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驻阿拉木图领馆前抗议亲人在新疆失踪或被关押（图片来源：ABDUAZIZ MADYAROV/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1年7月13日讯】自美国总统拜登上任后，新疆维吾尔人遭受“种族灭绝”的问题，已成为西方民主国家与中共抗争的焦点。
“种族灭绝论”并不是美国首先提出的。多年来，新疆维吾尔人一直在控诉，西方人权组织、国际媒体和研究机构也一直在调查采访取证。目前，美欧多国已正式通过决议，把中共在新疆针对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的暴行，定性为“种族灭绝”。已有多国向联合国呼吁，要求成立独立的调查委员会前往新疆实地调查，但一直被中共无理拒绝。
我们每个普通汉人，对本民族的统治者针对弱势民族的“种族灭绝”，都负有一种道德上的责任，因为我们没有尽到人的责任去维护文明的人性。
毫无疑问，面对一个强大、残暴和危险的政权，弱势民族要改变其受迫害的处境，需要获得来自强势民族里的民众的支持。但是，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海内外不少中国人却站在中共大汉族主义一边，他们拒绝承认中共对维吾尔人残酷的人权迫害，更矢口否认在新疆发生的“种族灭绝”。因此，说明中国人认识中共新疆政策的残酷真相，及其反人类的法西斯性质，是我们应该承担的非常艰难的义务。
我本人的认识经历和德国人的反思
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新疆发生了什么，这不奇怪。我本人曾是中国湖南的大专教师，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流亡瑞典后，一直求学和教书，但在1996年到土耳其之前，我对新疆维吾尔族受迫害的情况一无所知。
那是一次国际人权之旅。国际特赦伦敦总部组织了来自七个国家的人权人士，到关押库德族政治犯的土耳其做巡回的人权演讲，传播国际特赦反对酷刑、死刑，反对拘捕政治犯和良心犯的理念。
当时我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突然惊谔地，面对有三万新疆维吾尔人流亡土耳其这个事实。这才知道，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共占领新疆，维吾尔人就无法在自己的土地上生存，他们被逼得一代又一代地逃亡。这一切，大多数中国人居然毫无所闻。
这之后我回到瑞典，开始接触和采访维吾尔流亡者。1998年11月，我在瑞典采访了维吾尔族领袖艾沙・阿力甫提肯的儿子、旅居德国的“欧洲东土耳其斯坦”主席艾尔肯・阿力甫提肯先生，了解到一部维吾尔族的血泪史。当时我做了访谈录《我们和平的维吾尔人为什么要起义？》
多年来，瑞典接收了不少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难民。在我任教的“母语中心”，有一些维吾尔学生选修我的中文课，我因此对这个民族有了更多的了解。那些维吾尔族流亡者的家庭，比我这样的汉族流亡者承受了更深重的痛苦。即使在自由社会，他们大都是怀着恐惧，在绝望中生活，不敢轻易在海外吭声，因为几乎家家都有亲人被送进集中营。
人们常说“敦煌在中国，而敦煌学在日本”，当今真正的民族学（包括新疆西藏）也绝对不在共产党中国境内。上个世纪初，有瑞典宣教士去新疆，他们学维语一呆就是几十年，回国后著书立说，使新疆的真实历史为瑞典人所知，所以瑞典比较关心新疆人权和集中营的问题。
但是，由于强势民族的民族利己主义，至今很少有汉人去体会和同情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被欺压的痛苦。二战前的德国也是类似情况。
1933年，希特勒上台开始排斥犹太人。由于经济危机，很多德国工人抛弃了左派投靠纳粹。纳粹用强力政府干预经济的方法，解决了失业问题，当时德国不但大资本家，就连一些高级知识份子也支持希特勒，为了德国崛起的“大国梦”，他们默认了希特勒对犹太人实行种族灭绝的暴行。
如此狂热好战的德国民族主义，我们在当今共产党中国再次看到。今天，不但新疆有百万维吾尔人以“再教育”的名义被监禁在集中营，目前气势汹汹的红海也正在淹没原本自由的香港。有预测说，新疆模式的再教育专案和中心，将是北京控制香港的下一步。
二战后，德国知识份子承担起恢复国人感知能力的责任，从放映纪录片开始揭露法西斯罪行，开启了全民反思与检省。每个德国人都反思自己的作为和不作为。经历了这样一个痛苦的过程，一个民族得以在毁灭后获得重生。
当然，德国人反省纳粹的罪恶，是在盟国占领德国之后推行的运动。其时纳粹党团组织已经被摧毁，德国已立法严禁法西斯组织重新活动。纽伦堡审判时，法庭以破坏和平罪、战争罪、违反人道罪对纳粹主要罪犯进行了审判并处以重刑。在这个背景下，德国人集体的反思运动，教育人们认识并警惕人性中的恶，重建了人文主义精神。
没有过不去的坎
但是，当今中国仍在共产党政权的统治下，其对新疆维吾尔族的人权迫害是现在进行时。我们除了要向国际社会呼吁关注之外，也应该对海内外中国人谈种族灭绝的问题，要传播有关人权、人的尊严和少数民族基本权利的知识。只有认识中共当局所制造的罪恶，才有可能制止罪恶。
在我看来，让中国人认识维吾尔人被种族灭绝的问题，要过的坎很多，困难很大。这考验我们最基本的心智慧力。下面是我们要面对的几道坎。
第一道坎是：资讯被封锁，真相被遮罩，导致“无知自信”。
中共严格管制国内所有媒体和自媒体，有关少数民族的新闻被定为更高敏感级别，管制审查手段都极为严厉。不但国内记者面临巨大压力，无法为被迫害的民族发声，就是海外一些亲中媒体也噤若寒蝉。因此，无论是西藏的自焚抗争惨剧，还是新疆集中营的种族灭绝，在整个中国的资讯网络中都仿佛不存在。
这就导致一种“无知自信”。没有接受来自不同角度的多元资讯，公众会对某一片面知识而产生极端的信任。大多数中国汉人在被蒙蔽的懵懂之中，接受了中共宣传的那一套。
长期被遮罩资讯的人一直相信某个东西，就会不自觉地投入太多心理能量。如果突然发现这是假的，他们很难接受事实，会倾向于否认真相，形成心理抵触。这就是很多中国大陆人在看到真实资讯后，仍然为中共的民族政策辩护的原因。
第二道坎是：大汉族利己主义和大一统，形成利益抵触。
非理性民族主义都具有强烈的自私性，使人把本国本民族的利益和价值看得高于一切。民族利己主义具有排他性，对外民族的文化采取拒绝、排斥的态度。
因此，许多中国汉人即使知道维吾尔人有很多泣血的亲身控诉，国际社会有很多调查批评，为了维护本民族的既得利益，他们会产生另一种抵触心理，称之为利益抵触。
为什么说大汉族在中国是既得利益民族，欺压和剥削了少数民族呢？毛泽东于1956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论十大关系》，提及汉族占据了少数民族的土地和资源。
“我国少数民族人数少，占的地方大。论人口，汉族占百分之九十四，是压倒优势。如果汉人搞大汉族主义，歧视少数民族，那就很不好。而土地谁多呢？土地是少数民族多，占百分之五十到六十。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资源很可能是少数民族‘物博’。”
第三道坎是：认识能力、同情心和同理心的缺乏。
人的认知能力包括观察力、记忆力、想像力等。长期受专制政权蒙蔽的人，缺乏认识真相的能力。尤其是新疆的民族迫害属于社会体制问题，涉及复杂的历史和严峻的现实政治，身在国内的人很难搞清楚，这超出多数人的心智水准。
为了提高认知能力，我们需要获取更多的知识和资讯，尽可能公正、客观、不带偏见地去思考。
同时，要认识新疆的种族灭绝，还需要更多的同情心和同理心，这在中国那块缺乏人文主义精神的土地上，是非常稀缺的东西。“同情心”指理解他人的痛苦，这是人类最伟大的品格之一，是道德感、公平正义、理性思考的重要起源。“同理心”则是思考若自己在对方处境，会是怎样的感受。
有了同情心和同理心，我们就有了一个不同的视角，能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在感同身受的基础上，在可能的时候伸出援手提供帮助。只有跨过这一道道坎，我们才能直面维吾尔人被种族灭绝的真相，提出解决办法。这样才能趋近现实人文主义，使汉民族成为一个良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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