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诺奖既颁给中共官员,也颁给反共作家?(组图)
 ——答戴晴对瑞典文学院的质疑

【看中国2015年11月23日讯】在北京的中国著名作家戴晴来信说,她读了我的文章《“鼹鼠”斯维拉娜与理想倾向——评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为之叫好,并转发给大批朋友。戴晴赞同我对斯维拉娜的高度评价,但她有一点不明白,问:“对照莫言作品,与此原理,不说南辕北辙,也真不可以道里计。到底怎么回事?”


 2009年,戴晴和茉莉在法兰克福书展相聚(网络图片)

颁奖机构沉默原因有迹可寻

戴晴觉得奇怪的是:为什么瑞典文学院既颁奖给中共官员莫言,也颁奖给以写作揭露反抗苏共的斯维拉娜?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标准只有“理想倾向”一个,怎么会出现这种几近南辕北辙的现象?

这个问题本来应该由颁奖机构来回答的,但瑞典文学院早有规定:“所有的评议和表决纪录都予以保密,有效期50年。对于颁奖结果所引起的争议,各颁奖机构及其成员都不予置评。”

颁奖机构要保持沉默,不等于我们就没有途径或者证据去寻找真实原因。我在青年时代就是戴晴的粉丝,因此绝不敢马虎回应她提出的问题。旅居瑞典二十余年,我长期跟踪诺贝尔文学奖,相信自己可以根据各方面的事实,理性地推断原因,给戴晴和其他读者提供一个比较合理的答案。

解答这个疑团,将涉及瑞典和俄国、中国的历史和地缘政治,涉及瑞典文学院有意无意间染上的“中国式病毒”,也涉及院士们的高龄和知识结构。同时,在莫言得奖之后,中国本土读者的诧异与批评,海外异议作家的抗议活动,也对瑞典文学院产生了的影响。

地缘政治:瑞典对俄国的恐惧

在斯德哥尔摩海滨看历史遗迹,我们会发现,古大炮的炮口大都是对准俄国方向的。著名古堡里还陈列从俄国人手中缴获的武器。从16世纪起,为了夺取波罗的海的出海口,沙俄和瑞典曾不断开战。即使到了今天,瑞俄两国还不断互派军事间谍。去年,瑞典军方发现有俄国潜艇潜入斯德哥尔摩海域。

列宁的苏共政府在十月革命后,没收了诺贝尔家族全部在俄资产。二战后,西方国家与俄国几十年的冷战,意识形态的对立,也使得瑞典与苏俄的关系长期紧张。近年来俄国兼并克里米亚、染指乌克兰冲突,更使瑞典人对隔海的邻居倍感恐惧,他们因此开始讨论,是否有必要放弃中立不结盟政策去加入北约。

历史上两国的战争与长期的敌对关系,也是一种特殊的方式,促进了瑞俄文化的沟通和交流。为了了解自己的敌人,保家卫国,不少瑞典精英精通俄语,成为“知俄派”。

斯维拉娜获奖后,瑞典人一片异乎寻常的热烈欢呼声,那么多瑞典报刊发表赞美性评论,令我吃惊不小。一般外国作家获诺奖,有时只有专业文学评论家和翻译发表几篇介绍文章。

之后我恍然大悟,原来瑞典人一直没有放松对本国老敌人的警惕。上个世纪以来在苏俄发生的诸多重大事件,瑞典人往往是有所知,却知之不详。斯维拉娜的作品令他们大为惊喜:终于有人那么细致地挖掘出有关二战、阿富汗战争、核爆炸与苏联解体的真相。斯维拉娜宣称拒绝斯大林、贝利亚和普京的世界,也令瑞典人深为钦佩。

由此我开始懂了,为何瑞典文学院对苏俄政权从来就不假辞色。一百多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居然有五次颁给了苏俄的异议或流亡作家,如蒲宁(1933年)、帕斯捷尔纳克(1958年)、索尔仁尼琴(1974年)、布罗茨基(1987年)、斯维拉娜(2015年)。

至于苏俄唯一获奖的官方作家肖洛霍夫,据说主要因为法国作家萨特对瑞典文学院的影响。1964年,萨特发表声明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同时对该奖未授予肖洛霍夫表示遗憾。第二年,肖洛霍夫获奖。虽然这位苏共官员和莫言一样是专制的奴才,但他的不朽巨著《静静的顿河》,却是莫言无法望其项背的。

索尔仁尼琴曾写道:“每逢我国作家获得诺贝尔奖,首先把它作为政治事件看待。”其实不但苏俄把异议作家获诺奖当作政治事件,瑞典人也是以这个奖项,去鼓励更多的苏俄作家反抗共产党专制暴政。


白俄罗斯作家斯维拉娜(网络图片)

中国:对瑞典“无害”的专制

颁奖给上述苏俄异议作家,毫无疑问是符合诺贝尔遗嘱的精神的。诺贝尔对文学奖的“理想倾向”之标准,就是要以人文主义战胜野蛮主义。就如布罗茨基所说:“文学必须干预政治,直到政治不再干预文学为止。”

但是,对于同样野蛮专制的中国,瑞典文学院却不认为他们也应该这么做。

笔者记忆犹新,在2000年颁奖给高行健时,瑞典文学院发布了一个奇怪而又文理不通的新闻公报,说:“高行健的写作脱离任何一种屈从,哪怕是屈从于善意。他的剧作《逃亡》不但刺痛了那些当权者,也同等程度地刺痛了民主运动。”

纵观高行健的作品,几乎都散发出一种犬儒式的人生态度——对他人苦难冷漠的游戏态度。然而,这位中国犬儒“刺痛了民主运动”,如此缺乏良知的态度,居然会大受瑞典文学院的欣赏,想必某些院士也与高行健一样,把诺贝尔奖当作文学游乐场了。

长期在瑞典生活,笔者发现,小国瑞典的人对巨大中国的古老文明有一种向往之情。由于地理位置遥远,语言隔阂,瑞典人对于陌生而又神秘的中国历史知之甚少。被认为经济盛世的当今中国,已经成了很多瑞典企业与个人的淘金胜地。

在某些瑞典人眼里,中共的专制并不像苏共那么可怕,因为中共只欺压迫害自己的人民,对瑞典和世界没有威胁,这似乎是一种对世界“无害”的专制。因此,瑞典文学院对中国的浩劫与中共的邪恶蒙上眼睛,视而不见。他们不惜违背诺贝尔的遗嘱,把此奖颁发给专制政权精致圆滑的奴仆——中共文化官员莫言。

“中国式病毒”已在西方扩散

由于长期闭关锁国,瑞典人不太了解中共在镇压平民的同时,实行精神剿灭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不了解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这些还有情可原。但1989年的六四屠杀举世皆知,瑞典电视台年年在纪念日播放长安街的血腥画面。马悦然先生曾在瑞典的广场和媒体上纪念六四,抗议中共屠杀人民的罪行。

但一旦莫言获奖,厥功至伟的马悦然先生便忘了他“与中国绝交”的声明,更不提什么“六四”了。他急急忙忙与年轻的台湾籍太太一道,手提收款机,前去中国接受获奖者国度的感谢,推销他的两本翻译著作去了。在这些前去中国的院士们眼里,莫言的《丰乳肥臀》令人着迷,中国的人民币更为可爱。

由于诺贝尔奖是一个具有崇高精神性的奖项,诺贝尔基金会曾经宣布,不允许瑞典民主党的党魁参加诺贝尔晚宴,因为这个极右政党的反移民倾向不符合诺贝尔精神。然而,他们却让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参加诺贝尔晚宴。

不把中共专制视为专制,不认为中共政权是人类的威胁,这并不只是瑞典文学院的盲点。曾任美国国防部助理副部长的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在介绍他的新书《2049百年马拉松:中国称霸全球的祕密战略》时谈到:美国四十年来一直低估中国的野心,对中国有不切实际且一厢情愿的幻想,误认为中国迟早会“民主化”,会融入既有的国际社会秩序。但等到中国壮大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开始向西方民主秩序挑战时,已经来不及阻止了。

院士高龄化与中国异议者的抗议

2012年莫言获奖,笔者曾在《那晚,我去瑞典文学院搅局》一文中,谈到文学院陈旧僵化的“院士终身制”。我认为,由于人类寿命大大延长,就出现今天这种令人悲哀的现象:一些早该在家颐养天年的老爷爷,却仍然担任世界文学的终审判官。

瑞典人一般在六十五岁时退休,文学院院士却在九十几岁还继续担任要职。这个评审文学作品的工作,需要大量的阅读、研究和讨论,更需要有清醒敏锐的头脑和评判能力。如果这些老院士不是超人的话,怎么还能在如此高龄胜任这一繁重的工作呢?

据说,莫言获奖是由瑞典文学院院士全体一致通过。笔者为此不胜感叹:一群不懂中文的评委,对中国文学两眼一摸黑,加上一个虽懂中文但自认缺乏文学理论修养的高龄院士,还有可能不是“糊涂官判糊涂案”吗?

斯维拉娜很幸运。这不仅由于很多瑞典人了解俄国政治、理解俄国文学,还由于文学院在近几年吸收了一些“新血”。几位新院士都是具有阅读和思考能力的中年学者,例如,56岁的托马斯·里亚德(Tomas Riad),53岁的萨拉·丹尼斯(Sara Danius)。萨拉·丹尼斯被选为文学院院士才两年,就担任常务秘书,备受瞩目,可见该机构已经意识到院士高龄化的弊病。

如果让笔者大胆地猜测,在莫言获奖后,大批中国自由作家与民主人士发出的批评与抗议之声,震动了瑞典文学院,使院士们不得不有所反省。就在莫言到斯德哥尔摩发表获奖演说的那晚,笔者曾在文学院门前,向听众散发题为《瑞典文学院背叛诺贝尔》的批评文章(中英文),让与会的院士和各国来宾人手一份。

更惊世骇俗的是,中国流亡作家廖亦武、诗人贝岭和画家孟煌,于12月10日,在举行颁奖仪式的斯德哥尔摩蓝色音乐厅前“裸奔”。其中旅居德国的画家孟煌连续裸奔了三年,据说还会继续下去。他们在《裸奔宣言》里愤怒地宣称:

“我们以赤裸的方式,来这里奔跑,因为这里是言论审查的坚定捍卫者、中国共产党官方作家莫言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的地方。”

从此每年颁奖日,瑞典人都在电视上看到赤身裸体的中国人在雪地上奔跑,被警察抓捕。这对瑞典文学院来说是一件相当丢脸的事情。身为瑞典公民的笔者深知,在民主的瑞典,异议者的呼声总是会被人听到,批评的意见说了就不会白说。

莫言获奖三年过去了,中国民间人士广泛的抗议与嘲讽,加上热血的裸奔者每年如期前来,使一些良知未泯的文学院院士,在灵魂深处多少有一点触动。这样,早就因为瑞典笔会一再提名,而进入文学院视野的白俄罗斯异议作家斯维拉娜,就成为瑞典文学院获奖名单中的一道绚丽的风景。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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