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5年08月01日讯】三国时期，刘备屯兵新野，曹操派兵清剿，诸葛亮在这里放了一把著名的火，史称“火烧新野”。
这个偏处一隅的农业县再度出名，是因为最近一个北大博士的学术论文披露的—161个政治家族把持了该县几乎所有的政府部门。
发现这一现象的，是一个叫冯军旗的社会学博士。35岁的冯军旗为河南汝南县人，2005年考入北大攻读社会学博士。2008年3月开始在新野挂职担任县长助理时，新野为其配备了一个单独的办公室，一辆汽车和一个秘书。冯军旗得以进入新野权力核心，平均每天要让秘书通知三个以上的官员到自己办公室座谈，对于比自己职位高的县领导，冯是到对方的办公室谈。返回北大时，冯军旗的两个大箱子装满了访谈材料，在数百个访谈对象中，有包括县委书记在内的161个党政一把手。
他借“职务之便”收集官员在年龄、学历方面的造假证据，披露该县改革开放以来的虚假政绩工程，甚至搜罗了这个县1013名副科级及以上干部的简历，寻找他们升迁路上的“奥秘”，他还试图还原官场晋升道路上秘而不宣的“上贡体制”与“买官卖官”，并屡次接近“最为隐秘”的纪委官员，考察“摘帽的尺度”，以力图在某种程度上还原这个县乃至更广意义上的基层官场生态。最终写下一部长达20万字的学术论文，名为《中县干部》，对中国县乡干部任用升迁体制进行细致研究，被认为触及了政治领域最核心的地带，但最终引起关注的，却是政治家族。
新野隶属南阳，与湖北襄樊接壤，拥有98万亩土地和78万人口，是传统的农业县，棉纺织业是其经济支柱。
新野共有副科级以上干部1013人，其中副科680人，正科280人，副处40人，正处5人。从籍贯上看，正科级以下基本来自本县，副处级以上多为南阳其他县人。在这个副科以上干部刚过一千的农业县，具有血缘和婚姻关系的政治家族就有161家，其中，产生5个以上副科级以上的大家族21家，5个以下2人以上的小家族140家，这就意味着每十个干部中至少有一个背后有家族势力，有20%的干部属于官二代。
作为中国县域政治的缩影，新野政坛的161个政治家族，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他们形成了怎样的生态和控制模式？
姻亲葡萄藤
冯军旗能搞清楚161个政治家族图谱，除了参阅《新野县志》，《新野年鉴》和《南阳干部名录1949—2000》等资料外，还受到了两个思想开明的干部世家子弟的帮助。
新野21个政治大家族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张家。冯论文中的张家核心人物张泰康，实际是新野原组织部长，政协主席张以彬的化名，张以彬后来在唐河县当过县委书记，从南阳地区劳动局长的位置上退休。其妹张秀彬也做过新野的副县长和政协主席，妹夫则为卫生局长。
张以彬有8个子女，儿子张新生现任南阳海关关长，大女婿张德宝为南阳市旅游局长，二女婿贺利民是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四女婿王庆为宛城区区长。其妹张秀彬的儿子是南阳市急救中心主任，儿媳为宛城区工商局副局长，儿媳的父亲也在新野当过县委副书记和政协主席。张以彬大女婿张德宝的父亲当过新野县城关镇教育组长，妹妹张平岚现在是新野县纪委副书记。
新野张家出来的副科级以上干部有22人，其中一半在南阳市，一半在新野。另一大家族王家的第二代中，有现任的南阳市政府副秘书长，新野县政法委副书记，人大农工委主任，航运局局长等。
除了21家大家族，还有15家4人型，35家3人型和90家二人型小政治家族，这161家政治家族几乎把持了新野大大小小的政府部门。今年，政治家族子弟有向纪委，组织，公检法，县委办等核心部门聚集的趋势，同时向外部延伸。由血缘和姻缘编织的关系网络能延伸到南阳，河南省会郑州，甚至北京。
利用姻亲关系编织关系网是新野官场的通常模式，一个流传甚广的经典例子是：王城（化名）最初是县政府的通讯员，当时县政府一女话务员和县长关系密切，王城千方百计接近她，最终娶了女话务员的女儿，由此和县长接上关系。王随后被提拔上政府办副主任，然后出任某局局长。在局长任上，王城给常务副县长的侄女安排了工作，并鼓励侄儿和该女谈恋爱，成功联姻。常务副县长对王城关照有加，最终让王出任了具有更大晋升潜力的某镇党委书记。
新野在解放后的第一代干部中，以部队转业和工农出身为主，由于子女和姻亲形成了政治家族。对于“政治元老”来说，帮助下一代取得干部身份是第一步，接下来是通过关系网不断介绍子女情况，以提拔重用，冯军旗同组织部长座谈时，就几次遇到“老干部为自己的子女仕途说情”。
南阳组织部一官员如此理解政治家族的形成：“就像葡萄藤一样，顺着架会越长越大，越长越多，同时阳光和水分也更多。”
新野政治家族存在如下特点：
一，不少都是行业内或者系统内繁殖，具有一定的世袭性，比如岳父当过某乡书记，他的女婿后来也在该乡当书记，姐夫和内弟都在组织部副部长的位置上干过；
二，副处级以上的县领导子女一般至少有一个副科，不少还是正科；
三，政治家族的大小和家族核心人物的权利和位置成正比，核心人物权利和位置越重要，家族内出的干部也就越多，同时和后代数量也成正比，后代越多，家族内出的干部也越多。
政治家族最大的问题是形成了地方利益集团和势力集团。该县一位主要领导经常感叹很多措施执行不下去，原因就是地方利益集团的阻挠和反弹，很多时候投鼠忌器，极端的时候自己都可能翻船。
家族子弟和“局外人”
政治家族的垄断，令平民出身的干部的不公平感与日俱增。
冯军旗考察新野官场得出的规律是，普通干部有股级到副科需要8年，从副科晋升到正科需要3年，从正科晋升到副处需要7年，从副处晋升到正处需要7年，也就是说，1名22岁毕业的大学生，三十岁成为副科，33岁成为正科，40岁成为副处，47岁成为正处，然后在正处岗位上再干几年退休，只有极个别的能成为副厅级干部，这就是大部分县乡领导干部的政治生命历程。
但这只是理想的状态，现实中能实现这一历程的官员屈指可数，熬了几十年才混到一个虚职副科职位的大有人在。一位1983年参加工作干部用了20多年时间，只是把乡里的各种委员干了个遍，而一同上班的政治家族子弟早成为副处级，进入领导核心。
该干部抱怨，每次干部调整，他都被列入提拔名单，但“总是被有背景的人顶掉”，一开始，领导会安慰自己还年轻，以后有的是机会，后来又拿出如“群众基础不够”等借口，意指需要花钱跑要才能调整职务。
据传新野官场的行情是，根据升迁级别的大小从1万元到5万元不等，即使跑送无背景的干部也不会调到理想职位，基本在虚职圈内打转，比如从宣传委员调为组织委员。乡镇副科升到正科有8个隐形阶段，从小到大依次为：综治办主任，工会主席，人大副主席，乡镇长助理，武装部长，党委委员，副乡镇长，乡镇党委副书记，很多平民子弟会耗尽半生都走不出这八个阶梯，而干部子弟基本能够通过“小步快跑”跳跃到正科位置上。正科向上升迁的通道是副处，这里又依次排出县政府党组成员，县长助理，副县长，统战部长，宣传部长，政法委书记，组织部长，纪委书记，常务副县长，县委副书记等十几个隐形阶梯。有背景的政治家族成员可在短短几年内完成跳跃，最后异地调动在另一县担任正处实职（书记，县长，人大主任，政协主席）。而平民子弟抱怨，这道大门几乎已对他们完全封闭了。
政治家族子弟仕途上的畅通，使得平民子弟干部感觉不公平。一位乡干部第N次失意后，将自己关在书房内，整整一天都在苦练书法，未曾进食。
以下是政治家族子弟的晋升实例：
李姓官员有二子，长子初中未读完辍学，被安排到检察院当司机，干了几年后又借调到财政局作一般工作人员，在这一期间，李又运作关系更改了儿子的档案，花钱买了个大专文凭，用聘干的指标将其转化为干部身份。因为新野人都知道其只上过初中，就将其调到南阳市，从某区办公室副主任一路干到现任区长。李的次子中专毕业，通过研修大专的方式取得了干部身份，先安排到一个乡当一般工作人员，经三年历练，作为第一梯队推荐副科人选，进入干部圈子，后借调南杨某市直机关。几年之后，回新野担任一正科实职不在话下。
上述运作模式，可用一句经典的新野土语进行概括——“磨活”，意指多方运作，穷尽关系网而求得上升。
随着部分章节被媒体摘引披露，这篇已经完成一年有余的论文进入公众视野。三农”问题专家于建嵘说：论文“道出了中国县乡政治的实情。”有评论称：这份基层政治研究论文，为中国未来的改革路径选择，提供了一个真实而残酷的考察样本。基层官场到底有多真实、多残酷？
1、吃喝，官员非常重要的工作之一
冯军旗首先到一个乡挂职副乡长。他下到乡里后，接连两周时间，乡里领导班子的十几个成员轮番为新到任的副乡长接风，酒量只有一两的冯军旗吐了半个月。有人偷塞给他两盒“速效救心丸”和“丹参滴丸”，并解释说，这是“官场必备良药”。曾兵以为，接风宴肯定不用个人买单，而如此的热情宽待背后，说明了吃喝已经成为官场的常态，否则，速效救心丸和丹参滴丸怎么能成为官员保护自己身体的“必备良药”呢？茅台等高档酒轮番涨价，中国成为奢侈品消费大国，其中的原由大概就不说自明了。
2、形象，官员绝不能混同于老百姓
在好心人的提醒下，冯军旗特意买了两件有牌子的衣服，同事笑着说：“哎呀，冯博士你这个穿着才像副乡长嘛！”次年改任县长助理，他迎来了一个秘书、一辆黑色的桑塔纳3000轿车以及一套100多平方米的三居室。官员应该是什么样？在澡堂子里，都脱得光光，分不出哪个是官，而穿上衣服就不一样了。过去的军官是四个口袋，现在官兵就更加分明。冯军旗短暂的为官经历告诉我们，官员绝不会混同于老百姓，官的样子是衣服装扮起来的，是车子、房子等待遇抬举起来的，是前呼后拥捧起来的，像杨善洲没有样子的“傻”官真是太另类了。整天想着样子、待遇，还有精力为老百姓做点实事吗？
3、成熟，上下有人才是政治上成熟的表现
某乡党委副书记通过曾任政府办主任的公公做了县委书记的工作，但竞争对手却将招呼打到了同省的政协主席那里。落败后的她说道“我真是政治上不成熟，不知道潜规则的重要性，认为光从下面推就行了，没想到还需要上面有人拉你。”官员职务晋升历来都是个变数，在没有最后敲定之前，就可能发生令人无法想像的N种变化。曾兵以为，“上拉、下推”不乏抱怨的成分，但其形象比喻说明，官员的选拔任用与百姓无关，百姓喜欢没有用，基层推举也起不了多大用，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看上面有没有人。有些人就是因为被领导“看上”后，才进步很大、很快，上面的集中打压了下面的民主。
4、年龄，官员越活越年轻
有一次，冯军旗与一个科级干部聊天，当问及年龄时，这个干部脱口而出：“你问我档案年龄还是真实年龄？”按照简历上的年龄倒推，这位干部9岁就当上了民办教师。在年龄与岗位挂钩的硬性标准之下，官员让自己越来越年轻，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和趋势，从与坦荡的一问一答中可以发现，更改年龄已经成为官场公开的游戏规则。在为官即有特权的现实情况下，只要官员在其位，无论是否谋其政，但有车坐、有烟抽、有酒喝“一个也不能少”。难怪了，很多官员都挖空心思让自己年轻，再活上五百年，原来是想为党和人民多工作几年。
5、入党，上升通道中必备的敲门砖
相比于年龄“杠杠”，党员身份更是为官必不可少的基础。在中县的官场中，70%以上的县领导在25岁以前就已入党，而非党员干部普遍被视为“政策官”，不但没有车子待遇，还受排挤。曾兵在想，当面对党旗，信誓旦旦的宣誓时，有没有扪心自问过，你究竟是为了谁！曾兵不禁怀疑有些官员，入党到底是终生的信仰，还是以求上位特权的敲门砖？如果把入党当成晋升的台阶、上升的通道，这样的官员还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吗？
6、学历，党校是官员“文凭批发基地”
年龄要合格，政治要过关，学历当然也要过硬。在中县，各级党校被很多干部戏称为“文凭批发基地”。被称为“中专一代”的正科级一把手们，大多从这里取得在职教育的本科文凭，为升迁“扫除障碍”。当学历成为官员晋升必须跨过的一道坎后，党校作为官员培训基地，有的公然制造批发“假的真文凭”，无论是什么学历、什么成绩，只要能交上学费，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混到一张本科、研究生甚至更高的文凭，为此，政府部门里突然变得“人才济济”。奇怪的是，拥有一大批高水平官员政府部门，在有些地区却连群众的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
7、实力，有财权的官员提升快
冯军旗对中县近10年来的副处级升迁轨迹观察发现，不少县委县政府领导都是从乡镇党委书记中产生，却没有一名是从县直机关一把手中产生；在一次干部调整中，一位到民政局做副局长的财政局党委委员就大倒苦水，说某领导把他踢出财政局，是“往死里整他”。曾兵以为，县直一把手根本拼不过乡镇党委书记，说明乡镇经济迅速崛起为建立维护上下层关系提供了财力支撑，使当政官员有了更大的话语权；而官员宁可不进步也要死守在“富衙门”，说明岗位的不同直接决定了“权力的多寡”，在制度不健全、不落实、不规范的条件下，管钱管物的位子，总是拥有着比别人更为优越的地位。
8、追逐，对权力的顶礼崇拜
在现行体制下，县委书记的权力高于县长。中县有人戏称，只有县委书记算官，别的都不算官。2008年冯军旗初到乡里的时候，每逢时任县委书记视察，乡政府的领导班子都要列队欢迎。有旁观者感慨：“咱们中县的皇帝来了。”在中县，如果县长接任不了县委书记，那他的仕途就算到顶了。当地管这叫做“没干成”。在如此的百般献媚县委书记之下，说明权力的诱惑力有多大，主政官员在组织内真是九五之尊、一言九鼎啊。
9、霸道，悖逆“一把手”是死路一条
中县有一个叫张南国的中县公疗医院前院长。一次在路上看到为农业开发计划而栽的苹果树，张院长随口说：“陈书记真是胡球整，咱们县气候能长苹果吗？”几天后，这句话传到了时任县委书记陈遵义的耳朵里，陈当即叫来卫生局长，限他在3天内免掉张南国。老人家曾说，言者无罪、闻者足诫。如今却是不同，小民胆敢说个不字，官员大有“斩立决”的霸道。闲时莫谈国事，背后莫论人非。上学老师告诫说：“人言似箭，岂可乱发，一入人耳，有力难拔”，曾兵一直牢记于心。陈书记这“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做法，在当地一定为权力的霸道拿分不少。
10、送礼，官场的一道独特风景
一次，计生委的一位副主任升任其他部门的一把手，冯军旗前去祝贺，发现他的办公桌上摆满了罗盘、地球仪、铜牛等礼品。后来，冯军旗才知道礼物各有寓意：罗盘象征掌好舵，地球仪象征前途远大，铜牛则象征稳健及对麻烦制造者的威慑。每逢中秋或春节，县领导们便摇身一变成了送礼者，去市里，去省会，甚至去北京。在这些“常规动作”之后，真正的关系运作往往发生在晋升之际。曾兵身边圈外人，这一次算是窥见了官场送礼的几点门道。一是要有寓意，祝贺前程远大，步步高升。二是逐级向上送，一直送到北京城。三是要把握好关键时期。曾兵想像着这一送来送去的景象，真是好不热闹。
11、政治，一张血缘与姻缘构筑的族网
冯军旗在深入调研后发现，在这个副科级及以上干部仅有1000多人的农业县里，竟然存在着21个政治“大家族”和140个政治“小家族”。在这个庞大的“政治家族”网络中，一些秘而不宣的潜规则变得清晰可见。有的官位“世袭”，或是几代人，或是亲属连续稳坐同一官位；有的裙带提拔，凡是副处级及以上领导干部的子女，至少拥有一个副科级以上职务；普遍的规则是“不落空”现象，干部子弟们的工作会随着单位盛衰而流动。更为可怕的是，政治家族之间并不割裂，往往以联姻或者拜干亲的方式不断扩大，“几乎找不到一个孤立的家族”。如此的门当户对，如此的龙生龙、凤生凤，除了阻断草根百姓的上升通道之外，政治家族化恐怕会使官场生态更恶劣。
12、反腐，“隔墙甩砖头、砸着谁是谁”
冯军旗在对1993年以来中县被查处的正科级及以上干部名单进行统计后，他发现经济问题占了干部问题的一半以上，但蹊跷之处在于，其中却没有一起涉及跑官卖官问题。曾兵从已经曝光的冯军旗论文点滴内容看，纪委办案别有门道，也要遵守官僚共同体内默认的潜规则，进行有选择、有区别的规避。一是，封锁“上贡”通道，在本级查办中只认定收，不认定送，对于超出职权范围的“上贡”不予认定。二是，对于已曝光且影响大的问题是一定要查处，但官员都在“非法化”的生存状态，纪委如何切割取舍成了一门技术。三是，领导保或不保成为办案的大前提。一位纪委领导还透露，真正被“摘帽”官员大概可分为3种，一是贪腐问题严重，二是重大责任事故，三是处处结怨，得罪人“太多太苦”。对关系“生死存亡”的反腐败这一重大问题，怎么成了讲究拿捏精准的技术活呢？反腐败或许真验证了那句戏言：“隔墙甩砖头，砸着谁是谁”。
13、女人，官员玩女人算个屁事
冯军旗在调查中发现，中县1950~1978年查处的干部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作风问题，而近年来一个有趣的演变趋势是，实际发生越来越多，但被查处的越来越少。自2005年以来，中县没有一名干部因为作风问题被查处。2000年，大门镇人大副主任状告镇长将其强奸，司法机关最终的判定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这种现象在诸多腐败案中也可以看到，贪官被纪委请去“喝茶”之后，供出情人是他们最为爽快的事。重庆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文强被“双规”后，就主动讲述一些强奸少女、玩女明星的过程。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也是首先自己供认，与其有染的女干部、女公务员多达两位数。曾兵奇怪，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官员把玩女人看成是屁事呢？
14、“圣人蛋”，抨击腐败者为官场所不屑
两年的调研让冯军旗深感困惑，“越是与干部晋升有关的制度，越是失灵和异化。明规则与潜规则并存，大家心照不宣。”他对一个郁郁不得志的县委党校副校长印象深刻。这个“明显被边缘化”的干部痛恨腐败，还常在公开场合抨击官场弊端。在私下，干部们不屑地称他为“圣人蛋”。中国传统文化中，圣人指知行完备、至善之人，是“才德全尽”之人。在圣人后面加个蛋是什么意思呢？曾兵百度了一下，原来“圣人蛋”是河南的特产词汇，用于形容那些脑子里缺根筋、行为上欠火候、装模作样拿腔拿调、不按规矩出牌、无法以常理度之的人物及行为。反腐败者成了“少根筋”的异类，这就是带领百姓奔小康的官员吗？
冯军旗在论文的引言中写道，“县乡干部，作为中国干部队伍中数量最大的一个群体，其状况直接关乎国家的稳定与改革的推进。”“改革开放30年中，基层中国的政治精英是个怎样的群体，这个群体的内部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他们内部又有着怎样的政治生态和游戏规则？”曾兵知道最底层的草根百姓怎么想，曾兵想不明白的是，我们尊称的父母官咋变成了这副德行？
回到学校的冯军旗，已不再是中县的干部，也没有了专车与秘书。敞亮的三居室变成了10平方米的集体宿舍，菜单变成了学生饭卡，“冯县长”也变回了“冯同学”。冯军旗称，他“确实失落过好一阵。”然后不好意思说：“不然为什么那么多人想当官？”曾兵在想，假如官员没有特权，还会有人为此打得头破血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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