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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朝血债 国学大师蒙文通含冤而死(图)

作者:林辉  2016-01-22 06:00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0


一代国学大师蒙文通被红卫兵毒打后含冤而死。(网络图片)

蒙文通(1894—1968),四川盐亭人。他被誉为超级的“跨学科”人物,其论述方面之广,层次之多,近世几乎无人可比。他在哲学及哲学史方面,从先秦儒家、诸子,到汉代经学(今古文)、道教,再到中古以后的理学、佛学(唯识、禅宗)、道学;在中国史方面,从三代以前的古史,绵延而下及宋史;在民族史方面,以先秦周边民族为重心,尤其是百越民族、巴蜀民族;历史地理方面,从上古昆仑到四川地方,从《山海经》到《水经注》,他是无不涉猎。至于史学史、经济史乃至气候史等,只是其闲暇之余捉刀。

幼年时的蒙文通即聪慧过人,他五岁入私塾,诵读《四书》、《五经》及诸子百家古文,不到两年全能背诵,直到晚年都能成诵。1906年,他进入四川省城高等学堂分设(附属)中学(现成都石室中学的前身)读书,1911年被选拔入四川存古学堂(1913年改为四川国学院)读书,深得经史诸大师之言传身教。1915年,蒙文通即撰成研究论文《孔子古文说》,其议论精深,发表于《国学荟编》1915年第八期。

1921年,蒙文通到达重庆,任教于重庆联中和省二女师等校,向学生讲授宋明理学等课程。1923年,他来到南京,拜谒古文经学大师章太炎先生,与之商讨古文与今文之学。后又进入佛学大师欧阳竟无先生主办的支那内学院,潜心研究佛学。在此期间,他写就研究论文《中国禅学考》和《唯识新罗学》,深得欧阳大师赞赏。

其后,蒙文通先后在国立成都大学、中央大学历史系等任教,并于1927年写就其平生最为重要的著作《古史甄微》的初稿。在书中,他将上古族群分为江汉(炎族)、河洛(黄族)、海岱(泰族)三系,并由此推导出古史三系之说。

1933年,蒙文通应北京大学教授汤用彤先生之邀请,与钱穆先生共同执教于北大历史系。在北大他主讲周秦民族史、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史,深受学生欢迎。三年后,他前往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任教。1937年,在日军全面侵华后,他拒绝撰写“中日提携”的汉奸文章,因而率全家向南逃难。后在四川大学历史系、东北大学历史系任教,并写就《周秦民族史》、《中国史学史》、《古地甄微》、《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墨学之流变及其原始》等重要学术著作。

据其友人回忆,蒙文通为人忠厚热情、古道热肠、疾恶如仇、不畏权贵。他对不公平和不合理的事件和行为从不苟同姑息。

可以说,民国时期的蒙文通,就因其渊博的知识和对经学、史学、诸子百家、佛、道、二藏、古代少数民族的极其严谨的蕴涵着科学预见的精辟而广博的论文,以及高尚的人品而受到了人们的尊重,并成为一代国学大师。

然而,在中共建政后,在钳制思想的专制高压下,身为国学大师的蒙文通亦无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四川大学党委有意向将其打为“右派份子”。其中一个叫缪钺的御用文人,跳出来攻击蒙文通说:“你为何不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死抱着封建传统文化不放?”而四川省委出于不愿砍掉蒙文通“这面四川国学研究的学术大旗”,出面暂时“保护”了他,但蒙文通还是被迫在大会上做了检讨,四川大学还将他本该评为一级教授的职称贬为二级教授。

在从1957年到1966年的近十年期间,“夹着尾巴做人”的蒙文通还是写下了不少学术著作,如《殷周社会研究提供的材料和问题》、《中国的封建地租》、《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熙丰变法》、《宋代的商税》等。

当血雨腥风的文革开始后,蒙文通率先被红卫兵打成了“封、资、修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牛鬼蛇神,并被剥夺了其教职和人格尊严,勒令他劳动改造,并强迫他天天打扫公共厕所和做重体力劳动。

1968年6月的一天,蒙文通正在打扫四川大学的一个公共厕所,一个红卫兵公然向其身体撒尿。一股“士可杀,不可辱”的冲天怒火使一直以来饱受摧残和侮辱的蒙文通怒不可扼,他冲上去就打了这个畜生两个耳光。这下可闯下了滔天大祸,在红卫兵大喊着“蒙胡子打人了”后,一群红卫兵冲了进来将蒙文通打翻在地,并将其拖去开现场批斗会。这群红卫兵还拔出手枪威胁和恐吓蒙先生要他交出他的存款:“蒙文通,放明白点,这是最后的机会,你不交出存款我们就对你不客气了!”。

当时的情景,正好被四川大学历史系中年教师伍仕谦和唐嘉弘看见。他们后来回忆说:“我们看见红卫兵把蒙先生抓进批斗会场,几小时后蒙先生出来时手里拿着被红卫兵剪掉的胡子,他的‘爱国胡子’已被剪成侮辱性的三角形,身体已被毒打得变形且浑身是伤,他被押送回家后不几天就含冤而死。”在蒙文通被迫害至死后,红卫兵还污称其是患癌症而死。

冤死的蒙文通死后犹未得安宁。据川大唐嘉弘回忆,“蒙胡子死了,开了一个以斗争会代替的‘追悼会’,正面悬挂着蒙胡子的放大象,加两条黑叉。台上跪着一个戴高纸帽的,就是徐中舒。第一个上去进行批判的,就是蒙的儿子……”

悲哉!不知当年迫害这位国学大师的红卫兵们是否为当年的罪行忏悔过?不知批判自己生身父亲的儿子是否为此而痛不欲生?也许,这样的惨剧我们只能在专制的制度下才会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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