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微痕》“伟大的党”为什么这么严酷(图)

编者按：本网站收集了上千篇《往事微痕》的文章，内容都是当事人在反右、文革等历次运动中亲历、亲见的事件。现将《往事微痕》文章整理后陆续发表；应读者要求部份文章会重新刊出，以飨读者。

我父亲李长河（1911--1996），重庆北碚西南师范大学教授，被打成右派时是西师讲师。

1957年反右开始时，爸爸是九三学社西师分部的鸣放组长。他起初站在反右一边，随后看到反右运动的野蛮残酷，就改变了态度。地理系教授王中山被打成右派，爸爸为他说话：“王中山以前就帮助过地下党，不会反党。”一次王教授被批斗，在众人一阵指责炮轰之后，王要求“让我说几句”。许多人喊道：“右派没有资格发言！”“不许右派分子胡说八道！”爸爸大声呼吁：“让他说话！他可以辩护！”于是人们的火气刷地冲过来：“你居然帮右派分子说话！”“帮右派分子说话就是右派！”爸爸刚被划为右派的那些天，回到家里经常焦躁地来回踱步，捶打胸脯：“我是老牌民主进步人士，我是帮助党整风！”“我不是党的敌人，我是党的朋友！”10岁的大哥看到他那被痛苦扭曲的脸，不懂伟大的党是什么，只觉得大难降临了。

因为爸爸据理力争，不承认自己的“罪行”，就被“从严处理”：开除公职，送去劳动教养。

1960年的一天，两名背着枪的保卫科人员来我家抓捕爸爸。妈妈正在烙饼，镇静地说：“让我把这两张饼烙好，给他带去。”爸爸默默地收拾了个不大的包袱，带着两张饼跟背枪的人走了。没有逮捕证。当时我6岁，只听说爸爸是“坏人”，和兄妹们呆呆地看着这一切，内心充满压抑和恐惧。

爸爸被送到重庆小南海劳教转运站。过往的劳改劳教队大概嫌他又老又瘦弱，都不要他。饥荒年中他每天只让吃两顿，拖了半年左右，快要饿死了。管理人员还算有点人性，叫人救救他，于是北碚西山坪劳改农场把他要了去。次年大哥去看他，他像所有劳教劳改的犯人一样，脸青面黑，枯瘦如柴。他穿着很厚的破棉袄，弓着背，饥饿使他双脚浮肿。

两年之后他得到通知：一年半的劳教期满，才知道被劳教。但是不让他“回到人民队伍中”来，而是送到专门让刑满释放人员就业的单位去，叫做“就业人员”，实际是奴工，由“管教干事”继续专政，每月领取微薄的工资。他在“犯错误”之前的月薪是138元，在这里是28.5元，或许末年稍有增加。他修过铁路，造过电风扇，挖过石棉矿，最后为就业队食堂种菜。

川西山区是泥石流高发区。爸爸在就业单位四川铁路工程队做苦工时，几次遇上泥石流。如果他们正赶去上工，就躲在旁边，看着泥石流呼啦啦地倾泻而下。待到一股流过了，管教干事就命令：“赶快过去！”谁也不知道会不会来第二股，奴工们不要命地跑过险区。运气不好的，就被第二股泥石流卷走了。这样死的奴工，监守人员不愿透露真相，没准以“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通知家属。一次奴工的队伍通过一个开山工地，山炮不长眼睛地炸响，石头泥土冲天而起，吓得他们四处奔逃，远处的管教干事一个个哈哈大笑。

他们用原始的方法翻山越岭背运石头，管教干事拿着皮带监视，见谁不顺眼就抽。一次在陡坡上老爸被斥打走得慢，他高瘦的身体一个趔趄倒下去。为了不滚下山涧，他拼命抱住路边一块巨石，背篼里的石头一下子就把他的肠子压出来了。他被送到医院，医生说人身上的肠子有多余的，不给复位，就把压出的一截割掉了。

爸爸的下腹长了个瘤子，在安康的铁路工程总队医院开刀。妈妈让我乘火车去照顾他。手术有一定危险，他进入手术室以后，我发现他床头放着两张写好的信，一张是给妈妈的，一张是给我们4个子女的。给妈妈的内容主要是：“我犯错误给你和家庭带来了很大的灾难，我对不起你。难为你一个人含辛茹苦把4个孩子拉扯大，很感谢你。”给我们4个的除了同样的对不起，还说：“我死了，你们一定要跟我划清界限，听党的话，一辈子跟党走。”尽管我一直接受爸爸是坏人的教育，眼泪还是禁不住扑簌簌滚下来，怕被管教干事看见，偷偷抹了。我不明白提意见到底有多坏，更不明白伟大的党为什么这么严酷，让我以这种方式体验父亲深藏于内心的温情。那年我16岁。

1978年开始改正右派，我们回到西南师范学院找领导。有关领导大吃一惊：“李长河还活着？！”大哥去北碚公安局查，竟没有爸爸被逮捕和被判劳教的任何记录，公安局不承认爸爸曾是劳教人员，只知道是西师送来的，他们曾叫西师来接回去，西师不理。在没有法制的国家，一个人的命运就这样轻易捏碎在当权者手里。现在西师落实政策办公室的每张桌子上都堆着大叠的卷宗，办公室主任杨秀陷在C形的卷宗高墙中，面带倦容地告诉我们，他同意改正。但是，案子就是迟迟不能平反。无奈，妈妈和我们4个子女打起了中国特色的车轮战，轮流到西师去磨嘴皮。一次有个好心人告诉大哥，唯一不同意改正的干部就是上头的李一丁（副校长），他是当年西师打右派的总指挥，称我爸爸“桀骜不驯”。于是大哥找到李一丁，揭露他的梗阻并问他有什么理由不给改正。迫于大气候，李无法回答，没有再坚持多久就崩溃了。

1979年春，爸爸回到西南师院教育系，重执教鞭。可怜他的两架书被我们烧的烧、卖的卖，早已片纸不留。因为文革时心理学成为封资修黑货中的“修”类，造反派几次威胁妈妈要来抄家：“你家的封资修黑货自己处理了哈，抄出来别怪我们不客气！”为了活命，书香门第狠心自绝于书。68岁的老爸一切从头开始，没有抱怨，只管拼命地工作，夜以继日。

爸爸当右派给我们全家带来了命运的巨变。年迈的爷爷听到坏消息后悲痛不已，加上主要经济来源断绝，不久就离开了人世。妈妈本来以副校长代行西师附小校长的职事，爸爸翻船后她被屏蔽在重要会议之外，工作难以进行，终于她放弃职务去中学当了教师。我们全家被赶出西师，到妈妈工作的44中学居住。1965年住在我们家的外公、外婆又被打成地主，遣返农村“劳动改造”。文革时妈妈在“反动家属”身份的重压下得了抑郁症，而领导一口咬定她是思想病，对党不满，坚决不答应减少工作。妈妈终于被逼成精神病，后来时好时坏。我们4兄妹读书成绩都很好，但是只有妹妹一直读到了高中，我本有申请读高中的机会，因为是右派子女没心思申请，免得讨气受。大哥连初中都不让读，在街上做小工，后来发奋自学又遇上政策稍松，考上了高中。1965年他考大学时又收紧了，尽管考了高分，还是被班主任贯彻了阶级路线，填表时建议“不升入大学”。参军和某些职业我们是不可问津的。1967年春，大哥因为是知青组织头头而被摊派名额逮捕，在四川南江被判刑10年，《判决书》称他“走上了他父亲的道路”。妈妈接到《判决书》几乎疯掉，拼命为他奔走申诉，赶上乱抓人的“二月逆流”不久被否定，他才出狱。到爸爸平反那年，我们4兄妹已22--32岁，除了我作为病残知青留城有份集体菜店的工作以外，都不能安排工作（恢复高考后全部上了大学）。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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