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海外为“文革”招魂，结果注定失败
【看中国2016年09月07日讯】近期，引起澳洲华人愤怒的、纪念前中共党魁毛泽东的红歌会，在一片反对声中，周四证实在悉尼、墨尔本两地演出已被取消。
澳洲价值守护联盟的通告称，9月1日早上得到悉尼市府回复，决定取消纪念前中共党魁毛泽东红歌会的场地租约。同日下午，大纪元记者致电墨尔本市府，市府人员证实该地原本在9月9日的活动也被主办方取消了。
澳洲价值守护联盟认为，这仅仅是开始，应该抵制毛思想对澳洲的入侵和对澳洲自由民主人权生活方式的损害。该联盟发言人JohnHugh表示，现在的中国人也没有几个相信共产主义，“我相信即使在中国，举办颂毛的音乐会也相当难了。”
华人组织澳洲价值守护联盟在Change.org发起联署抵制征签，两周多的时间里收到超过2,800人的支持签名，并且向悉尼市长、市议员递交了公开联署信要求取消红歌会。
SBS中文频道的民调显示75%（239票）的民众反对举办该音乐会。另一微信平台“侨居澳洲”在三天收到的2万2,000人民调结果显示，有63%（1万4,085票）的民众投了反对票。
毛泽东所指引的中国道路在大饥荒年代已经制造了人间地狱。为这条道路扫清障碍的文革，必然再次制造人间地狱。用传统观念看来，文革中道德堕落到极点。
中国的80后、90后可能不太了解“文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这段惨痛的历史。
1966年由毛泽东发起、延续十年、以清除中共党内异己为目的的政治运动，被中共称为“文革十年浩劫”。
文革批判一切、否定一切，鼓动反潮流，破坏旧秩序。整个文革过程，从中央到基层都充满了权力斗争。而且权力斗争的尖锐性、残酷性、野蛮性表现得淋离尽致。
文革中，中共的意识形态迷惑了全体民众，毒化了整个社会心理，否定了传统道德。意识形态鼓动起狂热的群众运动、全民的疯狂。文革对政治贱民和不同观点的人空前凶残。
文革这场运动下扫政治贱民，上打官僚集团。每一个阶层、单位、地区、家庭都卷入其中。夫妻因观点不同而吵架，父子因看法不一而翻脸，至亲好友为路线不同而分道扬镳。不按照这个意识形态指引的方向狂奔的任何人，都会被浩浩荡荡的狂奔群体踏成肉泥。
在中共这个意识形态下，文革中，背后告密和当面揭发是光荣的；儿子出卖父亲、妻子出卖丈夫是“大义灭亲”；学生打死老师是因为“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这种意识形态把人性中凶恶的一面全都煽动起来，还穿上了崇高正义的外衣。文革对政治贱民的屠杀当然不会有负罪感。
经济上，文化大革命造成中国国民经济的巨大损失
1977年12月，据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估计，文革十年在经济上仅国民收入就损失人民币5,000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建政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超过了建政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文革期间，有5年经济增长不超过4%，其中3年负增长：1967年增长-5.7%，1968年增长-4.1%，1976年增长-1.6%(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国经济发展五十年大事记》)。1978年2月，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由于文革的破坏，仅1974年到1976年，全国就损失工业总产值1,000亿元，钢产量2,800万吨，财政收入400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文化上，这场由文化领域肇始的大革命，对教科文的摧残尤其严重
无数的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遭受浩劫，一大批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受到残酷迫害。到1968年底，中科院仅在北京的171位高级研究人员中，就有131位先后被列为打倒和审查对象。全院被迫害致死的达229名。上海科技界的一个特务案，株连了14个研究单位，1,000多人。受逼供、拷打等残酷迫害的科技人员和干部达607人，活活打死2人，6人被迫自杀(《科技日报》2008年3月17日)。从1966年到1976年，十年没有组织过正式高考，交白卷也可以上大学。1982年人口普查统计表明，当年全国文盲半文盲多达2亿3千多万人。文化大革命还造成全民族空前的思想混乱，社会风气受到严重破坏。
文革结束时，中国城市居民的生活
城市市民基本上靠工资生活。然而，从1957年到1976年，全国职工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涨过工资。1957年全国职工平均货币工资624元，1976年下降到575元，不进反退，还少了49元(曾培炎主编：《新中国经济50年》，第897-898页)。很多生活消费品供给不足，需凭票购买。粮票，更是流行了40年，被称作第二货币。三转一响一卡嚓(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照相机)，五大件置备整齐不到600元，但对很多家庭来说，虽个个心向往之却只能敬而远之。服装从颜色到样式，单调划一，蓝、黑、绿、灰，是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主色调。住房相当困难。改革开放初期，上海180万住户中，按国家标准，有89.98万户为住房困难户，占了总户数的一半左右，其中三代同室的119,499户；父母与12周岁以上子女同室的316,079户；12周岁以上兄妹同室的85,603户；两户同居一室的44,332户；人均居住2平米以下的268,650户。住房大多没有客厅进门就是卧室厨房，卫生间很多是几家合用。
文革结束时，中国农民的生活
1977年6月，中共中央任命万里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到任以后，万里先后来到芜湖、徽州、肥东、定远、凤阳等地调研，所见所闻，使他大为震惊。他后来回忆说：“原来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么低啊，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的样子。淮北、皖东有些穷村，门、窗都是泥土坯的，连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俱，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田纪云：《万里：改革开放的大功臣》《炎黄春秋》2006年第5期)。20多户人家68口人的生产队，4户没有门，3户没水缸，5户没有桌子。队长史成德是个复员军人，一家10口人只有一床被子、7个饭碗，筷子全是树条或秸秆做的。安徽农村的情况并非个别现象。据原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统计的数字：1978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均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仅有74.67元，其中两亿农民的年均收入低于50元。有1.12亿人每天能挣到一角一分钱，1.9亿人每天能挣一角三分钱，有2.7亿人每天能挣一角四分钱。相当多的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
文革期间死亡人数
叶剑英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披露文革遭受迫害及死亡人数：
（1）规模性武斗事件4,300多件，死亡123,700多人；
（2）250万干部被批斗，302,700多名干部被非法关押，115,500多名干部非正常死亡；
（3）城市有4,810,000各界人士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非正常死亡683,000多人；
（4）农村有520多万地主、富农（包括部分上中农）家属被迫害，有120万地主、富农及家属非正常死亡；
（5）有1亿1,300多万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击，557,000多人失踪。
文革死亡人数有不同的版本，文革中受害的准确人数恐怕永远无法搞清，但可以确切地说，文革对中国来说，是一场大劫难。
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五十年了，但是留在大陆亿万同胞心灵中的创伤是难以医治的。历史向人们提出一个问题：文化大革命的教训究竟是什么？为什么数亿的人民能受少数野心家、阴谋家的欺骗和耍弄，竟然不惜自相残杀?
历史的结论只有一个：必须彻底否定产生文革的温床——极权专制制度。美国有人讲：“有怎样的人民就有怎样的政府。”此话固然不错。但反过来说：“有怎样的社会制度也就造就了怎样的人民。”共产极权制度剥夺了人民最起码的言论自由，人民天天处于被批斗、下放、劳改甚至死亡的威胁之中，而暴君和官僚们却在毫无监督的情况下肆意妄为。常常因为统治者的喜怒哀乐和争权夺势，而叫千百万人头落地，共产极权制度对人民施以愚民政策，从小就训练他们要成为驯服工具和螺丝钉，使他们沦为专制制度的顺民百姓，甘心忍受奴隶生活而不加反抗，共产极权制度摧残了中国乃至人类的道德和文化，扼杀了人的天性和良知，使他们互相尔虞我诈，弱肉强食，勾心斗角，彼此残杀。尽管文革这历史的悲剧已经过去了，但共产极权制度一天不改变，中国大陆一天不实现民主、法制、自由和人权，又有谁能保证在新的独裁者手中不会造成新的悲剧和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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