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帝国晚期的传播失灵(图)

中国禁书（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6年02月16日讯】按照共产国家的意识形态宣传规律，逢其反复表示要坚持或加强某方面教育宣传之时，往往就是其面临危机之日。鉴于最近中国教育部发文，敦促教育者“在教育的每个阶段和方面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将其融入到课本、学生评价、博物馆参观和互联网中”，再联想到中共管控媒体力度日益加强，资金人力投入日渐增多情况下发生的种种现象，只能说，中国已进入帝国晚期的传播失灵状态。

传播失灵现象的主要表现

所谓传播失灵，是指特定社会系统下由于结构性的功能缺失所引起的资讯短缺、信息传递失真或扭曲现象。传播失灵的表现有如下几种：

一，当局希望国民相信的历史、人物，往往成为人们解构的主要目标。

教育部文件要求，高等院校要更彻底地教导学生“永远跟党走”，“讲清楚否定党史、国史、革命史和改革开放史以及诋毁英雄人物的危害性”，说明当局已经对这种解构忍无可忍。

该文件说的“英雄人物”是指雷锋、刘胡兰这类榜样；党史指的是中共成立以来至今的近百年历史。对雷锋与刘胡兰的解构，既有严肃的研究，也有无数段子与冷笑话。对于党史的解构，有高华写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还有杨奎松等人的中共建党以来从“境外势力”苏联那里接受的革命经费专题研究；关于中共领袖人物的解构著作有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对九一三事件的研究更是汗牛充栋。谈到“改革史”，我那本《现代化的陷阱》及所写文章自然会列在黑名单上。

一个党、一种政治势力自我神化的过程，就是通过虚构来建构历史，这种虚构在言论自由的国度容易被解构，因为所谓“解构”，就是将被扭曲的历史与真实还原的过程，就是消解宣传神化作用的过程。但在中国这种极权政治体制下，解构历史与真实叙述现实都极为困难，需要不少勇者前赴后继，经历诸多文字狱，才能铺就一条通向真相的道路。由于不少有勇气、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甘当铺路石，这条路已经成型。

二，遇公共事件，人们宁可相信传言谣言，也不相信媒体

这方面的最近典型例证就是天津2015年8·12大爆炸事件。爆炸事件发生后，网民不相信官媒对肇事公司背景及爆炸原因的解释，开展了一场用谣言倒逼真相的信息战，通过对公司后台的各种传言（牵涉到新老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张高丽），逼使中南海给天津地方政府施加压力，让其向媒体开放采访，终使北京为主的外地媒体挖出了不少真相，比如财经网在8月17日的文章《瑞海真实股东隐现知情人：只峰是小蚂蚁》后专门配上《图解天津爆炸企业瑞海国际的“朋友圈”》等等，让真相浮出水面。

由于互联网时代的信息传播手段相当丰富，中国当局以往那种“只许官方撒谎造谣，不许百姓寻问真相”的时代已经终结。天津大爆炸发生后，网民集体创作的“以谣言应对官方谎言”的方式，就是帝国晚期传播失灵的重要例证。

三，官媒宣传之“暴徒”与“坏人”，民间奉为英雄。

这一现象的发韧是2008年7月1日的杨佳事件。北京青年杨佳在上海遭受冤屈，申诉一年多不得解决，最后抱着“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的必死之心，只身持刀闯进上海市闸北区公安分局，手刃6名警察。当时中文世界的舆论出现两极化现象，官方媒体称之为暴徒的杨佳，成为网络盛赞的“抗暴英雄”。

另一个典型人物就是屠夫吴淦。2015年5月下旬，人民网刊发以“新华社记者”名义撰写的《揭开“超级低俗屠夫”的真面目》，意在摧毁吴淦的社会形象。但在维权人士当中，吴淦被视为“死磕派”代表，他根据自己维权经验所写的《杀猪宝典》，据说对维权人士具有指导意义。因此，被当局与官媒视为不光彩的维权手段，如互联网人肉，媒体曝光，私底下搜集所有相关个人讯息，包括贪腐证据和家庭信息打击官员或者相关人物，在维权界眼中，却是吴淦创造的“非暴力抗争的最激进最有效模式。”

传播失灵现象的产生原因及其后果

导致传播失灵，其首要原因当然是中国当局垄断信息与教育所致。

除了在校大学生之外，中国成年人一般都会随着对残酷现实的认知加深，先是怀疑学校所受教育为欺骗，继而怀疑中国媒体传播的信息之真实性。江、胡时期政治上相对宽松，在南方系列媒体及其他市场化媒体的共同努力下，一批专业化的调查记者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这些媒体曾经是公众了解社会信息的一个重要管道。但进入习近平统治时期，北京管控媒体日渐严厉，加之调查性报道因政治、收益原因而终被放弃，中国人已经失去了从媒体了解中国的这条重要的信息管道，越来越依赖翻墙工具以及境外中文媒体提供的各种信息。

这种情况下，不仅导致了中国人之间因翻墙与不翻墙造成的信息鸿沟，还导致了人们对中国现实的认知分裂。概言之，传播失灵对中国社会造成以下几方面影响：

一，造成了大量斯德哥尔摩症患者。

认知分裂主要体现在老年毛左身上。那些经历过毛时代的老年人，刻意忘记自己年轻时经历过的政治压迫与经济贫困，非说毛时代人人平等，没发生过三年大饥荒，毛镇压的都是地富反坏右等坏人，连当年城市青年视若畏途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都被说成是对青年人最好的锻炼，且以“青春无悔”自傲，成为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症患者。

二，毁了中国青年一代。

反映社会真实情况的资讯短缺，与各种鼓励放纵人们出于生理需求的性消费、追求感官享受的垃圾信息轰炸，加上利益诱惑之下形成的按当局指挥棒起舞的五毛政治，最后在青年中养成了大量毛左与小粉红。他们具有三大特点：病态的政治理念（要中国的民主而不要西方的民主）、对内对外双重标准的中国特色民族主义，以及将不同意见视为敌人的斗争精神。

三，加剧了当局的颟顸自大与盲目决策。

一个统治集团要想了解民情，需要多个信息源的存在。信息源越多，决策会越明智；如果消灭了信源的多样性和多元性，只会让政府处于结构性的传播失灵状态中，做出许多昏庸决策。中国政府投资造成了房地产拉动的高速增长，产生了几十座鬼城与20年消化不完的数亿平方米过剩住宅，坠入几十个行业严重产能过剩的状态，全由这种昏庸决策造成。

四，制度性的传播失灵使中国政府与媒体丧失了公信力。

互联网时代，官方垄断信息源成为不可能之事，通过网络与境外媒体，中国政府的许多错误、黑暗面得以传播，为中共政权培养了各种类型的政治反对者。

无论是传播失灵现象，还是传播失灵造成的后果，都指向一个最终结果：中国人对政府已经没有政治信任。一个丧失了民众政治信任政府，实质上丧失了政治合法性。这就是北京越来越依靠暴力与谎言维持统治，政府与国民之间关系日趋紧张的根本原因。

共产极权政治最擅长之事，就是建造“动物庄园”与《1984》里面的大洋国（Oceania），在新闻出版、教育、理论研究等意识形态领域实行严厉管制，并通过暴力与谎言维持其存在。斯大林与毛泽东都成功地依靠暴力与谎言维持了其统治，但今天的极权统治遇到了一个斯、毛时代还未曾产生的互联网，拆穿任何谎言都非难事，结果就形成了中共今天面临的信息传播失灵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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