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历史文化名城的由来
三，难忘的童年
我家是乡下的一个穷家小户，原住成都县崇义桥乡高家巷村（今已是成都市近郊区）。那里距成都市二十五华里，资讯闭塞，交通不便，来去全靠两腿，去成都称为“上省”。三四十年代的农村，经济上基本是自给自足，吃的粮食是自己种的，菜是自己栽的，穿的衣服是自己织的布缝制的，连点灯照明的油也是用田里的菜籽榨的，只有盐巴是买的。由于农村和城市联系不多，人们很少去成都。除了年尾年头——年尾主要是佃户给主家送土特产，续签来年租约；年头主要是给主人拜年，拉好关系——平常就是偶尔去赶场（北方叫赶集），卖点鸡蛋什么的，买回点农用品和日用品。那时节没有化肥，种庄稼靠的人畜肥。自己积的肥不够时，便去粪堂子购买。
粪堂子散落在成都城门外四周，多由哥老会有势者专营。他们雇了不少苦力，每天去城里厕所和住户掏粪收粪，然后肩挑背驮，车运桶装，运回来倒进粪池，而后论质论价卖给庄稼户。据说春熙路和少城一带的粪最值钱，因那里的人有钱吃得好。这个行业在一九五一、二年“民主运动”中被共产党取缔。粪老板多是黑帮头目，因剥削厉害民愤很大，毙了不少。后改由政府成立肥料公司经管过一段收粪卖肥业务，但不久也消亡了，使得城里人常忧“粪满为患”。后来农户有了颗粒肥和化肥，城里的粪便就通过下水道排进了河里。
我们家附近有三个乡场：崇义桥、天回镇、两路口，场期分别错开。崇义桥逢二五八，距家五华里；天回镇逢三六九，距家九华里；两路口逢一四七，距家十二华里。故赶场大都去崇义桥，少有去天回镇，更难得去两路口。赶场日满街是人，叫买叫卖，乱哄哄，闹喳喳，人挤人，肩擦肩，煞是热闹。乡下人卖的多是鸡鸭蛋，差急钱时才卖点粮食；买回的东西多半是油、盐、酱、醋和花布、洋布之类。女人们将平时织的网篼（套发结用的），每半月拿去找庒头（又称贩子）换点钱，以做零用。赶场除买卖东西外，还会带回省城一些最新信息，诸如谁个官上台，谁个官下台；日本打到哪里了？东西涨未涨？后来便是国共对峙消息，以及一些社会新闻。
翻开我们《黄氏江夏宗谱》，才知道我们是“湖广填四川”一族，又称客家人。客家人的话叫“广东话”（俗称土广东），但这个广东话不是粤语，广东人听不懂，当地人也听不懂，故只能在客家人里面说。比如，爸爸叫“阿爷”，妹妹叫“么姑”飞机叫“飞该”，吃饭叫“卡饭”，我学了半辈子也学不会一句。在我们家宗谱上有这样一首诗：“骏马登程出异乡，任从随地立纲常，年深外境皆吾境，身故他乡即故乡。世代莫忘亲命语，晨昏须荐宗祖香，伏望苍天垂保佑，三七男儿聪明昌。”这里说的“三七男儿”，是指南宋年间，黄氏宗祖振兴，官拜尚书，娶官氏、吴氏、郑氏三妻，生二十一子，后各立门户，散居大江南北。
我们是郑氏一支宗脉。按宗谱排列，我爷是华字辈，父是奕字辈，我是泽字辈。父名黄亦章，有弟兄三人和一个姐姐、一个妹妹。他排行老三，二伯叫黄亦合，大伯叫黄奕龄。他们兄弟三人各有一儿一女。我叫泽荣，姐叫泽芳，二伯的儿女叫泽沛、泽莲，大伯的儿女叫泽民、泽梅。我还有个小名叫润芝，小时候大人都这样叫我。不知为什么，我不喜欢这个名字，十二岁外出学徒时，坚持改回辈分名。“解放后”才知道毛主席有个名字也叫润芝，庆幸我改得早，不然早掉了脑袋——一个小老百姓怎么敢和皇帝名字一模一样？纵然未叫也冲了杀星，所以当了右派，整整被关押了二十三年，与这个“润芝”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因缘吧？
听二伯女儿黄泽莲（我们叫大姐）说：原来我爷爷在城里一家叫同兴公的刨烟店当管帐先生（刨菸店是一种传统行业，就是把烟叶用油渍浸，再榨压成捆状，而后放在木马样的座架上，用锋利的刨子样的锥刀，刨成很细很细的烟丝。此行业现己灭绝不见。）他一生克勤克俭，忠于店主。店里的少掌柜不成器，吃大烟又赌钱，在清宣统年间的一个春节，他赌钱赌输了，强向我爷爷要钱，爷爷不给，他便取出藏在身上的刨烟刀，将我爷爷活活砍死。爷爷死时，我父亲三兄弟皆未成人，奶奶一个妇道人家只能自己生闷气，不久气瞎双眼。好在同兴公掌柜还有点良心，赔了我们家一大笔钱，还将大伯叫到烟号上学手艺，后开设了品中和刨烟铺。二伯在家里种田，只父亲一人读书上学，但无作为。农、工、兵、学、商，我们家占了农、商、学，一步步发展，很快成为小康人家。
“树大分桠，儿大分家”。奶奶死后，他们弟兄三人均成了家，妯娌闹不到一起，便各立门户分家。他们怎样分的？各分了多少钱？做小辈的不得而知。在我依稀的记忆里，那时父亲在成都中北打金街口上开了一家杂货店，号牌叫元利亨。杂货店是两间三进的门面房，有一层楼，紧挨着大伯的品中和刨烟铺，内里是相通的。刨烟铺正处在十字口，东面是打金街，南面是大科甲巷。我家除去门面房外，就是父母那有地板的住室，后是厨房，厨房后有一小间是我和姐姐住的。房间不大，只能摆个双人床，无窗户，光线很暗，全靠房顶亮瓦透光。在我们房间后墙伸出一个角落是毛坑（厕所），与一个十家院坝相连，一株枝茂叶密的葡萄树盖去毛坑一大半。
母亲多病常躺在床上，由一位乡下表姐看护。一天，父亲忽然捶胸顿足大哭，姐姐也哭，说妈妈死了。那时我还不知道什么叫死，只见妈妈长伸伸地躺在床上，紧闭双眼不说话。家里人忙起来，大伯大伯母都来帮忙，先是用竹竿把屋顶瓦拨个小孔，叫放熬；在床前烧纸钱，叫烧倒头纸。然后把妈妈移到一块木版上，一手拿一柳条，一手拿一竹棍穿上的锅魁（北方叫面饼），放进一间空房子里，用被盖捂着，木板脚下燃盏油灯。听大人说，阴间有野狗，要咬新去的人，妈妈手上的柳条是撵狗的，锅魁食喂狗的，油灯则是照路的。还说阴间有十殿，恶人死了会在那里受罪，再也变不了人；善人却可以在那里享福，很快投生去有钱人家。
姐姐一直哭，哭得很厉害，两个眼睛成了红桃子。一次，她拉着我手说：弟弟呀！妈死了，今后我们不知要受多少罪啊！有后娘就有后父啊！可当时我都不理解。后来妈妈被装进一个厚厚的黑漆木盒子里，钉上钉，我和姐姐穿身白衣服，缠着白头帕，罩顶麻冠，手提白纸缠的竹棍，跟着大人，吹吹打打，把妈妈送到城外凤凰山，挖个大坑埋了下去。自此，家里再没有妈妈了。
不久，抗日战争爆发，跑起警报来。
警报分为三个级次：日本飞机一起飞，航空司令部即发出预备警报信号，由警察打出黄布旗，叫大家作好准备；当日本飞机飞临中国上空，安在城墙电杆上的喇叭就发出三长两短的空袭警报；鬼子飞机入川后，那喇叭立即发出三短两长的叫声，是为紧急警报。紧急警报半个小时后，日机便出现在成都上空。它见什么炸什么，管你人和牛，猪与狗，纵是医院也炸。
所以，只要空袭警报一拉响，城里人就提着皮箱，扛着值钱的包袱，没命地往城外跑。有的往树林钻，有的往草堆里爬，有的还口念观世音菩萨，大家唯恐丢命。
为减少拖累，父亲将我和姐姐送回到祟义桥高家巷二伯家，住在当年父母住的那间屋子里。接着，大伯的女儿泽梅也来了，还在高家巷小学读书。不久父亲娶了个姓温的后妈，来乡下看过我们一次。姐姐没叫妈妈，我叫了，她高兴地搂了我。
在距老家不远的东南面，就是埋葬我妈妈的凤凰山，那其实不是什么山，只是些黄泥巴山坡坡。可国民政府很早就在这里修建了机场，停了不少小飞机。一次日本飞机飞来，小飞机未及疏散，结果被炸了个稀烂，失去了这仅有的一点制空权。自此，鬼子的飞机如出入无人之境，想怎么炸就怎么炸。为找准轰炸目标，飞机总是飞得很低，低得来有时可以看见飞机里的人影儿。
炸得最厉害的一次是1940年7月27日（史称7-27空难），48架日本飞机轰炸成都。那天天气特别好，长空万里无点云花花，48架日机在天上一字儿排开，黑压压一大片，遮去半边天空。它去去来来炸了大半天，从少城公园炸到西御街，从西御街炸到盐市口，从盐市口炸到科甲巷，仅少城公园就炸死了几百人，电杆上、树梢上挂满了血淋淋的手哟、膀子哟和足肘子及肠肠肚肚，血淋淋，惨不忍睹。
炸倒的房子不下千多间，昨天的公馆大厦，一下成了片瓦砾。距我们住不远的科甲巷吃了两个炸弹，一家糊纸盒的李姓人家没有去躲警报，公公和媳妇都被炸死了。轰炸后的一片片瓦砾，却成了那些卖打药的、耍把戏的、玩猴子的浪人谋生的场地，日久天长，便称之为“扯谎坝”。
成都人一提起日本鬼子就恨得咬牙。我们细娃有细娃的恨法——用硬纸折成小人人，写上日子鬼子几个字，然后把它丢在茅房里，架上高射机枪扫射（即用小鸡鸡撒尿），真好像出了口心里窝着的气。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空军来华援助中国抗日。距高家巷八里地的凤凰山机场，驻下不少美国兵和美国飞机。每个美国空军人员衣服背上都印有一行字：“来华洋人帮助中国”。这就是陈纳德将军的飞虎大队。从此，只要日本飞机一来，美国飞机就飞上去迎头痛击，常常打得日本飞机屁股冒黑烟，损失惨重，此后日机的轰炸就越来越少了。美国还有一种两个身身、三个脑袋、叫“黑寡妇”的飞机，可以停在天上不动。日本飞机来一架打一架，终于打得它不敢再来，成都也就再不用跑警报了。
有天中午，听见天上响起一阵机关炮，忽见一股黑烟自天而坠，不一会儿人声嘈杂，说一架日本侦察机被打了下来，掉在陈家碾不远处的林攀里。我也跟着大人跑去看。路上看见一个农民拣了一块飞机残片，他一听见天上有飞机响，就急忙把那块东西藏起来，说飞机上的人看得见，会向他讨回。我听后纳闷：怎么飞在天上的飞机，能把地上的事看得那么清楚明白？
到了目的地，那架被打掉下来的日本飞机，碎了一地残片，机头栽在地里，正燃烧冒烟；一个日本鬼子尸体的一条大腿，在火里烧得吱吱冒油作响。老百姓一边看，一边骂：“狗日的、龟儿子、杂种，活该！再来揍死你。”
我往前挤，背枪的乡丁不让。不一会儿开来一辆吉普车，车上走下来几个美国兵，取出相机，对准日本飞机残骸“咔嚓，咔嚓”不停地拍照。看热闹的人竖起大拇指，不停地吼叫：“密司头，顶好！密司头，顶好！”老百姓对美国兵友好，美国兵对老百姓也和善，不断扔糖给大家。
我在老家里住了三四年，印象特深。那是座品字形的院子，有四间住房，外加两个横厅、一个下屋、一个装稻谷的仓库，还有磨房、牛圈、堂屋。院子四周是泥坯土墙，院子前面有座龙门，后面是茂密的竹林，四川话叫林攀。竹林很大很大，竹子又多又密，四季阴浓，走进去不见天日，长年阴暗暗黑森森就像天在下雨。竹林里飞着一种类似蜻蜓的昆虫，绿莹莹的，但头不大尾不翘，俗名“七姑娘”，煞是好看。隔不上三五天，我便要和姐姐到竹林里捞取落叶，背回厨房作柴火。我们的厨房特别大，灶台上有三口锅，一口煮饭，一口炒菜，一口煮猪食，灶口前挂有一个吊壶，二十四小时有热水用；柴房里堆着菜杆、麦杆、胡豆杆以及树干树枝，烧过的灰是最好的肥料。
院子前后都有小河沟，后面那条小河是从董家堰流下来的，水又清又凉，紧绕竹林缓缓前行，有一小段还被圈在竹林里，二伯就放上几块石板作为洗衣服的地方。姐姐每次洗衣服，我总是跟着她去玩水。天热了就光着脚片来叉水，凉凉的心都会冰透。前面那条小河沟很宽，距院子龙门约两百米，是陈家碾流下来的水，水深流急，我从来不敢下去，经常看见有打鱼船在河上打鱼。打鱼人不用网，全靠鱼老鸹和水毛子（即水獭）。他们驾着一叶窄窄的小船，鱼老鸹站在船舷上，打鱼人手一挥，鱼老鸹就钻进水里，不一会儿就把鱼衔上来放在鱼篓里。每衔一次鱼，鱼人就喂它一小块鱼肉作为奖励。水毛子比鱼老鸹厉害，它专门钻到岩洞里把鱼赶出来，让鱼老鸹去衔。
那时候，我每天早晚的任务是放牛，牵着大水牛沿着路边田埂让它啃草，如果是热天还要牵它去滚水（洗澡）。水牛个子大，有一对弯弯的长角，样子很凶但驯善听话。有时我走累了就骑在它背上，它一边啃草我一边看小人书，有点“吹箫牧童横牛背，飞线村姑坐花前”的诗情画意。
二伯脾气暴，家里人都有点怕他，但对我还不错。逢到下雨涨水，就叫我拿上虾耙（一种竹编渔具）和他到河沟里去捉鱼。捉回的鱼很小，全喂了猫。他是庄稼行家，不论抛籽播种，使牛踏耙，栽秧打谷，都是一把好手。他还很会经营管理，精打细算，省吃俭用，从不浪费一个铜板，甚至赶场天也不在外面花钱买口水喝，不到农忙决不雇请短工，是个典型的“狠铜匠”（成都话里的吝啬鬼）。因此，家道逐日兴旺，积攒了不少钱，一下子置成田土。他曾高兴地常常翻着地契看，喜滋滋地向家人说：“我种了一辈子田，现在才有了自己的土地，这东西贼娃子偷不走，棒客（土匪）抢不走，只有不争气的子孙才卖掉。”但不到两年共产党来了，土地改革划成分险些把他划成地主。经他好说歹说和多次查实，最后定为自耕富农，买的那些田土全被征收（按土改政策规定：地主的田产是没收，富农的田产是征收）。他气得半死，常常捶胸顿足说：“那田地是我辛苦大半辈子挣来的钱买的，怎么一下就成人家的了？这世道还有没有天理王法啊！”自此闷声闷气，不久开始大口大口地吐血，后来饿死在“三年困难时期”。死前向儿女们说：“我至死也想不通，为什么勤快人受罪受死，懒人白得好处？”当然，想不通的不是他一人啊！
大伯烟店生意不错，雇了三四个匠师。每年秋冬，他就穿着草鞋拿着雨伞，步行两三百里去什邡县农村收购烟叶，十分辛苦，平时也是没日没夜操劳，1947年累死在家里。他死后大伯娘染上鸦片烟，吃光了家当，所幸的是，后人因此没有当上资本家。
距老房子三个田远的小院子，住着守寡多年的陈三娘。她大儿子被疯狗咬伤了腿，吃什么药也医不好，成日在床上打滚狂喊狂叫。先是把自己的十个指头嚼来吃了，后是乱抓胸口肚子，听说把肠肠肚肚都抓了出来，血淋淋的，断气时简直不像个人样了。此后好长时间我都怕狗，特别怕硬着脖子、翘着尾巴的红眼狗。人说这个样子的狗就是疯狗，不但咬着你会疯，抢了人影也会疯。为什么有疯狗呢？我问大人。大人说，蛇冬眠进洞时嘴里会衔着一个石头，到春天惊蛰出洞就把这个石头吐出来，狗咬了这个石头就成疯狗。不过我总没有想通，石头有那么大的毒么？
在我们院子后面还有个大沙包，听说那儿有鬼。鬼是什么样？大人说与人一个模样，就是看不见脸，走路不见脚。我好生惊奇，就想看看这没脸没脚的鬼。一天晚饭后，我跑出去藏在大沙包芭茅丛中，想看鬼，害得二伯和姐姐找了我好半天。鬼没看见，却挨了顿臭骂。不过许多对鬼的传说，一直留在心里。后来长大成人虽然知道世上没鬼，一个人还是不敢在乱坟坝里走，总覚得那里有鬼！
每年到了“神仙难过正二三”，青黄不接时候，一些穷人总是成群结队拿上口袋、箩筐，到有钱人家抢粮，叫“吃大户”。“吃大户”不犯王法，但不能伤人，不能抢金要银；抢米抢粮也不过就是拿上几升几斗。到了庄稼成熟时候，这种现象自然消失了。我们住的地方离崇义桥的场口不远，乡长宋炳光又是哥老会的大爷，地方上“干人”（即穷人）听他招呼，不敢太难为他。“吃大户”只要吃得不过分，他也就睁只眼闭只眼，“针过得线过得”就算了。
不论怎样说，成都平原留在我记忆中的是一幅画，一组诗，一首歌，刀砍斧凿，深深地深深地刻在心里。抹不去，忘不掉，七十年后的今天仍然如此：春天，油菜花千里金黄，如锦似缎，无边无际；夏天，秧苗碧绿，连天接地，万里一色；秋天，粒粒饱满的稻穗，压地铺天，让人感到丰收的喜悦；冬天，麦苗青青，一地秀色，映得万里长天发蓝泛碧。
成都不但景色优美，而且民风纯朴，邻里亲善，和睦共荣，讲孝重义，崇信守法，相敬如宾，家家如此，户户同一。每年冬至节后，没有不杀年猪的庄稼户；每年正月初二后，没有不摆春酒的村里人。红色春联，威武门神，好一派除旧迎新景色。你请我，我请你，要请到正月破五。大碗大碗的酒，巴掌厚的肉，在桌上劝去劝来，猜拳行令，笑脸张张。大人玩龙灯，小人玩竹簧，一天锣鼓，一地笑声，银花火树一直闹到十五元宵节。
记得1972年，我囚于川南宜宾汉王山劳改茶场。这里虽是一座监狱，面对的却是绿水青山，蓝天白云，只要不是饥寒交迫的时候，往往给人不少遐想。特别是在春寒料峭的星期日，我独坐炉边，一边煨着茶梗，一边双手抱头，看着那茶缸里缕缕上升飘浮的水蒸气。在浓浓的茶香中，不禁想起家乡成都的富饶美景，好似又回到了那遥远而又令人留恋的岁月，曾写下这样
一首诗：
“蜂恋百花人怀情，船行江海柳迎春。
五十年代成都好，笙歌妙舞锦官城。
街市井然有秩序，尊老惜幼乡风淳。
少年勤学壮男奋，遍地都是读书声。
语耻庸俗恶奢侈，言必及义显壮心。
路不拾遗夜少盗，月下惟见笑眼睛。
餐馆锅红鱼肥美，果店主愁糕点陈。
酒肆里巷香满路，肉吊案桌待购人。
公园竹翠鸳鸯椅，情侣依依总销魂。
舞步翩翩轻如燕，笙歌袅袅薄似云。
极目川西八百里，女坐布机男忙耕。
醉里鞭捎催壮牛，荷塘水澈跃千鳞。
红脸村姑飞彩线，光腚顽童戏蜻蜓。
鸡鸣院落鹅唱道，鹰舞长空鸟闹林。
黄谷累累仓胀破，金果灿灿枝压沉。
此景如画非笔赞，难忘当年芙蓉城。”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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