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嚣泡沫，王宝强离婚事件获得68亿人次点击？
【看中国2016年08月20日讯】多年以来，大陆话语场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出现类似的喧嚣，热闹几天之后，又无不归于沉寂，“愤怒嘉年华散去，无力感还会像夜幕席卷大地”（孙旭阳语），在一个不可问责的政体下，大陆的话语场既谈不上是公共舆论，当然也形成不了什么压力，其存在的意义究竟何在？仅仅是一堆八卦、段子、阴谋论、姿势的表演大全，还是如有些人所期望的，“每一次的舆论热潮都是人们对于公平正义等价值的重申，是对一个良善共同体的愿望，一个来回反复的力量和聚合的过程”？
有人将大陆话语场看成三种声音的竞技：官话、豪言、民声（王烁语），基本合乎实际，不过，正如王烁本人也承认的，豪言实际也分享了权势，无非是在两种官民两种语境中自如套利而已。大陆的资本力量成长于既有的极权制度环境之中，与体制有着高度的勾连乃至重合，也因此，民声对资本力量及其话语的质疑，到最后也都会转变为对现行体制的追问，换言之，官话和民声的对立，构成了大陆话语场的基本两极。
然而，两极之别，在官话与民声的两极中，官话高高在上，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体制垄断了所有的电视、电台、报纸、刊物，并通过各种手段，对于新兴的互联网媒体施加全面的管制，近日，更试图推出管理层特别持股计划，持有互联网公司1%的股份，并因此获得包括否决权在内的诸多介入权利。
所谓民声，主要寄居在官办媒体集团所属的市场化媒体，以及新兴的互联网平台之上，十多年前，市场化媒体和网络空间的联袂出现，曾让人产生过通过言论表达推进制度转型的遐想。但是，经历过一段时间的繁荣之后，除了财新等极少数异类，大陆市场化媒体在持续整肃之下，有别于官话的话语表达已经接近沉寂，而在新媒体的冲击下，其业务模式也正处在全面崩溃之中。
民声在当下的表现形式，主要是以互联网为平台的新兴社交媒体“两微一端”，当然，这些社交媒体同样也处在持续的管制整肃之下，如曾经的超级社交媒体新浪微博，其活跃度和影响力已与其巅峰期不可同日而语。
需要提醒的是，大陆并不存在最基本的言论自由，在自由之家的报告中，大陆的新闻自由和互联网自由一直处于倒数位置，属于最不自由的国家行列，在2015年的年度排名中，大陆网络自由度更是位居倒数第一。这样的环境之中，无论是在题材、表达和评论上，仅有的民声，也犹如刀锋上的舞蹈，随时都会遭遇到最为严格的限制，其所呈现的真实性、批判性和深广度，也都只能处于最低的水准。
这才是大陆话语场的真实面貌，那些看似热闹非凡的喧嚣，其价值和意义，也必须放置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才能得到理解。认为居于最低自由水准的大陆话语场具有多少推动作用，很可能是一种过分的夸张和想当然。
在严格的限制之下，不仅有价值的内容得不到充分的表达，还产生了一种可以称之为替代甚至是挤出的效应，这是因为，人们总是需要生活在一个充满价值、逻辑和关怀的意义世界之中，人们的价值、逻辑和关怀总是需要得到满足或至少是舒缓，在既有的严格限制和人们的话语需求的双重作用下，一些既不至于冒犯到体制的限制，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这一需求的话语产品就被创造了出来。
大陆民声话语场的主流产品，基本都属于这样的产物，当下流行于微信朋友圈的各种人生鸡汤，前些年盛行于微博平台的社会发育、渐进改良话语，针对人群不同，但在功能上其实大同小异。
比如，体制转型需要不可或缺的政治动员等过程，但这样的话题被严格地限制，于是，一些替代论述遂应运而生。相对于前30年的体制全面控制，市场化的出现带来了某种相对异质的存在，也因此，市场化及其主体民营企业犹如最后一根稻草，被人们寄托了最多的希望，有人因此鼓吹企业相对于政府的独立地位，将之视为福利改善和逐步形成良好制度的基础，一些人则着眼于民营经济发展带来的各种附加效应，如中产阶级的壮大，利益分化带来的社会发育空间，亲自由化的话语扩张等等，将之视为社会发育、渐进改良的前提和基础，这种替代论述不仅攫取了大陆民间的基本关注，也形成了诸如市场化和民营经济的某种政治正确地位，反映到了一次又一次的话语喧嚣之中。
以从三聚氰胺到莆田医院为例，防止和杜绝有毒产品和服务，所需要的无非是那么几个要素：可问责的政府、强大的公民社会、独立的媒体，自主和专业化的知识体系，等等，由于上述要素皆牵涉到体制的根本转型，难以得到充分的表达，当魏则西事件等喧嚣在大陆话语场中出现时，取而代之的仍然是各种替代品，就跟《穹顶之下》时候泛滥的是“抵制雾霾、从我做起”一样。
针对产品质量问题，一些人推崇看不见的手，认为市场的力量足以带来合格的产品和服务；一些人则将答案放在了企业的道德水准之上，又或者是期待能有更强大的政府监管。相比之下，更为及时、独立、有效的监管体系，因其需要言论自由（独立媒体）和结社自由（公民社会）为前提，需要可问责的政府（民主选举）为保证，指向的是全面的体制转型，而在当下的话语场中难觅踪迹。
大陆话语场目前的态势无非如此，不仅官话处于绝对的优势和压制性地位，即使是极其弱小的民间话语，也主要是某种替代产品，当话语场因为魏则西死亡这样的事件而喧嚣时，扮演主角的也只能是这些话语的各种变形表达，而不可能出现真正的话语突破。
在这个意义上，大陆话语场的每一次喧嚣，可能是民情心态变动的折射，尤其是当体制对于民间的攫取和挤压越来越严重时，话语的喧嚣程度，更可能成为民情心态移动的指标，但话语喧嚣本身，并不具有什么价值和意义，既不指向有效问题的有效解决，也带不来许多人曾经以为存在的渐进积累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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