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8月，西南联大多位教授在昆明合影，左起周培源、梁思成、陈岱孙、林徽因、金岳霖、吴有训（右下为梁、林子女梁再冰、梁从诫）。
编者按：本网站收集了上千篇《往事微痕》的文章，内容都是当事人在反右、文革等历次运动中亲历、亲见的事件。现将《往事微痕》文章整理后陆续发表；应读者要求部份文章会重新刊出，以飨读者。
1949年，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蒋介石划江而治的幻想彻底破灭，中国开始建立新的政治格局。
这一年，毛泽东给中国知识分子的未来命运画了一条深刻的分界线。
这一年，有些知识分子留在了大陆，有些知识分子去了台湾；之后，又有很多知识分子响应党的号召，自世界各地回国建设“新中国”，只有少数知识分子坚守国外自由民主的阵地。
回望历史，有时如梦一般，真实与假设难辨真伪，清晰与模糊交替出现。
1951年7月，正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读博士学位的巫宁坤接到国内急电，请他回国到燕京大任教，他随即中断学业回国。当时正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助理研究员和讲师的李政道前往送行。巫宁坤突然问李政道：你为何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李笑着说：我不愿意让人洗脑子。此后的1957年，巫宁坤被打成右派，受尽迫害。同一年，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奖。
28年后，二人再度相会。此时，李政道是中国政要迎接的贵宾，巫宁坤是刚从牛棚放出来内部控制的“牛鬼蛇神”。当时，巫宁坤正回京办理“右派改正”手续，偶然从报纸上看到“爱国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博士”从美国回来讲学的消息，便跑到北京饭店国宾馆看望老同学。相见匆匆数言，临别时，巫宁坤忽发奇想，如果当年是他送李政道回国任教，结果会怎样呢？
历史不能假设，历史只能总结。
为了对民国及“新中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有一个更直观的印象，我把这段时间分为几个时期，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关键词进行总结。
1、北洋时期：尊重，觉醒，骨气，生活优裕；
2、抗战前期：尊重，优抚，学术成就；
3、抗战时期：尊重，困苦，艰苦卓绝，大师辈出；
4、台湾时期：尊重，困苦，困顿中发展；
5、“新中国”时期（49年--76年）：打击，灭绝人性，思想禁锢，无人格，无骨气
从上面各时期的关键词可以看出，民国时期是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也许，在这个时代的大背景下，我们选择一些具体的人和事，更能把历史的真实面目看得更加清楚。
吴晗与胡适：谁的路才正确
吴晗是著名的明史专家。1948年11月底，时为清华教授，秘密潜入解放区等待出任共产党高官的吴晗，派人找到胡适，让胡适留在大陆，不要跟着国民党乱跑找死。当时中共许诺，让胡适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兼任北京图书馆馆长。胡适斩钉截铁地让来人告诉吴晗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这是他广为流传的面包自由论。
胡适南行之后，曾多次对人说，吴晗可惜，走错了路。他这样说，是因为吴晗曾经是他的得意弟子，他不愿看着吴晗从此走上不归路。
吴晗随后以接收大员的身份，掌控了北大、清华。意气风发时，越发认为胡适是典型的狗坐轿子，不识抬举，是真正的“走错了路”。
师生都认为对方走错了路，结果如何，历史作了回答。只可惜答案对于吴晗太过惨酷了。
对这一对师生，历史是这样记录的：
1948年底，胡适离京南行后，受蒋公委托，以私人身份赴美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这一做，就是10年。蒋政权逃离大陆后，胡适在美自谋生路。这么大一个知识分子，与其他人一样，填表求职，买米买面，其间苦痛，不足为外人道也。
1957年，蒋介石亲请胡适回台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离美赴台。1962年，当吴晗在北京副市长任上时，胡适在台北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一时，台湾大恸，蒋公为之亲挽：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
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出殡之日，台湾各界30万人为胡适自动执绋，备极哀荣。成千成万人为他哀悼痛哭，泣不成声。从南京东路经过敦化路，松山到南港的路上人山人海，不论男女老幼，都站在路边向胡先生灵榇致敬。
胡适只会打麻将的小脚太太江冬秀看着如此壮观浩瀚，涌动不息的人潮，对长子胡祖望说：祖望啊，做人做到你爸爸这份上，不容易啊。
台湾人所以会对胡适先生有这样的情怀，是因为49年前后，当时所有重要的知识分子要么就留在大陆，要么就流亡海外。傅斯年主持台湾大学时，连教师都招不够，还是用从大陆史语所跟过来的研究员们当教授才解决了当时的困难。所以，以胡适当时的地位，在台湾非常困难的时候，愿意回台湾担任这个职务，主持中央研究院，台湾的老百姓从心里觉得胡先生是认同我们的，来支持我们的，对他非常感激。那种感激之情确实是发自内心的。
吴晗有一个革命的老婆叫袁震，袁是中共早期党员，是一个思想极激进，身体极虚弱的女人。吴和袁是姐弟恋，吴对袁的爱情，确实纯之又纯，因为袁震身体的缘故，据说连夫妻生活都是没有的。这样的爱情感动了当时的许多人。
在西南联大教书时，正处于八年抗战最艰苦的时段。作为教授，吴晗与他体弱多病的妻子和其他教授一样，过着贫病不堪的生活。自此时起，吴的人生道路，开始由袁震引领，为共产党开始工作并出了大力。后来的结果是，文革期间，吴晗因《海瑞罢官》开始受到批斗。继而又挖掘出建国前他写给老师胡适的信，这就变得更加严重了。妻子袁震也跟着被揪斗。69年春，袁震因病被允许自劳改队回家看病。当晚，住在同院的万里送来一碗红豆粥以示慰问。想不到，这碗粥竟成为袁震最后的晚餐。身体早已跨掉的袁震，当晚被只有10岁的养子和养女用平板车拉到医院，医院因其身份拒绝抢救。凌晨，躺在医院大厅冰冷水泥地上的袁震撒手归天。死时，两眼半睁，死不瞑目。
“新中国”成立后，吴晗焕然一新。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就是他那段时间的写照。
1956年，吴晗找郭沫若、茅盾、邓拓等人，联名上书周恩来，要求挖掘十三陵中规模最大的永乐皇帝陵——长陵。很多专家坚决反对发掘行动，但是那时吴晗风头正健，时常出入毛泽东的书房，最后决定拿出个定陵让吴晗“试掘”，长陵才算保存下来。
发掘定陵是吴晗一生最大的败笔。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这真是一句辛辣的谶语，吴晗一生没有亲生子女，他后来种种不详的遭遇，也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议论的话题。
1966年文革开始后，吴晗也没能逃脱文革的狂飚，其与胡适的书信，成为其投靠胡适的死证。他数次被迫跪在地上接受批斗，受尽羞辱：在关押期间，他的头发被拔光，胸部被打得积血，69年10月，吴晗被斗死。死前未能见养子养女一眼，只留下一条满是血迹的裤子。
胡、吴师生的道路选择不是个例。那时，选择离开的必经过深思熟虑。留下如能相安无事，谁愿选择颠沛流离，最终归骨于田横之岛。例如胡适、傅斯年、梅贻琦、钱穆、梁实秋等人。选择留下的，当时其实已经左倾，他们或者对国民政府彻底失望，或者对新政权抱极大的热情与期待。例如吴晗、冯友兰、陶孟和及后来大批留学归国的知识分子。只是没过几年，梦想就被击得粉碎。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何以走到这一步？执政党的原因我们不去谈它，从知识分子自身的思想和行为来进行讨论，有没有值得反思的地方？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依然只能靠别人恩赐而无法自己掌握。
曾家的命运：是宿命还是因果
曾家是指曾国藩及其兄弟和他们的后裔。曾国藩是晚清四大名臣之首，其《曾文正公家书》不知影响了多少国人。毛泽东青年时期，潜心研究曾氏文集，得出了“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结论。这个家族，一辈子最讲究持家报国，思想多延及子孙后代。
49年后，曾氏家族两个熠熠闪光的人物曾昭抡与曾昭燏兄妹俩留在了大陆。
曾昭燏是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1947年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代理主任。昭燏留在大陆，本来是认为如日中天的考古事业还是在大陆，是想为“新中国”建设贡献一份力量的。哪曾想到，因其显赫的家世，昭燏生活和事业屡屡受到牵连。
1951年，大举清理阶级队伍时，按上级组织部门要求，昭燏仿李秀成兵败被俘所写的《李秀成供词》，写数万字供状式《自传》。不过，我实在想不通，她究竟为何如此做法。这是被逼而降还是心悦诚服？一个知识分子，大家之后，如此行事，我很难理解。
1957年反右，曾昭燏又屡屡被要求对自己的思想与经历进行深挖汇报。这时已不断有人对她的家庭出身，对她的曾祖爷爷辈平定太平天国，对她与傅斯年的关系开始夹枪夹棒的抨击。62年，四清和五反运动开始，“反革命历史家庭”这个定性让曾昭燏始终感觉利剑在喉，战战兢兢。至64年12月，国内政治气候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屡遭点名批判的曾昭燏经不住这巨大的压力，于南京灵谷塔跳塔身亡。
我相信，曾昭燏死前已心如草灰。心境颇似曾国藩晚年“心力交萃，但求速死”。其跳楼前逗留沉思，想必各种想法交替出现，生死矛盾斗争不休。但其信仰已死，生无可恋。往细处推测，先是其共产主义信仰彻底破灭，其理想中的“新中国”早已如美丽的肥皂泡般在心中破灭，其在“新中国”的前途命运也已是黑暗一片。继而其少年时期所受的基督教对其的影响也完全失去，在这个社会，她看得到自己的忏悔，却看不到社会的爱，宽恕和信义。对基督信仰的失去，使其自杀的想法没有了牵绊。最终，我觉得对其死影响至深的还有佛、俗二道。在佛，她希望此一死，能够轮回。如有此轮回，她决不会再选择留在大陆。选择在灵谷塔自杀即为其想法的隐证。在俗，即因其家教，如果这也算一种信仰的话。她认为，再活下去，决不可能为家族增加任何光彩，而徒增家族之侮辱。故其决然一跳，决然赴死。
这是1949年后，曾家留在大陆的后人第一位自杀者。
曾昭抡，曾昭燏的二哥，著名化学家，是中国最早参与原子弹研究的少数几个人之一。49年后曾任教育部副部长。
曾昭抡的夫人俞大絪，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其哥哥俞大维，曾任台湾国防部部长。俞部长，亦是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俞正声的堂叔。
1966年8月，俞大絪被红卫兵剥除上衣，用皮带死命抽打，俞教授悲愤难抑，是夜仰药自尽，时年60岁。
50年代，她曾经受命向台湾喊话，对她哥哥做“统战工作”。当时还在北大燕东园的草坪上照了她家人的照片，要送到台湾去。没有想到，此后她自己却在此处受到野蛮攻击凌辱又服毒自杀在这里。
这是俞家第一位自杀者。
曾昭抡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然后被分配到武汉大学进行改造。66年8月，当他的妻子因被斗而自杀时，他不住在北京。曾昭抡请假回家料理妻子后事，但未被批准。曾昭抡以头拱地，面北而泣，直至泪尽泣血，昏死过去。67年12月，曾昭抡在精神苦痛，病魔摧残和残酷批斗下死去，时年68岁。
曾昭抡死后无人收敛，任其在床上慢慢变质。幸有一侄子来探望叔父，才将其拉到火葬场火化，而后将其骨灰撒入长江，随水漂去。
1969年，曾昭燏的二妹，林巧稚的高徒，曾任北京第三医院院长兼北京市卫生学校校长的曾昭懿，因家庭出身被红卫兵批斗，后被关押在宿舍反思。因门被从外面锁死，造反派又忙于批斗别的牛鬼蛇神，曾昭懿被活活饿死于宿舍中。
至此，曾、俞两家，一斗死，一饿死，两自杀，曾家当时最闪亮的两颗星星接连坠落，惨极，痛极！
我不明白的是，1948年曾昭抡与俞大絪自美国回国途中，转至香港时，曾给其在美国的弟子王瑞駪发函，让其留美勿回。为何他们自己就拒绝了俞大维在台湾给他留的职位，而听从共产党的引导坚决回到大陆呢？这是命运吗？是曾家的命运吗？是曾家平太平天国之乱时杀人太多的报应吗？
陈寅恪：谁的骨头最硬
陈寅恪，自早年起留学日本、欧洲、美国等国家长达13年，精通多种语言。陈先生读书只为知识，不为学位。虽学富五车，却无一张文凭。上世纪20年代中期，清华大学开办国学研究所时，梁启超向校长曹云祥举荐他。曹校长觉得陈寅恪无“名望”、无“博士”、无“著作”，是“三无学者”，梁启超说我梁某人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几百字有价值。清华不请，国外的大学就一定要请了。曹校长一听，赶快聘请。35岁时，陈寅恪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一起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
1948年底，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之时，陈寅恪虽然与胡适一起离京南飞，却因了种种际遇留在大陆而未去台湾。
有一种说法，陈初时并未受到中共的关注。1949年底，毛泽东第一次访苏为斯大林祝寿时，斯大林突然问起陈寅恪，以示关心，因斯的著作《论中国革命问题》引用了陈的文字。毛当时并不知道这位著名教授的下落，回国查访，才知道他留在了广东岭南大学。
陈寅恪因其学问广博，在史学界的地位如泰山北斗。50年代初，中共一再邀请陈寅恪赴京担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但屡被陈拒绝而不得其职。但陈真正让当世及后世学者高山仰止的乃是其坚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高贵品格。陈曾向北京方面提出两条要求：不宗奉马列主义，不参加学习政治；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这气势够强的，这骨头够硬的。
毛泽东40年代曾评价鲁迅，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媚骨。然而奇特的是，1957年反右期间，毛在上海小住，罗稷南先生曾向毛提出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沉思后回答：以我估计，（鲁迅）要么关在牢里还要继续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
鲁迅已死，寅恪尚存。我认为陈先生的骨头才真正是最硬的。
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动辄因言获罪的年代，不论当权者用何种诱惑，恐吓，威逼等任何形式，只要有违于先生“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原则，先生一概坚拒不受。这样的风骨，这样的气魄，自49年后，几无所有了。与此相对照的则是：郭沫若，冯友兰，罗尔纲，范文澜，费孝通，翦伯赞，顾颉刚，沈从文，唐兰，陈垣等等。
文革爆发后，双目已盲，浑身是病的陈寅恪工资停发，存款冻结。以中山大学“特号反动权威”被批斗。1967年夏，因妻子唐筼屡被“革命者”乱拳打倒，被折磨得心脏病发作，生命垂危。陈寅恪担心妻子先他而去，怜夫人之悲苦，叹命运之不公，心怀无尽的怨愤与痛楚，预先写下一副挽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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