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五十周年

1966年5月16日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人们一般把这个“通知”的发表看成是“文革”的开始。

50年前的今天我不到13岁。那时我可没什么可狂热的,因为是个“狗崽子”,父亲是“右派”和“特务”,母亲是“叛徒”;我的内心很是绝望。“文革”给我感觉最深的是对人格的不尊重。其实中国的儒家文化讲求人分三六九等的,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或许你会问“中国不是特别讲究尊老爱幼的吗”,是的,可那时尊敬,不是对人格的尊重。我父母成了“阶级敌人”,我自然就是“狗崽子”,我们都是“下等人”,或不是人。人一旦被煽动起来,对“阶级敌人”的迫害是骇人听闻的,也是“理所当然”的。下面有篇我以前写的有关帖子。

附录:“清队”那一幕

幼河

2012年08月11日

“清队”就是“清理阶级队伍”,毛泽东说“清理阶级队伍要搞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革命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这是“文革”初期一个有计划的具体步骤。始于1968年初;什么时候的结束不得而知,因为好像“文革”那些年一直在“清理阶级队伍”,也没有什么“具体计划”让其结束。

1969年春,那时我们家已经被“扫地出门”,从科学院第一宿舍搬到一个大杂院;原因当然是我父母在“清队”中是“被揭露的阶级敌人”,只差“定案后将打翻在地再踏上亿万只脚”;不知道怎么有那么“罪大恶极”?

其实当时不仅仅我父母有“罪行”,北京文化事业单位里大批的知识分子都在“清队”中受着肉体上和精神上的非人折磨。记得是一个春暖花开的中午,那时北京晴天无风的时候天总是蓝的。我在北京朝阳门内大街,也就是我们新家附近的一个胡同口匆匆而行。在路过一个官方出版社的时候,忽然看见从边上一个建筑工地的大门里走出长长的一队人,大约几十个,都被一条长绳子拴着右胳膊。他们每人手里拿着个铝饭盒或者大搪瓷饭碗什么的,这应该是去出版社的食堂吃中午饭嘛。

可他们为什么被长长的一条绳子拴着?我可是一下子就明白了,他们属于“清队”中“受审查”的人。受审查就非得用一条绳子拴着吗?这是怎么对待人呢?!嘿嘿,当时如果您如有“阶级敌人的嫌疑”时就不能有人的待遇了。可以说那时我常看见这样的景象。我在1968初刚刚就近入学成为“初中生”的时候,那所中学的“革委会”给新生们上的第一堂“阶级教育课”,就是让被长长绳子拴着的一串“牛鬼蛇神”走到台上来“通名报姓”。他们上了台就九十度地弯腰。在一个“革委会保卫组”的“红卫兵”高喊“让牛鬼蛇神自己通名报姓”后,一个个猛地抬起身子,声嘶力竭地大喊自己的名字;当然,每人喊名字前是要在自己名字前加恰如其分的“头衔”的,什么“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什么“历史反革命”,什么“右派分子”等等,五花八门。这些“牛鬼蛇神”就是这所中学教职员工中的“阶级敌人”。

我清楚地记得那貌似滑稽,却比恐怖还要瘆人的场景。能想象吗?一个小老太太,一身尘土的破旧衣服,戴个眼镜;她戴个眼镜,面色土灰,狂呼“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修正主义反动教育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丁XX――”。我相信这都是中学“革委会保卫组”那些高中“红卫兵”想出的主意,他们就是要对“牛鬼蛇神”进行非人的折磨。不但在学校里,在政府文化部门的出版社里也演这样的丑剧。

我想这从建筑工地大门里用长绳子拴着走出的人们大概都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他们中间男男女女差不多都一把年纪,和我父母岁数相仿。在建筑工地干活让他们满身灰土,头发又脏又乱;每人都是一身脏破的蓝衣服,像一群囚徒。

读书人近视的人多,于是他们大都有一副眼镜。眼镜后面那双眼睛木然无光,谁看他们都毫无反应,好像他们只是牲口一样的活着。这是1969年的四月,如果“清队”从1968年初开始,那他们就已经有一年多不能有人的待遇了;有些人恐怕时间会更长,会从“文革”刚开始就成为了“牲口”。

我之所以仔细地注视他们,是因为我母亲和父亲当时都是这种境遇。他们在“清队”中“受审查”,每天都干重体力活,街道上的孩子们向他们扔小石头……

对了,我父亲“清队”开始时是这样,但在1969年春节被指控为“国民党特务”后就被抓走了,我当时也不知道被抓到哪儿去了。

当时在仔细注视他们的时候,我又一点有点疑惑。首先是那条长长的绳子是如何拴到他们右胳膊上的?仔细一看,原来每人胳膊上拴个小绳子,小绳子再系在长长的大绳子上。另外,我没看见有人押送他们。后来想想,他们有没有人押送也不会跑的,那时“无产阶级专政”无比的“强大”,往哪儿跑?既然跑不了,为什么还用绳子拴着?就是要羞辱他们嘛。而且我还相信,这些“被审查”者是被迫自己把自己拴在长长的绳子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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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1966年夏天我因小手术住院。有天夜里忽然外边救护车来了很多。第二天我才知道,头一天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全国“大串联”来的年轻人们聚集在天安门广场都发了狂。他们举着“红宝书”狂呼着“毛主席万岁”向天安门城楼前猛冲猛挤;结果玉带河前的矮墙被挤塌,大量的人都掉进河里,有几十人受伤(大部分骨折)。我夜里听到的救护车声就是拉这些受伤的年轻人来医院(我住的医院距天安门广场很近)。据后来清理天安门广场的人们讲,“红卫兵小将”们被踩掉的鞋子堆得像小山。

我早上听到医院门口有歌声,去了一看,正是这些受伤的年轻人在兴高采烈地唱。他们说虽然受了伤,但看见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其中有个小子在哭,因为他没看到“毛主席”就掉进了玉带河。你能想像当时年轻人的这种“狂热”吗?这种狂热真的可以驱使他们“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可以说根本不怕死,毫不在乎自己宝贵的生命。如此,他们还能尊重“阶级敌人”的人格吗?

我总在想,长达10年的“文革”中种种令人发指的事情其实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那就是对人格的不尊重。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中国人的思想意识中对人格的尊重又在什么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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