写的文集也只有《且介亭文集》一部，且介这两个字，所取的就是从租界两个字各取一半而来。也就是说，租界时期并不是鲁迅创作的高潮期，租界也并非其文字创作的保护利器。
弄清楚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我们去看一个批判者身上最值得深思的地方，绝不仅仅是他的文字有多么的犀利，而是他的文字是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下创作出来的，这是个急需要我们每一位中国人看清楚的问题。实际上，蒋介石也是在1930年的12月，才接到有人告密称：“现在教育部里的特约编辑周豫才，就是鲁迅，也就是最激烈地反对你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和头子，也就是浙江省国民党党部呈请中央通缉在案的那个人。”
蒋的态度是什么？蒋说：“这事很好。你知道教育部中，还有与他交好的老同事老朋友没有？应该派这样的人，去找他，告诉他，我知道了这事，很高兴。我素来很敬仰他，还想和他会会面。”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后，蒋介石派上海市长吴铁城去灵堂祭奠，并以蒋介石的名义敬献了花圈，表达了对这位浙江老乡的敬意。
这也牵出了一个很多人关心的问题，为什么鲁迅从来没有指名道姓的骂过蒋？1930年5月7日晚，鲁迅与某宣传部长的李立三会面，李立三要求鲁迅：“你在社会上是知名人物，有很大影响。我希望你用周树人的真名写一篇文章，痛骂一下蒋介石。”鲁迅当即回绝：“文章是很容易写的。不过，我用真名一发表文章，在上海就无法住下去，只能到外国去当寓公。”在这段对白中，似乎让人们觉得鲁迅其实也是一个软骨头，但却也说清楚了权力者的真相，容忍与自由的关键点就在这里彰显了出来，至少鲁迅还有骂和选择性骂的自由，到了后来的民国文人身上，就只有歌颂和被闭嘴，甚至被批斗的自由。
我们的“现任权贵”后几十年来开始提倡“小骂大帮忙”，其实前几十年对胡适批判的原罪之一就是，认为胡适对当时的“现任权贵”就是“小骂大帮忙”，而当年对鲁迅神话的原因之一也是，认为鲁迅对当时的“现任权贵”是一骂到底，而今又将二者颠倒了回来，让人看来也是忍俊不禁。
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鲁迅不直接骂蒋，而可以骂当时的郑虎，其根源就在于蒋的容忍度是可以允许鲁迅的出现，并且当时的私人媒体比比皆是，而鲁迅也深知他的文字也是需要根据当时的社会舆论度来点到为止，但凡当时的社会不允许这样的声音，鲁迅也不可能出版那么多的批判书籍，这是我们无法规避和必须认识的要害所在，与当时的社会相较而言，我们现在实际上是退步了，而不是鲁迅有多么的伟大，或者后来者难以与鲁迅比肩。
再直接点说，鲁迅文字的伟岸，是源自于当时社会的舆论宽容度，鲁迅除文字以外的附加“绝对伟岸值”（国魂），源自于当时反对派逆袭之后的“黄袍加身”。像人们说的那样：“如果他活到现在，要么在牢里写他的文，要么闭嘴。”这句话并非虚言，确实也在留下来的民国文人中进行了长达十年的实践。
昨天又一阵怀念鲁迅风，我真的想问一问怀念的人们，你们真的知道该怀念鲁迅什么吗？我唯一看到的答案是：“至少，他在那个时代还可以容忍批判和媒体与出版自由。”我反对将鲁迅的文字请出语文课本，但也希望鲁迅式的文字可以真正意义上的消失，我们需要一个批判的社会环境，因为社会不可能在歌功颂德中进步，而事实也证明了，换一个郑虎也许会有更坏的结果，这是我们几十年实践而来的，我们能做的也只是像鲁迅看不起的胡博士那样，主张加以改造，基于期望与合作的姿态，而胡适的硬是硬在他可以就这个信仰，一再指名道姓批评蒋。
胡适虽然敢于公然批评当时的一把手，但这并不是什么战斗精神或者匕首精神，而是大环境所赋予的怀疑精神与容忍精神，胡适很理性的将这些揉入文字，期待当时的郑虎可以更加的宽容与允许人们的怀疑精神存在，同时尽己所能的为它不断进步做些什么，这就是胡适的改造思维，与鲁迅的破罐子破摔思维迥然不同，这也是我们现在唯一可以选择的路。
然而结局却是，胡适敢于骂蒋，最终却被二缺们骂做是走狗，而鲁迅并没有骂蒋，却被称为文坛最硬，这本身就很奇怪。怕原因还是在于，胡适对现实看得更清楚选择去了台湾，而鲁迅死的太早又被某神黄袍加身。
我们到底在怀念鲁迅什么？这个问题还是弄清楚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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