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怎么样成为我们的“敌人”的

美国只有200来年的历史，与我们有5000多年的历史的国家相比，只是一个小弟弟。美国引起国人的注意，可能是“庚子赔款”，他是八国联军中唯一的一个国家，拿到这个钱没有动，而后竟以各种方式退给我们了，他用这个钱帮我们办教育，用这个钱资助留学生，这就是著名的“庚款留学生”。也许从那个时候起，国人开始认为美国是我们的朋友。

二战时期国人更是加深了“美国是我们的朋友”的印象。

美国为援助中国的抗战物质，与中国共建“驼峰航线”，500多架C-46、C-54、C-47运输机夜以继日的飞来飞去，每天运量200吨，从不中断。给中国运来战争物资，到后来的每月达到80000吨。这些物资强药品有力的支援的中国。从1942年5月到1945年9月美国空中运输机共飞跃驼峰8万次，飞行150万小时，运送部队3万2千人，运送物资140万吨。而美国在驼峰航线上共损失运输机563架，损失率为30%。每三架飞机就有一架在飞行途中坠毁。坠毁飞机最集中的地方飞机残骸连绵一百多公里。据美国《时代》周刊1946年记载：到战争结束，在喜马拉雅山麓长520英里、宽50英里的航线上，飞机的残骸七零八落地散落遍布在陡峭的山崖下，而被人们称为“铅谷”。在晴朗的日子里，飞行员可以把这些闪闪发光的铅片作为航行的目标。战后美国官方公布了这样一个数字：在3年零1个月的援华空运中，美国空军牺牲和失踪飞行员及机组人员共计1579人。

抗战期间，汽油、煤油、柴油、橡胶、汽车配件的百分之百，钢的百分之九十五，药品、棉纱、白糖、纸张的百分之九十，武器弹药的百分之八十，主要靠美方供给。平均每运进一加仑汽油要消耗两加仑汽油。飞虎队每向敌人投一颗炸弹就要有十五分的物资做保障，没有美国的援助，我们的抗战不知要困难多少！

美国在中国最困难危险的时候帮助了我们，美国在中国的土地上奉献出了几千名优秀儿女的宝贵的生命。中国几千年还有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这样帮助过我们？几十亿美圆的援助，无数的物资、成千上万人的生命。这些都是在中华民族处在最危险的时候美国给我们的。感恩的国人深知美国是我们真正的朋友。连毛泽东那时也写文章称赞说：“美国人民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我党的奋斗目标，就是推翻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派，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制度，使全国人民能享受民主带来的幸福。我相信，当中国人民为民主而奋斗时，美国人民会支持我们。”

哪里知道，当中共推翻了国民党政府，还没有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制度的时候，美国就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敌人，中共也不可能去建立已成为敌人的“美国式的民主制度”了！

这个变化虽然那些经历过抗战常怀感恩之心的老人们来说有点突然，有点难以接受，但对于与共和国一起成长的一代代新人来说，“美国是我们的敌人”而且是“最凶恶的敌人”已经是我们的基本常识，在我们的印象里，美国从来就是敌人，即使后来建立了关系，口里不讲敌人了，但潜意识里还是敌人，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美国不是我们的朋友！

查一下历史，对美国态度的变化，与新政权的建立有关。抗战期间，作为中国的盟友，美国一度得到中共的极力称赞。1944年，美国派出军事观察组到延安，中共与美国方面出现了一个密切合作的时期。但是随着中共认为美国卷入中国内战，在调停中偏袒国民党政府，中共逐渐改变了抗战期间对美国的正面看法。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在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首次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

从此，在中共的话语中，美国从“友邦”变为“中国人民的死敌”。中共政权成立后，采用“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冷战的性质和国际环境的恶化，促使其新政权更加猛烈地批判美国。从这个时候起开始了反美教育，当时的重点，是清除知识分子的亲美、崇美情绪。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的突然爆发，改变了事情发展的进程。面对强大的外敌，统一广大民众的思想，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成为中共政权的当务之急。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媒体对美国展开猛烈抨击，向民众宣传称美国是“阴险的”“有预谋的”的“强盗”和“战争贩子”，它正在有计划地实施侵略朝鲜、侵占台湾，进而侵略整个亚洲的意图。

但在官方舆论众口同声的背后，实则是民众思想的“波动和混乱”。据当时的调查资料显示，民众中普遍存在畏战求安、漠然无谓、“恐美”、“崇美”、“亲美”心态。到美军在仁川登陆占领汉城，进入“三八线”以北，直逼鸭绿江时，这种心态发展到顶峰。

当时许多人表示对美国“恨不起来”，尽管“理论上知道可恨，感情上不觉得有什么可恨”。因为“美国过去也是日本的死对头”，帮助中国抗战，还“在中国办学校开医院和慈善事业”，提供了很多救济物资，“日本来的时候，他办了难民区，明明是救了我们，怎么说他是仇人？” 而且“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工业国，美国很富，怎么会到别的国家抢东西？”

为了鼓舞全民士气，有效进行战争动员，中共政权发动了一场全民范围的“抗美援朝”运动。1950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亲自审阅修改的《关于时事宣传的指示》，指出时事宣传的两个基本内容：一是美国扩大侵朝战争，直接侵略台湾，严重威胁中国安全，中国不能置之不理；二是坚决清除亲美的反动思想和恐美的错误心理，以“普遍养成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鄙视、蔑视的态度”，“使亲美恐美情绪与抗日运动中的亲日恐日情绪同样不能容身”。

“抗美援朝”时期，中共政权通过所有可能的宣传方式，以图在短时间内改变民众的美国观。按照中共中央在1950年11月所作的指示，宣传工作围绕三个主题：“仇视美国，因为它是中国人民的死敌；鄙视美国，因为它是腐朽的帝国主义国家，是全世界反动堕落的大本营；蔑视美国，因为它是纸老虎，是完全可以打败的”。

报纸和书刊是进行反美宣传的重要工具。从1951年到1954年，《人民日报》关于“抗美援朝”的宣传文字平均每月就达两万字左右。这时发行的相关书刊，估计在1亿册以上。报纸书刊还充分使用漫画和图片，以更生动的方式进行反美宣传。在当时颇为流行的漫画《黑店》中，一名漂亮的美国小姐坐在前台，兜售“美国民主”“美国慈善”“美国福音”“救济面粉”等等。而在后院，则是凶恶的刽子手正在把许多人扒皮放血。著名漫画家华君武在《年关结账》中讽刺了美国因失道寡助，必然失败的结局。

中共政权还利用广播、戏剧、曲艺、说书、鼓词、幻灯、壁报、文艺演出、图片展览等形式宣传“抗美援朝”。北京市把天桥曲艺人组织起来，进行时事政治学习，通过他们进行宣传。那些摔跤的、耍魔术的，在圆场之后就讲开了时事；那些说大鼓、唱坠子的就在茶馆、戏院清唱现编的反美新词。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认为，个人在作为大众之一员而存在时，“他有意识的个性将被群体的无意识人格所淹没”，其思想和情感很容易随着群体间的相互传染而转向一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正是通过这种机制来改变民众对美国的认识。诉苦运动亦是如此。

1950年11月的一天，北京市石景山发电厂举行控诉美帝大会。主席台旁悬挂着两幅大画，一幅是日寇、美帝拿着刀的凶像，一幅是被枪杀、鞭打、火烧、强奸的中国人；墙上是“血债血还”四个大字。装管工人刘星辰控诉的时候，哭得几乎说不出话来。他说：“我们村里有三百多户、一千多口人。在抗战中，我们的村子被日本鬼子全烧了。粮食刚放在场上，眼巴巴地看着被烧光了。老人和小孩受不了冻饿，活生生地死掉。“解放”后，人民政府帮助我们把房子盖了起来。现在美帝又想来，为了我们自己的家，我们得好好团结起来，努力生产，支援咱志愿军部队与朝鲜人民军”。

这是一个典型的控诉会场景。通过布置场景，使会场充满仇恨、血腥氛围。控诉者先控诉日本的罪行，激发大家的仇恨心理，再把对日本的仇恨引向对美国的仇恨。

因为当时的很多民众根本没有见过美国人。把仇日引向仇美的最主要方法是把美国类比为日本，“美帝就是当年的日本鬼子”。这些都由宣传队先进行引导。有些宣传队知道群众所熟悉日寇的“三光政策”，就说美帝在朝鲜实行“新三光政策”，使农民认识到“天下帝国主义都吃人”。有些则宣称美帝 “正在走着日本的老路”，即先侵略朝鲜再侵略中国。宣传人员还称美帝正在重新武装日本，让它再次侵略中国。

在控诉“蒋匪和地主阶级”时，也沿用了同样的逻辑。即先控诉他们的罪恶，接着指出“美国鬼子又是蒋介石的爸爸”，以此引发对美国的仇恨。当时流行的说法是“条条痛苦通蒋匪、条条痛苦通美帝”，“条条幸福通北京、条条幸福通莫斯科”。

除了这种回忆对比式的间接控诉，还存在对美帝暴行的直接控诉。控诉会在1951年上半年达到高潮。据无锡市统计，仅五一期间，大小控诉会议举行了近千次，参加控诉会的群众有13万人。当时的辽西省控诉日本帝国主义在华暴行的大小控诉会的参加人数达334万多人，占全省740万人口总数的45%强。仅据2市5县的统计，召开大小控诉会1.3435万次。

在国家权力的极力推动下，“抗美援朝”运动甚至发展到偏远的广西苗区。

与此同时，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也迎来了高潮。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在1951年初便已开始。这一年的1月，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三次会议。毛泽东在会议开幕式上宣布：“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改造知识分子的美国观是思想改造的重要内容。

1952年之前，思想改造还算是和风细雨，循序渐进。之后，思想改造运动和“三反”“五反”结合起来后，变成疾风骤雨之势。当年出版的《批判我的资产阶级思想》一书中，包括金岳霖周培源梁思成等文艺界，科技界社会名流的检讨。其中有学者费孝通的文章，题为〈清洗自己，站进人民队伍〉，颇为典型，这篇检讨标志着他的“初步过关”。这其实是费孝通的第三篇检讨。在这篇文章中，费孝通全面“检讨”了自己对美国的看法。他认为自己在初中时所读的教会学校是美国腐蚀中国年轻人的工具；清华大学则是美帝靠“掠夺了中国广大人民的血汗”建立的，其目的是“腐化、收买青年，为反动派服务”。他把1943年受邀访美的经历解释为美国的阴谋，即美国以“盟国的面貌，以文化联络的名义”，收买为侵略中国计划服务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他称好友费正清和费慰梅为美帝的御用文人；他检讨自己没有认识到美国民主的虚伪本质。费孝通还着重检讨了昆明的美国领事馆避难一事：“这个行为正给美帝带上了一个虚伪的面具，迷惑了群众，把敌人当作朋友，这个损失远过于少数民主人士的性命。我为了自己的鲜血而牺牲了更多的人民的鲜血。”

几乎所有与美国有关联的知识分子都经过了一次或多次自我检讨，改变对美国的看法。梁思成、金岳霖、茅以升、周培源、葛庭燧等知名知识分子无不撰文检讨自身的亲美、崇美情绪。检讨的内容与费孝通大同小异，即承认美国民主的欺骗性和它的帝国主义本质，宣称美国文化的浅薄和生活方式的堕落，认清美国经济与军事力量的下降趋势。

1953年，《人民日报》宣布，经过抗美援朝运动的洗礼之后，中国人民坚定地统一了对美帝国主义的看法：和平的敌人、民主的敌人、文化的敌人、全世界最凶恶的敌人、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从此开始，美国成为了我们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