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音乐大师的不同抉择
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
【看中国2015年09月03日讯】最近，我重读了朋友几年前送我的一本书《郑延益乐评集》，感受颇深。香港乐评人郑延益被视为亚洲第一乐评人，他曾是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本人又是小提琴演奏家，且文采过人，他竟能以简洁风趣的文笔把复杂的音乐写得引人入胜。我特别对郑延益介绍的两名顶级指挥大师产生极大兴趣：一位是意大利指挥家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1867年3月25日-1957年1月16日，享年90岁），一位是德国指挥家福特文格勒（Wilhelm Furtwängler，1886年1月25日-1954年11月30日，享年68岁）。两人虽相差19岁，但属于同时代同经历的人，他们都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本国的法西斯极权统治。
郑延益评论到：托斯卡尼尼和福特文格勒的指挥风格截然不同，甚至于可以说是相反，却各有千秋。托斯卡尼尼略胜一筹，许多曲子经他指挥才有名起来，是他这个意大利人让德国人知道了德国自己的瓦格纳有多么了不起。
喜欢托斯卡尼尼而反感福特文格勒指挥风格的乐迷认为，福特文格勒不忠于原作，速度快慢随意更改，弹性音速（Rubato）用得太多，还在重拍拍子上把几个动作连在一起，结果是一连串的难以辨认的抖动。郑延益却认为：“一首（音乐）作品之所以伟大，不论大小，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因为它可以允许有各种不同的演绎；当然这个‘不同’是有一定的限制，当年托斯卡尼尼之所以提出来要忠于原作就是因为有些人‘不同’得太过分了。”
郑延益对两位大师的指挥风格评论到：“托斯卡尼尼指挥动作简洁清晰，精准凌厉，犹如快刀切豆芽菜那样简洁清晰，他的指挥棒一挥，对乐队犹如一鞭炸响。他对乐队的控制，他的乐队跟随他的指挥棒一丝不差的整齐如一的演奏，都令人惊叹。而福特文格勒却完全不同和相反，虽然他的控制和技术同样惊人，他的指挥棒经常似乎是在打圈圈，没有明显的拍子痕迹。往往在开始时他指挥棒一拍子慢吞吞地下来，下来到某一程度，才要乐队进来，乐队居然会知道何时进来，真是神奇！他的人本身也似乎是进入催眠状态，他的指挥不仅仅靠他的指挥棒，他的左右手、手指、手肘、眼睛，甚至整个身体都在发出不同讯号，这种指挥风格与托斯卡尼尼的全副精神极度集中注视着整个乐队完全相反。有一次，在某处特别难进入之处，乐队首席要求福特文格勒指挥棒有明显些的指示，要不然实在无法做到整齐进入，他听取了首席的意见，做了，乐队也完美地进来了，还高兴地问他‘好吗？’他答到：‘不好！太直截了当，没意思！’”
读了郑延益的有趣乐评，我急不可耐地去网上搜索这两位大师的录像。看了他们的录像，我还欲罢不能，还想进一步了解两位大师的性格、思想和生活，竟发现他们面对极权暴政时的态度和抉择也完全不同。而批评福特文格勒屈从于暴政的资料在网上较难找到，估计人们太崇拜这位大师，不愿他的不光彩的过去黯淡了他的艺术光环，所以在维基百科上都是一片溢美之言。托斯卡尼尼的资料就相对较多，美国还在1986年专门为他拍了纪录片，把他写成英雄。美国在2001年也为福特文格勒拍了一部电影（名为Taking Sides，中译为《指挥家的抉择》），这部电影对福特文格勒隐含负面描写和评价。
威廉·福特文格勒1886年1月25日出生于德国柏林的一个充满文化气息的家庭，父亲是柏林大学的考古学教授，母亲是一位画家。父母亲为他能够受到良好教育，特意让他从正规学校退学，改聘一些当时著名的学者，如考古学家寇蒂斯、音乐学家莱兹勒等人做他的家庭教师。在这些名师的指导下，福特文格勒受到了全面而扎实的艺术教育。
1906年，二十岁的福特文格勒首次走上了指挥台指挥慕尼黑凯姆乐团，演奏布鲁克纳《第九交响乐》、贝多芬《大厦献礼》序曲及自己的《B小调第二交响乐》等复杂艰深的乐曲，一鸣惊人，从此开始了其指挥生涯。1915年，二十九岁的他担任了曼海姆歌剧院的首席指挥。1922年，柏林爱乐乐团的首席指挥尼基什因病逝世，于是，三十六岁的福特文格勒接任爱乐乐团首席指挥职位。他曾率领柏林爱乐乐团在欧美各地巡回演出，所到之处，欢声雷动，因此名震欧美。福特文格勒的指挥特点是：在指挥旋律时，他不赞成有棱角地下拍，认为那样会破坏旋律的流畅性。
纳粹统治时期，他担任纳粹政府的音乐顾问，积极参与纳粹文化工作和活动，并且参加了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与纳粹高层戈培尔等人交往密切。1942年为庆祝希特勒生日。他在帝国旗下指挥演奏了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对其投靠行为许多艺术家感到悲愤。
战后，美国军事当局开始追查他，定他为“将自己出卖给了魔鬼的天才艺术家”，他和妻子逃到瑞士。经小提琴演奏家梅纽因的斡旋和帮助，盟军审查并批准了福特文格勒在柏林和维也纳“非纳粹化”，同意他可以继续从事他所挚爱的音乐事业，但他不得恢复在柏林爱乐乐团的一切职务，并终身不得踏上美国国土。他很快恢复了演出活动，并分别在德意志留声机公司和HMV（EMI Classics的前身）录下了很多传世录音。
1954年11月30日，正当一个指挥家最辉煌成熟的年龄期，福特文格勒却因病在德国的巴登去逝，享年六十八岁。
福特文格勒的指挥风格被描绘成德国酒神指挥风格，极富浪漫主义色彩。可是，托斯卡尼尼那种客观理性、忠于原意的阿波罗式风格却大大地影响了后世的指挥。
香港乐评人郑延益说：“论指挥，托斯卡尼尼是第一，但是他的唱片没有一张是好的，根本无法与现场相比，尽管录音如此差，他的独有气质仍然能从不完美的唱片中逼人而来。”郑延益还说：“托斯卡尼尼永远是独一无二的。”
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1867年出生在意大利帕尔马市一个贫穷的裁缝家中，他的父亲年轻时曾参加过加里波迪组织的千人红衫志愿军，且深黯音乐，却终身穷困潦倒。托斯卡尼尼从小就显露出音乐方面的特殊天赋，九岁半时，他被位于帕尔马市著名的“皇家音乐学院”录取修习大提琴。父母之所以同意他学音乐，倒不是因为他的音乐才华，而是因为这个寄宿制的音乐学院为品学兼优的学生免费食宿，这样可以大大减轻家庭负担。经过九年苦读，年轻的托斯卡尼尼以最优秀的成绩于1885年夏从帕尔马皇家音乐学院毕业。
毕业后，他在米兰一家当地歌剧院的乐队担任大提琴手。第二年，1886年，他随同该歌剧院在巴西的首都里约热内卢演出，由于乐队指挥在排练歌剧《阿伊达》时，与乐队员发生冲突，突然辞职。眼看公演就要告吹，年仅十九岁的大提琴手托斯卡尼尼毅然登上指挥台，他不看总谱，全凭记忆成功地指挥演出了全部歌剧《阿伊达》，震惊乐队队员和观众，造成轰动。托斯卡尼尼也由此迈出了指挥生涯的第一步。十二年后的1898年，三十一岁的他终于被聘为米兰的斯卡拉歌剧院的首席指挥。
托斯卡尼尼性格孤傲，从不随波逐流。当时的米兰观众对歌唱家比对指挥家更感兴趣。在一次他指挥普契尼的歌剧《绣花女》的首次公演时，观众狂热地要求女主角重演临死前的一段唱，托斯卡尼尼认为此处不宜重演，断然拒绝，因此触怒了观众。后来在1903年一次演出时，有些观众借机对首席指挥的他谩骂喝倒彩，托斯卡尼尼一甩手离场而去。几天之后，他离开意大利去了南美洲。直到二十年后的二十年代初，他才回头，因为斯卡拉歌剧院以优厚待遇重聘他担任首席指挥，并答应了他的一切要求。在他以后担任指挥的八年间，斯卡拉歌剧院演出了许多著名歌剧和歌剧新作。
托斯卡尼尼的记忆力惊人，他每次演出都是背谱指挥，他能够不看谱背奏指挥600首乐曲、歌剧和圣乐等。如果细算乐曲的分谱，以每首乐谱至少有12份分谱而论，实际上他记下了7200首乐曲。一次，就在音乐会开始之前，一位单簧管手焦急地跑到他面前说，自己的单簧管上的一个键突然坏了。托斯卡尼尼想了想说：“不要紧，今晚的整个曲目都不需要那个键。”这神速的惊人记忆把那位单簧管手惊讶得目瞪口呆。
托斯卡尼尼的听力奇佳，能听清每个声部的细节。他对音准要求达到极致，经常为了一丝丝声音的不准而大发雷霆，发怒到当场把自己的袋表扔在地上踩烂，后台总是为他准备足够的后备袋表，所有的演奏家和工作人员都能理解和冷静对待他的火爆脾气，因为他对自己也一样严格，经常是跟自己过不去。一次在排练时，他说单簧管手吹错了一个音，应该是B，不是降B！这位单簧管手委屈地说：“大师，谱子上就是降B啊！”托斯卡尼尼不屑地说，乐谱出版商是个饭桶，你到柏林图书馆翻翻瓦格纳的乐谱，第几页第几节，你就会知道是B还是降B。在指挥《茶花女》、《奥赛罗》、《阿依达》时，托斯卡尼尼会告诉大家说，作曲家威尔第亲口对他怎么怎么说的；指挥《波西米亚人》时，他又说作曲家普契尼是怎么怎么讲的。对于他这种过目或过耳不忘的超人记忆力，谁还能说什么。
托斯卡尼尼不谙人情世故，孩子气十足。音乐家乔奇诺夫讲出了这段故事：有一次他答应去乔奇诺夫家共进晚餐，这可是一项殊荣。席间谈兴正浓时，乔奇诺夫发现托斯卡尼尼突然心不在焉地答非所问，两眼直瞪瞪地看着乔奇诺夫小儿子手中把玩着的两颗磁铁石。乔奇诺夫则知趣地叫孩子把磁铁石送给托斯卡尼尼，偏偏小孩子不懂得父亲尊崇大师之心，就是不肯交出自己心爱的玩具。窘迫的乔奇诺夫把儿子拉到里间屋子，千哄万哄地才把磁铁石哄得交了出来，郑重其事地送给了托氏。以后整个席间，托氏就不停地把手伸进口袋把玩那两块石头。这还不算，回家的路上，托氏突然发现他口袋里的石头少了一颗，立即叫车子再开回乔奇诺夫家，叫出乔奇诺夫，一起在黑漆漆的夜里，四个大男人，趴在乔奇诺夫家门口的地上找石头，直到找见石头大家才都终于松了口气。
他口无遮拦，甚至到了如此地步：他一时兴起举办他的生日宴会，每一个音乐家都以受到他的邀请为荣，可他却借酒在那么多一流音乐家和天皇巨星歌唱家卡鲁索的面前大声说：“歌唱家（singers）都是些除唱歌外什么都不懂的乡巴佬！”站在一旁的天皇巨星卡鲁索对他的话不介意地笑笑。
当时的音乐大师各有互不买账的情况，但所有的大师都唯独对托斯卡尼尼尊敬有加，他政治上刚直不阿、不惧强暴的个性更令音乐家们敬佩得五体投地。
不谙政治的托斯卡尼尼却热衷于民主运动，他曾与墨索里尼是老朋友，都是早期在意大利一起搞民主运动的活动人士。后来墨索里尼转变为法西斯分子，托氏刚开始不明就里，很快就认识到墨索里尼的那些国家社会主义极端观点的危害性，他公开发表声明与墨索里尼断绝关系。后来墨索里尼掌权成了独裁者，以社会福利等迷人口号迷惑了意大利国民，拜其为民族救星，托斯卡尼尼却先见之明地公开指出墨索里尼会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巨大灾难。这还不算，一次他跑到墨索里尼家乡的一个法西斯党徒聚会的酒吧里大骂墨索里尼。1922年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进一步巩固，全国各处都挂上墨索里尼画像，托斯卡尼尼却拒绝在斯卡拉歌剧院悬挂墨索里尼的画像。1926年春，斯卡拉歌剧院上演名剧《图兰朵》，墨索里尼要观看演出，并提出在他入场时，乐队要高奏法西斯颂歌《青年进行曲》。托斯卡尼尼答到：“可以，但要另请一位指挥。”墨索里尼对此大发雷霆，剧院经理和朋友跑来求托斯卡尼尼妥协，他态度坚决地拒不妥协，墨索里尼只好放弃观看演出。虽然墨索里尼对这位老友始终未采取极端行动，但却指使一些法西斯党羽经常责难和滋扰他，监视他的行踪，一度没收他的护照。他的家人朋友们好说歹说地劝动他离开意大利，他先去美国居住，然后开始在欧洲巡回演出。
他巡回演出几乎踏遍欧洲，亲眼看见欧洲局势的危机，看到德国到处弥漫着的浓烈的法西斯气氛，他忧心忡忡。1938年，希特勒吞并了奥地利后，他感到一切都完了，他再也不愿在意大利、德国和被德国吞并的奥地利这三个国家指挥演出了。1938年4月，意大利追随纳粹德国发布了《种族宣言》，开始迫害犹太人。非犹太裔的托斯卡尼尼愤起抗议迫害犹太人，他与十二名指挥家联名致电德国当局反对排犹，他还专门到巴勒斯坦为犹太人义演。他忿忿不平地对友人说：“那家伙（指墨索里尼）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走，愚蠢至极，头脑发昏了，会使我们意大利遭殃的。‘种族法令’是奇耻大辱！”
有一次墨索里尼路过米兰，指名一定要见托斯卡尼尼。几次推脱不成，托斯卡尼尼只好去见他。“老朋友”相见时，墨索里尼滔滔不绝，大谈艺术、政治和人生信仰，而托斯卡尼尼则直楞楞地盯住墨氏身后的墙壁一言不发。最后，墨索里尼终于提出要求，要他加入法西斯党，托斯卡尼尼断然拒绝。
1931年5月中旬，他从米兰到波洛尼亚市立剧院演出，当地的法西斯领导人也要来听音乐会，并要求在开演前先演奏《国王进行曲》和《青年进行曲》。剧院老板早就听说托斯卡尼尼拒绝指挥演奏这类颂歌，于是老板想出一个妥协办法，另安排一个指挥加奏这两首乐曲，并与托氏商量求得他同意。没想到，托氏竟气得把自己的大衣和帽子扔到地上，大喊：“不行！”当地法西斯领导人听说后，明里表示不来听音乐会，暗里却做手脚。在当天晚上演出前，托斯卡尼尼乘车来到剧院门口刚下汽车，就被一群法西斯匪徒突然围住，又打又骂，纠缠不休，演出只得取消。在他乘车回米兰必经的几条主要街道上，法西斯分子又组织了群众游行，狂呼谩骂他的口号。事情发生后，法西斯当局又怕人知道，下令各报一律不准登载此消息。毕竟托斯卡尼尼的名声太大，此事还是传得满城风雨、家喻户晓。为了“消除影响”，在当局的统一布置下，各报对托斯卡尼尼发起了猛烈围攻，给他扣上种种罪名，由墨索里尼弟弟把持的《意大利人民报》写到：“他认为演奏颂歌会亵渎艺术，这是对法西斯党员和意大利人民的纯洁良心的污辱。因此，他们的反应是合情合理的（指法西斯分子对托氏实行暴力——作者注）。（摘自《音乐是不会死亡的》，第129页）”
此后，托斯卡尼尼上了警察局的黑名单，电话全天被监听。不过，这些警察局电话录音却成为战后研究和了解托斯卡尼尼的珍贵资料。意大利作家Giuseppe Tarozzi于1977年写出托斯卡尼尼的生平和指挥活动的畅销书《音乐是不会死亡的》，书中引用的监听资料真实而感人，读者可以由此看到大师真实透亮的人格。他在电话中对人说：“我情愿抛弃一切，包括家庭在内。我要自由地呼吸。在这儿他们会掐死你的！你的想法必须跟那家伙（指墨索里尼）一致！……我可永远也不会和他想到一块儿去！永远也不会！我只是在开始时犯过糊涂，现在一想起来就觉得难为情！（《音乐是不会死亡的》，第130页）”
他的公开态度和言论更加引发意大利各报对他的围剿，官方报纸威胁道“要及时对污蔑法西斯主义和法西斯革命的人采取严厉措施。”意大利驻苏黎世领事公开扬言，应该把托斯卡尼尼抓起来枪毙。1939年夏，七十二岁高龄的他终于被迫别离故土，流亡美国。临走前，他专程回到故乡帕尔玛，来到母校帕尔玛皇家音乐学院，看到已经发黄的自己青年时的照片，老泪纵横。故土难离的他在离国前严正声明，只要墨索里尼一天不倒，他就一天不回意大利。他刚刚到达美国，希特勒出兵侵占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
他对美国并不陌生，1928年他就侨居过美国。这次，他一到美国，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交响乐团（NBC Symphony Orchestra）就与他签约，年薪十万美元，不用交所得税，每周只指挥一场一小时音乐会即可。美国的优厚待遇并不能减轻他对祖国命运的担忧，他知道自己的价值和份量，很快就又积极投入到美国的反法西斯运动中。他经常与流亡美国的意大利抵抗组织成员见面，经济上资助他们，还与其他政治流亡者一起联名写公开信谴责德、意法西斯，他公开支持美国参战，他告诫意大利侨民不要把纳粹政权与祖国混为一谈，他批评与他齐名的德国指挥家福特文格勒投靠德国纳粹的行为，罗斯福总统给他写信对他的正义行动热情赞叹。美国后来为他制作的纪录片《世界各国人民的圣歌》（Hymn of the Nations）中这样说到：“每个星期，神奇的收音机把托斯卡尼尼震动人心的音乐传到千家万户。托斯卡尼尼之所以深得美国人民的人心，不仅因为他作为音乐家的传神才华，更因为他所追求的民主运动。”
他在美国成为家喻户晓的音乐家，他被视为20世纪的世界十大指挥家之首，是现实主义指挥学派的奠基人。他屡次卷入政治漩涡，都是出于良知，没有任何个人私欲和政治谋求。
战争结束后的1946年，他重返祖国，受到家乡人们倾城而出的热烈欢迎。到米兰后，他马上投入到协助修复遭受战火毁坏的斯卡拉歌剧院的行动中，他竭尽全力指挥一系列演出为重建歌剧院募款。1948年底，由于他辉煌的艺术成就和反对法西斯的人格威望，意大利总统任命他为终身参议员，但被他婉拒，他答复说：“我是一个年迈的意大利艺术家，您的这份突如其来的电报使我甚为不安。望您谅解，任命我为终身参议员的决定完全违背我的意愿，因此我不得不十分遗憾地拒绝接受这项荣誉。我讨厌学位、勋章和各种沽名钓誉行为，我希望能谦恭地度过一生。我十分感谢我的国家对我的承认，并为此感到高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愿意为祖国效劳。请您别把我的上述愿望误认为失礼或狂妄……”（《音乐是不会死亡的》，第160页）
他拒绝所有给予他的艺术头衔。他从不自我推销，从不发表演说，甚至经常打断观众崇拜的热烈掌声就进入演奏。他极少反场（encore），他戒除了他的观众的这个习惯。有音乐家评价他说：“这样一个具有独特气质的指挥，在听他的现场时，你却只听到他的音乐，不感到他的人。”
虽然性格孤傲，托斯卡尼尼却在艺术上非常谦卑。在晚年时，他常有速度过快的倾向，由于他对音乐的权威性，没有人敢提醒他。直到有一天，EMI公司（电子与音乐工业公司）的监制人瓦尔特居然当面向他提出批评，在座的人都为瓦尔特捏了一把汗，托斯卡尼尼却平静地说：“如果我年轻二十岁，我一定把我所有的唱片重录，请你做监制人。”
托斯卡尼尼直到战后都不能原谅福尔特文格勒和卡拉扬屈从暴政的懦弱表现。战争结束后，奥地利政府邀请托斯卡尼尼到享有盛誉的萨尔斯堡音乐节担任指挥，他战前曾高度评价这个年度音乐节，可此时他却明言拒绝参加，他回信说：“谢谢，我不来。我不想和福尔特文格勒及冯。卡拉扬接触，他们无疑是伟大的音乐家，但他们曾为希特勒和纳粹分子效劳。（《音乐是不会死亡的》，第146页）”他眼里揉不进沙子的个性至死不变。
1957年1月16日，当他逝世的悲痛消息传来时，纽约所有的电台都中断了正常节目，一齐广播这个噩耗。
读了这两位顶级音乐大师的故事，我为托斯卡尼尼的人格魅力所折服。如今，极权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并存使世界局势更加复杂。遗憾的是，甚至在西方政要中也看不到像托斯卡尼尼这样不顾利益嫉恶如仇的人物了。美国作家安。兰德说：“邪恶是一种倚赖善良维生的寄生虫，只有当好人任由坏人横行时，邪恶才会存在。”当被孔子斥为德之贼的“乡愿”式的不明是非的滥好人随处可见时，当不惧强暴、率真正直的托斯卡尼尼不复存在时，这个世界就分外堕落和危险。因此，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我们更加怀念托斯卡尼尼，因为他不仅是他那个时代不畏暴政的标志性人物，更是我们这个时代不畏暴政的标志性人物。
三妹于芝加哥家中
二0一五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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